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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2（第1页）

卷五（2）

８、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详检文字苏辙言：（案：《栾城集》载《条例司乞外任奏状》云：右臣近蒙圣恩，召对便殿，面赐差使，仍奉德音，不许辞避。伏自受命於今五月，虽日夜勉强，而才性朴拙，议论迂疏，“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案：《栾城集》此下有云：伏惟陛下创制此局，将以讲求财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协力之人以备官属。而臣独以愚鄙，固执偏见，虽欲自效，其势无由。）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论不同事件，（案：《栾城集》此下有云：苟陛下悯臣孤危，未赐诛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案：《栾城集》此下有云：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励驽钝，以酬恩私。臣无任瞻天请命，激切屏营之至。）上阅辙状，问：“辙与轼何如？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臣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时事，何以反为异论？”（《纪事本末》卷六十二、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苏辙以书抵陈升之、王安石，论遣使按求农田水利徭役之失。又曰：“发运之职，今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令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必贵，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此均输之说，辙所未谕也。《常平条敕》纤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亏欠，法度纷纷，何至如此！况钱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於民，荙之则官将何赖？青苗之说，辙所未谕也。”且乞补外任，遂授河南府推官。又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所载辙书，前后多从删节，今据《栾城集》补录全书云：辙顷者误蒙圣恩，得备官属，受命以来，於今五月。虽勉强从事，而才力寡薄，无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喻。每献狂瞽，辄成异同，退加考详，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僣冒，聊复一言。窃见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以为方今职司守令，无可信用，欲有兴作，当别遣使。愚陋不达，窃以为国家养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内，兴利除害，岂待他人！今始有事，辄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议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实。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谓功效可以立成，人怀此心，谁肯徒返？为国生事，渐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馈之烦，民受更张劳扰之弊，得不补失，将安用之？朝廷必欲兴事以利民，辙以为职司守令足矣！盖势有所便，众有所安。今以职司治民，虽其贤不肖不可知，而众所素服，於势为顺，稍加选择，足以有为。是以古之贤君，闻选用职司以责成功，未闻遣使以代职司治事者也。盖自近世，政失其旧。均税宽恤，每事遣使，冠盖相望，而卒无丝毫之益。谤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异此？至於遣使条目，亦所未安。何者？观课农桑，垦挌田野，人存则举，非有成法。诚使职司得人，守令各举其事，罢非时无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赋，不夺其力，不伤其财，使人知农之可乐，则将不劝而自励。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将使使者何从施之？议者皆谓方今农事不修，故经界可兴，农官可置。辙观职司以下劝农之号何异於农官？嘉祐以来方田之令何异於经界？行之历年，未闻有益。此农田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天下水利，虽有未兴，然而民之劳佚不同，国之贫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国之富以兴水利，则其利可待；因民之劳而乘国之贫以兴水利，则其害先见。苟诚知生民之劳佚，与国用之贫富，则水利之废兴，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无渐，人不素讲，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将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实无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之於民；不得於民，其势将求於中野，兴事至此，盖已甚劳。此水利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徭役之事，议者甚多。或欲使乡户助钱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与齐民并事。此三者，皆见其利不见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谩之患。今乃荙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辙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今国家设捕盗之吏，有巡检，有县尉，较其所获，县尉常密，巡检常疏，非巡检则愚，县尉则智，盖弓手乡户之人与屯驻之客军异耳。今将使雇人捕盗，则与独任巡检不殊，盗贼纵横，必自此始。辙观近岁，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於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乡户旧法，革去无馀，雇人之责，官所自任。且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为两税，取大惓十四年应于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旧，柰何复欲取庸？盖天下郡县上户常少，下户常多，少者徭役频，多者徭役简，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间。今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助役，上户则便，下户实难，颠倒失宜，未见其可。然议者皆谓助役之法，要使农夫专力於耕。辙观三代之间，务农最切，而战陈田猎，皆出於农。苟以徭役较之，则轻重可见矣。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方今虽天下无事，而三路刍粟之费多取京师银绢之馀，配卖之民，皆在城郭。苟复充役，将何以济？故不如稍加宽假，使得休息，此诚国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复役已久，议者不究本末，徒闻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遂欲使衣冠之人与编户齐役。夫一岁之更，不过三日；三日之雇，不过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无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较之三日之更，则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复加哉？盖自古太平之世，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其力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以为责之以学而夺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难兼，是以不取。柰何至於官户而又将役之？且州县差役之法，皆以丁口为之高下。今已去乡从宦，则丁口登降，其势难详，将使差役之际，以何为据？必用丁，则州县不能知；必不用丁，则官户之役比民为重。今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租佃田宅，断买坊场，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与民皆役，则昔之所禁皆当废罢。罢之则其弊必甚，不罢则不如为民。此徭役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又闻发运之职，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达。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与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世，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於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才智方略未见桑弘羊之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惟利是嗜，以辙观之，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於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甚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议者不知虑此，至欲捐数百万缗以为均输之法，但恐此钱一出，不可复还。且今欲用忠实之人，则患其拘滞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则患其出没难考。委任之际，尤难得人。此均输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常平条敕》，纤悉俱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敛散既得，物价自平，贵贱之间，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增亏，法度纷纭，何至如此！而况钱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於民，荙之则官将何赖？此青苗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凡此数事，皆议者之所详谕，明公之所深究。辙以才性朴拙，学问空疏，用意不同，动成违忤，虽欲勉励自效，其势无由。苟明公见宽，谅其不逮，特赐敷奏。使辙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选贤举能，以备僚佐，两获所欲，幸孰厚焉！《东都事略苏辙传》：安石欲行青苗，辙曰：“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恐鞭閧必用，州县不胜烦矣。”安石曰：“君言有理。”自此不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言与安石合，法遂行。安石召用谢卿材、侯叔献等八人，欲遣四方，访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辙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奏除河南府推官。改著作佐郎书，佥书南京判事。）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吕公著荐程颢授太子中允兼御史悰行，上章论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道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於曲径之中，而卒不与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而求霸则霸矣！”案：《宋史·本纪》：八月辛酉，以秘书省著作佐郎程颢、王子韶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悰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附五月下，盖脱书“八月”二字，今依《宋史本纪》附此。薛应旂《通鉴》、毕沅《通鉴》云：颢自晋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将退，必曰：“频来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不饰辞辨，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帝尝使推择人材，颢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及弟程颐为首。又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帝尝召颢，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帝以为得御史体。居职数月，章疏屡上。又论时务十事，大略以为：“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理物。圣人之所以必为者，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急，在讲求设施如何耳。”帝嘉纳之。又案：《明道文集·论王霸之辨疏》：“霸则霸矣”句下，又有云：二者其道不同，则在择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若毫釐，缪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於道而莫之奭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为玉也。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尧、舜之资，处尧、舜之位，必以尧、舜之心自任，然后为能充其道。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駮杂之政，乃以壹曲之见，幸致小康，其创法垂统，非可继於后世者，皆不足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讲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后行，则或出或入，终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后。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后，后其所先，皆不可以适治。且志不可慢，时不可失。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於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书》所谓“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后可以有为也。古者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诚以谓不得其人而居之，则不若阙之之愈也。盖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岂圣贤之事，而庸人可参之哉？欲为圣贤之事，而使庸人参之，则其命乱矣。既任君子之谋，而又入小人之议，则聪明不专而志意惑矣。今将矫千古深锢之弊，为生民长久之计，非夫听览之明，尽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胜之乎？或谓：人君举动，不可不谨，易於更张，则为害大矣。臣独以为不然。所谓更张者，顾理所当耳。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谨莫大焉，岂若因循苟简，卒致败乱者？自古以来，何常有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将大有为而反成祸患者乎？愿陛下奋天锡之勇智，体乾纲而独断，霈然不疑，则万世幸甚！又：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氾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戊申，河徙东行。《河渠志》一：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襃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戊子，张巩奏：“上约累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静乾宁等州军水患。又使御河、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则漕运无壅遏，邮传无滞留，塘泊无淤浅。复於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岁减费不可胜数，亦使流移归复，实无穷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尝无患，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闭口修堤，工费甚夥，所当预备。望选习知河事者，与臣等讲求，具图以闻。”乃复诏光、茂则及都水监官、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议上。八月己亥，光入辞，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曰：“东流、北流之患，孰轻重？”光曰：“两地皆王民，无轻重，然北流已残破，东流尚全。”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柰何？”光曰：“上约固东流日增，北流日减，何忧改移。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惟当并力护上约耳。”帝曰：“上约安可保？”光曰：“今岁创修，诚为难保，然昨经大水而无虞，来岁地脚已牢，复何虑。且上约居河之侧，听河北流，犹惧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上约苟存，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使分为二流，於张巩等不见成功，於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於山东，故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帝曰：“防捍两河，何以供亿？”光曰：“并为一则劳费自倍，分二流则劳费减半。今减北流财力之半，以备东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视之。”时二股河东流及六分，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蔊之。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庚子，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张巩等亦奏：“丙午，大河东流，北流浅小。戊申，北流闭。诏奖谕司马光等，仍赐衣、带、马。时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汎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玉海》卷二十二：熙宁二年八月五日己亥，光言：“禹分九河，汉酾二渠。河顺则为患小矣，河并为一则劳费倍，分为二则费减半。张巩等欲塞二股北流，恐费大而功不成。”十四日，巩言：“北流已塞。”辛亥，诏闭断北流。《传家集》：二年十月七日《乞优赏宋昌年劄子》云：“臣闻国家大政，在於赏罚，若赏罚明当，功无不成。臣去冬奉敕与张茂则相度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当时都水监丞宋昌言建议，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滩上置立上约，擗栏水势，令入东流，候向去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闭断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诸州军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寻具此利害奏闻。蒙朝廷听许，令修置上约。自后昌言同列提举修生堤者，以策非己出，百端沮毁，以为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并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阙上殿所言，陛下所亲闻也。赖陛下圣明，断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约。今秋擗栏得水势一并入东流，其北流寻已闭断。虽颇漂溺，损近东沧、德等州民田庐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军，蒙利亦为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谓之无功。今若与同列称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赏，臣窃恐当官之人睹之无所沮劝。况昌言因去岁职当在外，河决枣强，独夺一官，今若止复旧官，则是众人受赏而昌言独不得赏也。设使向者修置上约不成，或背了二股并入北流，其同列岂肯分昌言之罪？伏望圣慈察昌言建议之功，特与复旧官外，更与董役之人等第别加酬奖。庶使向云用心向公者，知朝廷必不负之也。”取进止。

１、九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九月甲子朔。）丁卯，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籴常平、广惠仓及赈贷事。今详比年灭伤赈贷多出省仓，切以为省仓以待禀赐，尚若不足，而又赀以赈贷，此朝廷所以难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十五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故爱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仓赈贷。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豫给，令随税纳斛斗，（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一此下有“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八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灭伤，亦许次科收熟日纳。（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一“次科”作“次料”。）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害，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六十八。）因可迁官。劝诱今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如修。盖人之困乏，常在於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於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案：原作“籴”，误。）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赴时趋事，而兼？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抑民豪夺之意也。旧制：常平、广惠仓专隶提刑司，缘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藉转运司应副，乃克济办。乞委转运司提举，仍令提点刑狱司依旧管辖，毋得别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诸路钱穀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次於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仓转移法。其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於夏秋未熟以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召民愿请仍常，以半为夏科，半为秋科。”并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执政，出一卷书付条例局曰：“此青苗法，诸君熟议之。”以检详文字苏辙力言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广廉者，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於陕西漕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安石遂请行於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寻乃置河北、陕西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命广廉等为之。条例司又请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结，随纳斛斗；其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纳钱者，皆听从便。仍遣官提举，从时诸路常平、广惠仓钱穀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乃复推行其法於诸路。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王安石独奏事，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何如？”安石曰：“颢所言自以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卖祠牒所剃者三千人头，而所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又案：毕沅《通鉴考异》云：《宋史·食货志》：“河北转运司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於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之河北，安石乃决意行之。”《苏辙传》同，《东都事略·苏辙传》亦作河北转运王广廉。《宋史·王广渊传》，庆历中，上曾祖家集，诏官其后。广渊推与弟广廉，而自以进士得官。是广廉乃广渊之弟。熙宁二年四月，遣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广廉其一也，不闻为河北转运。且陕西、河北各一漕司，河北转运岂得散钱陕西？盖广渊欲行青苗，援李参之事以请，遂讹为行之陕西。安石尝言广渊力主新法而遭劾，刘庠故坏新法而不问，是知附会青苗者广渊也，非广廉也。窃以《长编》考之，毕氏此说恐未足据。《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丁未原注引司马光云：王广廉在河北，民不能偿春料，乃更俵秋料。又五月丁巳日，京东转运使、工部郎中、直龙图阁王广渊为河东转运使，曾公亮初欲差权，王安石以为广渊在京东宣力，当正除。据此两人事迹，本不相蒙，且广廉此时已为河北、陕西提举官，而广渊则於二年犹知齐州。三年始由京东改河东，是广渊非特未至陕西，更未尝为提举常平、广惠仓官。二年在齐州条奏置义仓，是正月辛卯二十三日事可考。义仓是储积，青苗是放散取息。据《十朝纲要》：二年七月乙丑，罢义仓法。则广渊所行之义仓，本与广廉不同。《东都事略》及《宋史食货志》、《苏辙传》本不误。毕氏乃专据《王广渊传》以疑《东都事略》及《宋史食货志》、《苏辙传》，恐非也。盖《宋史王广渊》偶误，而《食货志》、《苏辙传》犹见其真。况《宋史》无广廉传，又安知广渊传非广廉传之误作广渊乎？《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作广廉，洵为不误，而毕氏《通鉴》、徐乾学《通鉴》，凡广廉尽改广渊，恐失考。）

２、己巳，召御史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纪事本末》此条上书二年二月甲寅，初开讲筵。而此条接书，不更系月。据《玉海》卷二十六云：熙宁二年九月戊辰，开讲筵。己巳，召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钱氏《朔闰考》：九月甲子朔，己巳初六日。考《宋史·本纪》，公著为御史中丞在六月丁巳日，二月尚未为御史中丞。《纪事本末》上脱书“九月”二字，今依《玉海》附此。又按公著为御史中丞，《纪事本末》不载。邵伯温《闻见前录》云：王荆公与吕申公素相厚，荆公尝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荆公荐申公为中丞，欲其助己，故申公初多用条例司人作台官。既而天下苦条例司为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荐申公为中丞，其辞以谓有八元八凯之贤。未半年，所论不同，复谓有驩兜、共工之奸。荆公之喜怒如此。初未尝有以罪申公也，会神宗语执政吕公著尝言韩琦乞罢青苗钱，数为执事者所沮，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荆公因用此为申公罪。除侍读学士、知颍州。）

３、辛未，条例司请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李常，前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王汝翼为检详文字官。（案：条例司检详文字旧用苏辙、吕惠卿。时辙出为河南府推官，吕惠卿擢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故更请以李常、王汝翼为之。至熙宁三年，常亦言青苗不便，而王汝翼亦辞检详条例官。）殿中丞、知免句县张复礼，前明州司法参军李取之为相度利害官。（《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壬申，光州团练使向经为濰州防奭使知陈州。是时上方以政事试练天下之材，下至布衣疏远或州县吏，有以片言小善不知其人而超擢不日至侍从者。至宗室戚里恩泽之家，则所以秩序平进，拘以岁月，少所徼冀。经由是亦颇不欲，以才自见，请外补。故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宋史向经传》：神宗以经女为皇后，进光州团练使。）

４、乙亥，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六十七。）上曰：“朕尝问王存以兵费，乃言‘臣不曾讲兵书’。”因问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当择边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练，仍鼓舞其州民使各习，则后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种古等数人，臣略与语，似皆可付一州。臣因与古言：‘今边州有兵五千处，若止拣留三千，仍以二千人衣粮之费。今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习兵战，则可以战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上言太祖付边将事，安石曰：“今有可胜太祖时。并边民户口蕃息，所恃不尽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令边将得自拣择训练如太祖时，则尤易以待敌。”上言：“五代时方镇皆豪杰，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须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时方镇岂皆豪杰！如罗洪信，乃是众人求主不得，大呼於众：‘谁能为节度使者？’洪信出应募，遂立以为帅。然其能独保一镇者，以其任事，得自专故也。今朝廷待边将，拘制之法令，将此边军令募兵出於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臣以上岂可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上极以为然。（《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长编》卷三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制。原注：云：二年九月十二日，即此条。彼文可参考。）

５、太子中舍刘琯提举陕西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十月己巳，琯擢官。原注：云：琯为陕西常平在二年九月十二日。）

６、丙子，条例司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已行於京东、河北、淮南三路，访闻诸路民间，多愿官中支贷。乞令司农寺遍下诸路转运司，如有便欲施行，即具以闻，当议迁置提举官。”诏可。（《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７、壬午，（案：此下银铜坑冶、市舶事，《纪事本末》与丙子常平事接写。《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辛亥，向言米额。原注：云：九月十六日可考。又丁丑，上批：薛向指挥。原注：云：九月十六日，诏兼银铜坑冶事。《朔闰考》：是月甲子朔。十六为壬午日。今据增。）条例司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使莫肯为，课入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辨。请令发运使、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锡冶坑、市舶之事，条具利害以闻。”原注：此以上据本《志》增入。乃（案：“乃”字与下“从之”不贯，恐是“乞”字之误，亦疑或有脱文。）诏发运司薛向、副使罗极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从之。上手诏向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向既兼总九路财赋，即奏：“移用金穀，要当不失事机。如响应声，远近一体，则功利易集，而民亦受赐。今九路监司鲜能协力，徒害成事，请辟置本司官属，分隶诸路，参举政众事，纠其弛慢不职。凡财货轻重，郡县丰凶，山泽之利废兴，府库之积虚实，可以周知其数，以通有无。”从之。於是置勾当公事官九员，分领九路。凡移用财赋，兴置坑冶、茶矾、酒税、钱监、造船、雇籴、辇运等事。先是，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讬风水沉没以灭迹，而官物以故湿恶陷折者，岁不减二十万斛。至向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相检察，而旧弊悉去。（《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编年备要》云：时饶州、江、建等州，递年额铸钱一百五万贯，并额外增剩钱。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云：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时谓之“市舶使”。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官吏或侵渔，商人就易处，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尝并泉州舶船，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之。）

８、甲申，知海州怀仁县曾布转著作佐郎。（《长编》卷二百二十五：熙宁四年七月壬辰日，御史杨绘奏疏云：“熙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布转著作佐郎。”据以辑入。案：《宋史·曾布传：布，南丰人。学於兄巩，同登第，调宣州司户参军、怀仁令。熙宁二年，徙开封》。此云转著作郎，与《传》少异。）

９、是月，上谕枢密院：“沙门岛罪人数多，及广编配，罪人多即窜还，令与中书别议伏立法。”且欲复行肉刑，吕公弼以为不可。退而上疏曰：“臣议见韩绛尝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亦以为然。绛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又何不可？况尧、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人之论，不达时变。自汉文感二妇人之言罢肉刑，而天下归仁，逮今千馀年，一旦用之，必骇四海观听。况古虽有肉刑之法，在尧、舜》之世亦未尝行之。《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尧、舜之世，用流以宽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则五刑无所施焉。臣愿陛下上法尧、舜，下体汉文，无取迂儒好古之论。陛下病今之犯刑者众，臣愿审择守臣，宣布惠爱，使民各得其所，则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一骇而动，后虽欲全抚之。未易安也。”上纳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陕西转运副使蔡挺再知渭州。（《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二月，挺为枢府。原注：云：挺以治平四年四月自庆徙渭，熙宁二年九月再任。案：《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二月辛巳，挺措置盐弊。原注：云：二年三月丙寅改陕副。盖挺於治平四年四月自庆徙渭，熙宁二年三月改陕副，二年九月又由陕副再任渭也。今据两注辑入。）

１、十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午朔。）丙申，开府仪同三司、行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冬十月，富弼累表以疾求去，上勉从之，以使相出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上意不乐其去故也。弼将去，言於上曰：“此见亲旧，乃知人情大不安。所进用者多小人，诸处地动灭变，宜且安静。”上问弼曰：“卿去，谁可代卿？”弼荐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默然。考范忠宣撰《富公行状》：八月，以疾辞位，除判河南，复得请判亳。邵伯温《闻见前录》云：熙宁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举常平仓赵济言公沮格新法，落武宁节度及平章事，以左仆射判汝州。徐乾学《通鉴后编》：王安石专权自恣，弼度不能争，移病不入中书，久遂辞位。章数十上，许之，曰：“卿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加检校太师，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诣阙，即除司空兼侍中，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帝意不乐故也。）

２、改绥州为绥德城。其知城以下防讬兵官使臣，委郭逵选差把截，堡铺守奭兵马器械等，并从长处置以闻。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寨门二寨，还以绥州。（案：《涑水纪闻》卷十一云：韩缜与夏国之臣薛老峰议於境，老峰曰：“苟得绥州，请献安远、塞门塞基。”又案：议在元年五月丙戌。）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缜诘夏人曰：“二塞之田何如？”夏人曰：“安有遗人衣而留领袖乎！”缜信之。秉常既受封册，遣使来交二寨。逵令主管机宜文字赵禼往受之。夏人欲二寨、绥州同日交。逵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后还绥州。夏人曰：“二寨，寨基是也，何地之界有？”（案：《宋史郭逵传》：遣其属赵禼、薛昌朝与夏使议，惟言寨基，禼曰：“二寨之北，旧有三十六堡，且以长城岭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书固在也。”虏使惊不能对。）禼曰：“若不得地界，但将此二墙墟安用之？”因言：“绥州与之亦用兵，不与亦用兵，边备未可弛也。”时已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愿以死守之。”藏其诏不出，具奏，乞召禼赴阙询之。（案：《涑水纪闻》卷十一云：枢密院劄子下鄜延，令追绥德戍人，迁其刍粮不尽者焚之。经略郭逵以为夏虏心欺绐，俟得安远、塞门，然后弃绥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虏曰：“所献者塞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闻。）上得奏大惊，顾谓文彦博等（案：《涑水纪闻》卷十一云：上怒甚，以让文潞公。）曰：“不知绥州今存否？”亟问之，彦博等皇恐。即降诏云某月日指挥不得行。诏至，僚属皆惊曰：“前诏云‘何未之见’，何也？”逵徐出示之，皆叹服。（案：《涑水纪闻》卷十一云：时赵禼掌机宜，於经略司求前劄不获，甚忧恐，逵乃出示之。禼曰：“此他人所不敢为也。”）逵乃以前诏上言绥州具存，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襃逵曰：“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於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纪事本末》书十月，不系日。据《宋史·本纪》、毕沅《通鉴》作丙申初三日，故附此。）

３、戊戌，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仍赐姓赵名怀顺，以其防讬绥州日久故也。（《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４、上问节财如何，王安石对以减兵最急。上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惟别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习兵，则兵可省。”先是，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受，徙之淮南。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於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遽行也。”於是上问升之：“退军事，当时二府与密院众商量否？今卻皆争论以为难，此乃是合退作剩员优假之，故别立等有何所伤？”公弼言：“臣不比他人立事取名，恐误陛下事；若二十万众皆变为之，柰何？”升之具论祖宗旧法，曾公亮曰：“为之当有渐。”王安石亦云，上曰：“但执政协心，不煽动人情自无事。”安石曰：“公弼来陛下处言，止是临事而惧，固无所害；若退以语众，乃为煽动人情。”上曰：“柴世宗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止是简汰。然柴世宗精神之运，威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济事而无侮败。”龙图阁直学士陈荐言：“大臣建退军之议，损禁兵月廪，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师，祖宗之制。所以重内轻外，其来已久。人情既安习，一旦辇徙去国客食，卒伍众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旧。”上从之，卒罢退军议。（《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制。原注：云：二年十月五日可考。当即此条，彼文亦可参考。）

５、壬子。（《长编》卷二百八：治平三年四月初三日丙戌，王猎对亲亲之义。原注：熙宁二年十月壬子可考。案：原文已佚。）

６、己未，夏国使者罔育讹来谢封册。王安石曰：“今既封册，秉常宜坚明约束，勿令边将生事，妄立城堡，争小利害，自作不直。”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以陈升之同平章事，上问司马光曰：“近相陈升之，外议如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风俗何以更得醇厚！”上曰：“升之有才智，他人莫及。朕知其才智足典军政，今任之为相，欲辅政治之阙失，必能胜其任。”光曰：“升之才智，诚如圣旨，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昔汉高论相，以王陵少赣，陈平可以辅之，平智有馀，然难独任。真宗用丁谓、王钦若，亦以马知节参之。”上曰：“然升之圆甚，朕已戒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至矣，彼坚欲去，盖以所言不用，与同列不合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论及吕惠卿，光曰：“惠卿恁巧，非佳士。”上曰：“应对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案：《太平治迹统类》及《宋史·本纪》均作丙申日。《太平治迹统类》於“何以动人主”下又云：因论台谏天子耳目，当自择其人。上曰：“谏官难得，卿更为择其人。”光退，而举学士陈荐、史馆苏轼、集贤校理赵彦若、职方员外郎王元规。《宋史文彦博传》云：二年，相陈升之，诏：“彦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彦博下，以称遇贤之意。”彦博曰：“国朝枢密使，无位宰相上者，独曾利用尝在王曾、张知白上。臣忝知礼义，不敢效利用所为，以紊朝制。”固辞乃止。

又：台官许请对，从张戩、程颢之请也。如有请对，并许直申邠门上殿。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丙辰，诏御史请对，并许直申邠门上殿。《太平治迹统类》云：监察御史悰行张戩、程颢言：“每有本职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先候朝旨，既许上殿，伺候班次，动经旬日。倘遇朝政或阙及外事有闻係於几速不容后时者，耳目之司虽不应急陈闻不可得也。伏睹天禧诏书，或诏令不允，官曾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诛求无节，冤滥未申，并委谏官奏论，宪臣弹奏，是盖台谏之职。言责既均，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何独宪臣隔绝殊异？欲乞令朝廷使依谏官例牒邠门，即许登对。”诏三院御史及悰行有公事？许直申邠门上殿。

仁和张大昌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