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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十四2（第1页）

卷五十四（2）

宗社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继有辽国，克绍前休，以慰遗民之思。方今总兵於外，宜有西南招讨大帅之助，云中留守尚书愿忠佐之，一德协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国之势，竭力拥卫，何有不成！谋事贵断，时不可失，惟金吾图之！书不尽言，已令萧仲恭、赵伦面道委曲。天时蒸染，更冀保绥。谨白。”毕沅《续通鉴》载此事於是年七月萧仲恭还金时。陈桱《通鉴续编》、徐乾学《通鉴后编》与王宗沐、薛应旂《续通鉴》追叙此事於是年八月金人分道入寇时，并止萧仲恭、赵伦二人，与《要盟录》合。《宣和录》：上遣吴敏至驿，慰劳萧庆，始令开户。庆见敏，即恸哭投地。敏令左右扶起，以上意存问之，谓之曰：“本朝皇帝以金人渝盟而来督责金帛，群臣不忍，故请留大使於此。皇帝以大使本契丹懿亲，奉使而来，元非得已，谓大使良苦，遣敏奉候。”庆泣谢，因阳骂金人反覆无信义。始与臣国约和，取其金帛，而竟灭之，乃立异姓，称藩臣之。国王，契丹外孙也，强见逼立，非其本意，每言天皇创业逾二百年，一旦沦亡，未尝不泣。今大朝诚能赐与誓书，约为兄弟，如先朝南北故事，愿归约国主举兵相应，上以报大朝之赐，下以复国家之仇，破金必矣。即大朝迟疑不决，本朝孤弱，惟其所制，中原之难，未有既也。敏心喜以为诚然，退奏庆言如此，因请赐余睹书，今庆斋去。又案如堵本书十月六日作余睹，《靖康遗录》亦作余睹，毕沅《续通鉴》作伊都，《十朝纲要》作余堵。《金史》入《叛臣传》作耶律，其姓也。《宣和录》、《靖康要盟录》、《北盟会编》称耶律金吾，金吾其官也。

１、五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寅朔。）丁丑，王师与金人战於榆次县，制置副使种师中死之。（《靖康要录》十二月十九日附载种师中死於五月五日，为庚午，与此差三日。《东都事略》、《宋史·本纪》、薛应旂、王宗沐、毕沅《续编通鉴》系并丁丑，与此同。）初，斡离不师还，抵中山、河间两镇，兵民固守不肯下。肃王、张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说谕，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边诸郡亦然。（案：《续宋编年通鉴》系此数语於二月，今删去不取。）师中因此进兵逼金人，金人出境，粘罕之师至太原，太原亦坚壁固守，虏兵围之，悉破诸县，为锁城法困之，使内外不相通。（案：《续宋编年通鉴》云：锁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筑城环绕，分人防守，使内外不相通。）虽姚古进师，复隆德、威胜，（案：李《十朝纲要》：是年三月庚寅，姚古复隆德府，辛卯，复威胜军。又《宋史·本纪》、薛应旂、毕沅《续通鉴》同。）扼南北关，累出兵，有胜负而不能解围。（案：李《十朝纲要》：是年四月丙辰，姚古与粘罕战於关南，败绩，退保隆德府。）於是诏师中由井陉道与古相犄角。师中进次平定军，复寿阳、榆次诸县。时粘罕以暑度隰，（“度隰”，《靖康要录》作“度井陉”）会西山之师於云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觇者以为兵散，将归告於朝廷。大臣信之，从中督战无虚日，使者项背相望，诏书以逗挠切责师中。师中读诏叹曰：“逗挠，兵家戮也。吾结朆兵间，今老矣，忍以此为罪乎！”慨然赴，坠崖下而死。将士退保平定军。《纪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续宋编年通鉴》云：师中乘胜复寿阳、榆次等县，有轻金人之意，又辎重赏军之物，悉留真定，不以随行。金人乘间訩突诸军，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赏射者，而随行银碗只数十枚，库吏告不足而罢，于是士皆愤怨。又尝约姚古、张灏两军同进，二人不至，师中与虏战於榆次，裹创力战而死。观此，则其咎不仅在督战者矣。陈桱《通鉴续编》及封有功《编年》、《靖康小雅》诸书载此互有详略，并录附此，以俟考证。陈《鉴云》：师中五月辛未抵寿阳之石坑，为金将完颜活女所袭，五战三胜。回趋榆次，至杀熊岭，去太原百里。兵沚甚，敌知之，悉众攻右军，右军溃，而前军亦奔。师中独以麾下死战，自卯至巳，身被四创，力疾斗死。“活女”，毕《通鉴》作“和尼”。《金史》有传，娄室之子也。封氏《编年》曰：先是，师中被诏，以兵裹送大金令归。至大名府，复被诏以所统兵救援太原。遂自天长发平定军，至寿阳县，凡数百里间，未尝见一金人。师中以为金人知师至，悉已遁去，而我师肆行，未尝被坚执锐，五兵之具，悉委傔从负之。将至石坑，有报前军已到石桥，至太原止二十里。中军至石坑，军垒未屯，有报榆次县路金人贼马将至。师中曰：“必金人残零归将。”著令后军去收捉，转刻之间，金人大至，我兵未措手，閒铁骑来訩，奔溃被伤，不可胜数，师中遂殁，幸脱兵将十无二三矣。《靖康小雅》曰：时许翰同知枢密院事，昧於兵机，以峻文绳公，不容顷刻。公方欲规画所宜，并待饷馈稍给，方乃鼓行，而许翰督责益急。公太息曰：“事之不济，天也。我何爱一死，不报国也！”乃由土门下井陉至榆次。金人先屯兵县中，公遣击走之，遂入县休士，时军中乏食三日矣。战士日给豆一勺，皆有沚色。翌日，贼遣重兵迎战，招安巨寇杨志为选锋，首不战，由间道径归。前军参谋官黄友战没。胡骑四集，官军溃散，公独与亲兵小校数百搏战，左右以名马援公，请俱遁去。公谢曰：“吾大将也，事至於此，不当求生，尔曹亟去，无撄贼锋。”公遂力战而死。《靖康要录》：九月三日，臣僚上言：“窃闻昨者出师河东，大将种师中全军陷没，兵威挫衄，太原之围，至今未解。抑贻睿圣宵旴之忧，益壮戎虏凭陵之势，忠义之士，愤懑切齿，曾不知本兵之地实有以致之也。师中老成持重，号为名将，练达虏情，洞晓军律。拥万之众，出援孤城，所当料敌制胜，临机应变，以图万全之利，必不轻举妄发，以侥倖速战之功也。同枢密院事许翰，轻躁寡谋，而好谈兵，辄以逗挠不进，移文督责，令出师以赎过。师中素刚，不受迫促。翰从中制之，所不能堪，忘其万死，以决一战，卒至败绩。陛下虽已知其尽忠，然师中含恨地下，而翰之罪曾未暴白，臣实痛之。使翰百辈在朝，何所云补，而失一师中，所係甚重。谨按，翰终始蔡京之门，指天誓日，结为死党。陛下践阼之初，反除御史中丞，未尝以一言及京、攸之恶，而与僚属议论，即委曲开谕，以一身庇之，又欲使其僚不复言，闻者莫不愤疾。首荐蔡氏族婿陈求道为台属，求道以告讦得罪。虽陛下灼见其奸不复用，士论尤为不平。躐迁枢府，艰难多事之时，移病谒告，累月不出。今者尚以延康秘职，出殿近藩。且翰在言路，则党恶庇奸以欺君，在枢府，则妄作生事以误国，迹其罪状，夫岂胜诛！伏望睿断，重赐窜斥，以为怀奸罔上之戒，少赎师中将士九泉之冤。”奉圣旨，许翰落职宫祠。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五月，募民输财助军。案：《靖康要录》手诏在四月。《四史朔闰考》：是月丙寅朔。二日乃丁卯也。又案《宋史·本纪》、毕沅《续通鉴》亦系并丁卯，惟《北盟会编》作庚午，与《要录》差三日。《要录》：二日手诏曰：“朕嗣承丕绪，夙夜兢惕，思所以抚绥四海，惠养元元，以为无穷之计。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将起天下之师，以振国威，然而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方今积弊之后，朕虽痛自刻励，罔敢汰侈，罢斥浮冗，粗给经费，其於师旅之用，诚未有以赡之也。昔汉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师赖以济。今朕上为祖宗社稷之重，将以定中兴之业，下为亿兆苍生之众，将以图休息之期，此忠臣义士协济艰难之秋也。应天下士民上户有能推其财穀赢馀以佐军兴者，仰州县听其自愿，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别项储蓄，专以充募兵养士之费。具数申枢密院，各以名闻，朕将等第推恩，以为忠义之劝，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又杨时请罢王安石配享孔子。案：《宋史·本纪》及李《十朝纲要》：是月戊辰，诏追夺王安石王爵，罢配享孔子庙。又案《宋史·本纪》、薛应旂、王宗沐、毕沅《续通鉴》亦并系戊辰。《靖康要录》杨时上言在五月三日，亦即戊辰也。《要录》：时又为陈过庭所劾，诏并与外任监当。今并附录於此。五月三日，右谏议大夫杨时言：伏见蔡京用事二十馀年，蠹国害民，几危社稷，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绍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其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廷。而京之所为，自谓得安石之意，使人毋得而议，其小有异者，则以不忠不孝之名目而痛加窜黜。人皆结舌，莫敢为言，而京得肆意矣。然则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臣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之甚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败坏其心术者，不可屡数。姑即其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以明之，则其为邪说可见矣。昔神宗皇帝尝称美汉文惜百金以罢露台，曰：“朕为天下守财耳！”此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正宜将顺。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尧茅茨、土阶，未尝天下以自奉。其称禹曰“克俭于家”，则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尧、舜之道。其后王黼、朱勔借其说以应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号为享上，实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说有以倡之也。有释《凫鹥》守成之诗，于末章则以谓“以道守成者，役使群动，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孰弊弊然以爱物为事？”夫《凫鹥》之五章，特曰：“凫鹥在亹，公尸来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饮，无有后艰。”自古释之者，未有泰而不为骄、费而不为侈之说也。安石独倡为此说，以启人主之侈心。其后蔡京辈轻货妄用，专以侈靡为事，盖祖此说耳。则安石邪说之害，岂不甚哉？臣伏望睿旨断王安石学术之谬，追夺王爵，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不为学者之惑，实天下万世之幸。奉圣旨，王安石合依郑康成等例，从祀孔子庙廷，令礼部改正施行。五日，御史中丞陈过庭奏：臣闻太学、贤士之关，礼义之所自出。今也学官相诟于上，诸生相殴于下，甚者诸生奋袂而竞前，祭酒奉头而窜避，败坏风教，一何甚耶！且朝廷之大臣，进退出处，理常也。学正冯楫扬言以为是，博士雷观痛诋以为非。喧争纠讦，甚于街童巷妇之相詈辱者。除本台见行体究外，不识学徒何所取法乎？《五经》之训，义礼渊微，后人所见不同，或是或否，诸家所不能免也。是者必指为正论，否者必指为邪说，此乃近世一偏之辞，非万世之通论。自蔡京擅权，专向王氏之学，凡苏氏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近罢此禁，通用苏氏之学，各取所长而去所短也。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论王氏为邪说，此又非也。致使诸生集众，直造祭酒位次，欲见而诋之，时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时中斋生姓叶者，党王氏之学；止善斋生姓沈者，党苏氏之学，至相殴击，其人稍众，庠序事体，固当如是耶！臣伏望圣慈裁酌，如祭酒杨时偏见曲说，德不足以服众，学正冯楫、博士雷观，轻浮争竞，大失生儒之体，欲乞指挥，并行斥责。又诸生鼓倡集众为首之人及两斋相殴击者，亦乞下所隶根究姓名，重行屏斥。庶几朋党不立，争讼不生，而使学者乐道向方，不陷于**辟，岂胜幸甚！奉圣旨，御史台差官体究。既而诏并与外任监当。陈桱《通鉴续编》云：中丞陈过庭、谏议大夫冯澥上疏诋时，乃罢时。祭酒时因乞罢谏职，诏改给事中。时力辞，遂以徽猷阁待制致仕。

又种师道驻滑州，以老病乞罢。案：李《十朝纲要》系此於壬申，《靖康要录》於是月十二日书种师中死事后连书师道乞罢。十二月为丁丑，而壬申则初七，死日也。是师道乞罢在师中未死之前，《要录》恐误。

又赦河北。案：《靖康要录》是月九日有赦河北制文。九日乃甲戌也。又《宋史·本纪》、毕沅《续通鉴》亦并系甲戌。《要录》：九日制曰：“朕躬承慈训，嗣守丕基，涉道未深，为日尚寡。属戎虏之侵轶，遍河北而驿骚。赖宗庙社稷之灵，驱犬羊而尽矣。繄将帅士民之力，保金汤之屹然。三关底宁，万寓胥悦。推舜嗣位，历试诸艰，而天付予，庶其在于此。有惭否德，乃缵文武。爰念黎元遭焚劫之忧，师旅竭转输之苦，丁壮勇于扞御，老弱疲于给军。田野萧条，既失耕桑之候；体骸撑柱，或罹锋镝之灾。痛在朕心，罪非尔众。宜敷庆泽，用释艰虞。应河北路州军德音到日，死罪减等，馀无轻重并赦云云。呜呼！信顺获助于天人，克平祸乱；赦宥取法于雷雨，期共恩休。咨尔一方，体予至意。”

又师中讣闻，上哭於禁中，赠使相，官其子孙二十人。姚古屯威胜军，帐下统制官焦安节妄传寇至，以动军情，师溃于盘陀，退保隆德。安节劝古遁，故两郡皆溃。古及安节还阙，李纲召安节，斩於琼林苑内，姚古窜广州。案：《靖康要录》：是年六月三日，李纲为两河宣抚。二十五日，赐御筵饯李纲於琼林苑。二十六日，李纲犒军讫，斩乐州都护、统制熙河路军马焦安节於琼林苑。李《十朝纲要》饯李纲在六月庚申，斩安节在六月辛酉，均与《要录》合。姚古安置广州则在壬戌，盖二十七日也。《三朝北盟会编》姚古责授节度副使，广州安置在六月二十八日癸亥，与《纲要》差一日。《靖康要录》：是年六月二十七日，御史中丞陈过庭奏：“周世宗战于高平，斩败将何徽、樊爱能等七十馀人，军声大振。如世宗者，政事宪度，虽未尽善，至于用师果决，诚可为后世法。臣谨按，河东制置使姚古虽本将家，其实畏懦，素无战功。所以登坛持节者，唯以名马宝货鬻于童贯之门，滥被恩赏，以至於是。然荷国厚恩，不思报称。自太原被围，古提重兵于威胜、隆德，逗留数月，未尝寸进。及种师中以忠勇自奋，而古违期弗应，遂致师中失利，此古可斩之罪一也。虏人方围太原，未有一骑一卒敢窥南北关；自师中失利，古即退师威胜，士庶叩马恳诉，愿共守奭，古乃夜半遁去，致使威胜之民，扶老携幼，毙于道路，哭泣之声，振于山谷，此古可斩之罪二也。古既退师，其部将又妄言于众曰：‘国家已割太原与金人，我辈可以南归。’于是役夫、般运、粮草、器甲及民众在厢者，悉委弃而去，此古可斩之罪三也。兴师之初，有效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缚伪守倅以献，不血刃而得一郡。古乃掩其功状，不以实奏，致此十五人者止于赐帛，士气不扬，抱戈不战，此古可斩之罪四也。当伪官之守隆德，存恤其民人，保护其妇女，贼锋敢犯，立斩以徇；又闭贼兵于他所，不许妄出，请于粘罕，遣还其兵。自言先世乃汝、颍间人，深有效顺之志，一旦缚至军中，古若如韩信之师左车，李愬之释李祐，太原之围自此可解，乃贪冒功赏，献图于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斩之罪五也。人有上党道中见大刀巨斧凡数十辈，拥骑而载妇人者，云是将官宠妾，军中妇人，不可胜数，人无斗志，士气不振，此古之可斩之罪六也。古欲退师，无以发端，忽有统制官焦安节厉声而前曰：‘虏骑迫近，何为尚留于此？’古既不能斩安节以慰众心，即从其言，领众宵遁，实古之谋假于安节耳，此古可斩之罪七也。樊、何一失，而世宗斩之，古有大罪，可斩者七，其可恕乎？近日如统制官张师正、王从道，畏法逃窜，已试之军法，如此特小者耳。斩一姚古则主威立，斩一姚古则军声振，斩一姚古则四夷知畏，岂但能解太原一方之围而快龙德士庶之愤而已哉！伏望特赐睿断，明正典刑。”奉圣旨，姚古责授节度副使、廉州安置。又《九朝编年备要》“子孙”下有“族属”二字。《北盟会编》：种师中死，年六十八，侄沔招魂，奉柩至京师。上哭於禁中，亲制祭文云：“吁嗟虎臣，公尔忘身。”遣内侍张实致祭，赠蔊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官其子孙族属三十人，功德院赐名“旌忠”。二子：濬、潜。师中既死，朝廷议失律兵将之罪，中军统制官王从道朝服斩於马行市；副统制张师正统胜捷兵方屯大名，劄下，知大名府李弥大斩之，众遂溃，后为韩世忠招降者是也。又李《十朝纲要》：五月乙未，姚古与金人战於盘陀，兵败，遁还隆德府。在师中死后十九日。《三朝北盟会编》在五月十九日甲申，在师中死后七日。

又下戒厉诏。先是，谏议冯澥言：有公论，有中道。公论天下所同，而中道万世不易。祖宗之法与元丰之法择其可者行之，诸经古注与安石新议择其善者而从之，何必此之是彼之非。诏榜朝堂，御史李光驳之，不听。右正言崔鶠奏：冯澥乃熙、丰人才之一也，自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谄佞矣，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矣，绍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绍述开边而胡尘犯阙矣，此用熙、丰人才之效也。於是降诏。原注吕中曰：自二月金人退师，至十一月金人复入寇，宜上下协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而朝廷方争结党与，台谏方追论前事，士大夫争法之新旧，辨党之邪正，鼓为烈焰，涨为洪波而已。夫虏之退师非吾德足以感之，吾力足以制之，特以二酋之势未必胜，恐为吾勤王之师所乘耳，故退师以误我，使吾志怠而师散，然后彼可以得志。而一退之后，吾之上下相与称庆，迎上皇于东南，散西师于关陕，勤王之师尽归诸道，宰执、台谏之论，其号则不弃三镇，其实则不救三镇也；其辞则以为内修政事自可攘夷狄，而其实则籍口以治不急之务也。国家待虏大抵急则谋之，缓则忘之，岂独靖康哉！案：《靖康要录》：六月二日有崔鶠奏疏，李光劄子，随即降诏。据《四史朔闰考》：六月丙申朔。二日为丁酉也。冯澥两疏则在五月，今并附录於此。五月十日，左谏议大夫冯澥言：臣闻太学者，道义之所由出，风化之源，贤士之关也。博士讲明训迪于上，子弟切磋琢磨于下，委委蛇蛇，人无异论，此诚大学之盛也。国家自崇、观以来，行贡试之法，而乡举里选，徒蹈虚文。自是士失所守，而太学教养之法，一切不振。士不自重，务为轻浮，博士先生狃于党与，各自为说，无复至当，煽以成风。附王氏之学，则詀诋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学，则讥诮王氏之说，风流至此，颓敝莫回，兹今日之大患也。比者朝廷罢元祐学术之禁，不专王氏之学，陛下固欲中立不倚，六经之旨，惟其说通者取之，其谬者舍之，不主于一，此固甚盛之举也。臣访闻太学，校试去取于其上者，或主一偏之说；守经肄业于其下者，或执一偏之见，上下哓哓，甚非陛下开设学校教养多士之意。臣又闻臣僚上言，乞罢安石配享，而谓安石之说为邪说。朝廷从言者请，罢安石配享而列于从祀，此固公议所在，其谁以为不然。若言者以安石之说为邪说，则过矣。安石之释经固不能无失也，夫孟子所谓息邪说者，谓杨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说便同杨朱之言为邪说，则复当禁之，此所以起学者之谤而致为纷纷也。士之担簦负笈，赴于天子之学以就教养者，非特欲以进取爵禄为心，亦愿其所养所学与操守者何如耳。今科举在迩，为士者若引用王氏之说，有司怀私，便为邪说而黜落之，则其利害所係甚重，臣固不得不论也。臣愿陛下明诏有司，训敕中外，凡学校科举考校去取，不得专主元祐之学，亦不得专主王氏之学，或传注，或己说，惟其说之当理而已。倘有司辄敢以私好恶去取者，乞重赐斥责，庶使天下学者晓然无惑，而庠序多士得以安其心矣。奉圣旨依奏。十三日，左谏议大夫冯澥奏：臣闻天下有公论，有中道。公论者，天下之所同；而中道则万世而不易。熙宁、元丰及元祐以来，人无公论，治失中道，不偏于此，则偏于彼。天下弊于变更，士夫困于迁谪，五六十年间之是非相攻，祸福相轧，纷争扰攘，至于前日大乱而后已。陛下龙兴，以英资睿断，诛锄奸凶，戋刂除蠹弊，旷然大变，与天下更始，宜于此时明大公至正之道于天下，合天下之公论，垂万世而不易。而臣窃听近日朝廷议论，观士大夫之趋向，骎骎复偏于元祐，鼓倡应和，渐不可解，则义理又将不得其中，而政治又将不得其平矣。臣闻道贵适中，法则随时。祖宗之法，至于今百有馀年，盖有可行者，亦有不可行者。今但择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去之则已矣，何必祖宗之是而熙、丰之非者哉？传注之说，千有馀年，其于圣经，不为无补，然要之公论，岂无浅漏未尽之处？王安石以名世之学，发明要妙，著为新经，镂板太学，颁之天下，学者翕然宗仰，然要之公论，亦有穿凿太过之弊。新经令学者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则已矣，何必传注之是而新经之非哉？祖宗之治远矣，臣不及见。熙宁、元丰年间，内外安平，公私充实，法令具备，赋役均平，朝廷无倖位，州县无横敛，夷狄畏威，盗贼不作，使今日之治得如其时，有何不可？是时学校英秀如林，治经习吏，皆有本原，程文具在，可以按考，使今日学者得如其时，亦有何不可？自崇宁以来，蔡京持权二十馀年，纷更变乱，靡有宁止。自熙、丰之法扫地无遗，故其大坏，至于如是之极。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孙之心，宁有厚薄？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臣愿陛下无作好恶，不蔽偏党，允执厥中，以照临臣下，则是非自明，纷争自息矣。伏望睿慈与两府大臣少加详议，如有可采，乞明榜朝堂，颁示太学，以安士心，以绝众疑，则臣死生幸甚。苟为不然，臣甘受邪言之诛，早正典刑，以示天下，亦死生幸甚。取进止。三省同奉圣旨，出榜朝堂。六月二日，右正言崔鸥奏：伏睹诏书谏臣直论得失以求实是，此见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除擢居要路，以待相继而用者，又充塞乎台省。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生，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更持政柄，互秉钧轴，历千百年无一人互异，虽万子孙无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谋也，安得直是之言闻于陛下！且如冯澥近日上章，其言曰熙宁元丰之间，士无异论斥逐，布衣之士，谁敢为异乎？士携策负笈，不远千里，游于学校，其意不过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经》之说，用其说者入官，不用其说者斥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乱。此无异论之大效也，而何敢为此说以荧惑人主乎？又曰崇宁以来，博士先生，狃于党与，各自为说，附王氏之学，则试毁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学，则试诮王氏之说，尤为欺罔，岂有博士先生敢有为元祐之学而试诮王氏之说乎？自崇宁以来，京贼用事，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有异论居其间，则累之上下学官，以黜免废锢之刑待之。其意以为，一有异论，则己之罪必暴于天下，闻于人主云耳，博士先生有敢诋诮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学，取博士，讲复视，则澥之诞罔见矣。至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畏其或记祖宗之事，或记名臣之说，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严刑，购以重赏，不得收藏，则禁士之异论，其法亦已密矣。澥言元祐之学诋诮王氏之说，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则实是何从而见也。然先王之求实是亦有道矣。皇帝清问下民，《周官》询于众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为然，必询于国人，则实是见矣。臣乞以澥所上言章并臣之章，垂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验国人之论而赏罚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又奏：臣近上章论谏官冯澥，未蒙施行，澥复迁吏部侍郎，此士论之所共忧，臣适当言责不得而已也。观澥之意不过欲以熙宁、元丰之法为治。澥乃熙、丰人材之一也，己之欲行则自安，己之说废则身危，非为国家忠计。此天地否泰所係，国家治乱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特选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遗子孙，而王安石用事，皆目为流俗之人，尽逐去之，乃自为新说以造士，号为新美之才。新美之才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闻天下之安危。元祐之初，相司马光，收仁宗、英宗时人材用之，故宣仁圣烈皇后拥少主不出帘帷而天下治。问其四夷，则率服矣；问其盗贼，则消弭矣；问其军士，则豫附矣；问其百姓，则富乐矣。当是时，天下之势安于泰山。及章惇、蔡卞用事，斥之于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阴蓄异图，凶谋益炽，于是尽收熙、丰时人材用之，诱以美官，饵以厚禄，于是海内小人波**而从之，万口一词，迭相倡和，为绍述之论，以**人主。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谄佞矣，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绍述理财而公私伤矣，绍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绍述开边而四夷交侵、胡尘犯阙矣！此用熙、丰人材之效也。譬之治疾，一医治病而瘳，一医治病而坏，此贤否不待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连年四月朔日食；四月者，正阳之月也，古人所忌。诏求直言，应诏者数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异者，乃遣腹心之党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为正，异己者为邪，异与京同考也，故在正等。凡异己者，京皆指以为邪，陷为罪戾，凡数十人。近者上皇下责躬之语，其言以求直言夺于权臣，反归咎建议臣僚。然则前日附会蔡京号为上书正等者，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位之初，天下观陛下好恶是非，以卜世之兴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岂上皇好恶悔过之意？天下之士闻之解体矣。又奏：臣伏闻前谏官冯澥曾上章疏乞榜朝堂，朝廷以为是，施行之；御史李光以为非，缴驳之。及光之缴驳也，冯澥不敢以自直，大臣不敢以为辨，寘李光而不问，迁冯澥而不诘，政刑如此，士论纷然。且以澥之言为是，则光可罪；以光之言为是，则澥可斥，当斥而反迁，是谓赏奸。《传》曰：“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以济矣。”驯致其道，至于今大乱。陛下中夜以思，当食而叹，未知所以善其后也。而臣下不思所以排奸纠纷，以宽陛下社稷之忧，但袭用前日相蒙之术，以尝试陛下，此罪人也。他日有论蔡京绍述为是，而籍没之资产可还，放逐之子孙可用者矣。何以知之？尝试之说行而陛下无与照奸，则何言之不行，何说之不入？此非独臣忧之，天下忠臣义士所共忧也。今臣区区犯奸锋，蹈祸机，与陛下言之，卒于不胜而自毙也，亦愚矣。但臣职在言责，伐奸邪之谋，塞祸乱之原，为国家长虑却顾，臣之责也。且侍从者，执政之阶也。近澥之意不过欲次补近臣，渐当揆路，以行其邪说，以固其党与，为万世自安之计，此贼臣蔡京之术，行之至今，天下破坏，兹亦极矣。陛下尚忍使京之馀党再破坏耶！前车未覆，而不戒者有矣，未有前车已覆而不戒者也。伏望陛下究冯澥之建议，李光之驳奏，孰是就非，而大明赏罚，以示四方，使四方晓然知陛下政不容奸，则虽邻敌不敢轻中国。不然，匹夫匹妇，忿然有不服之心，国威不复振矣。取进止。侍御史李光劄子论冯澥推尊王安石之学，鼓惑众心，安石置条例司，专任己能，斥逐名贤，任用小人，驯致蔡京、蔡卞操继述之说，扫除祖宗法度。于光劄子后，御批：祖宗之法，子孙当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倡绍述，变乱旧章，至于今日，可作一诏。诏曰：朕以薄陋，绍体圣绪，惟祖宗绍造区宇，重休累洽，以至于今。其法度条章，虽随时损益，凡以惠遗天下者，咸根抵于仁义，泽施于民，沦入骨髓，在于后人奉承之不敢有渝。迩者，蔡京怀谄蒐慝，妄作不靖，凡旧章彝宪，肆行变乱，挟绍述之言，为刦持之计，内外**，公私匮困。比岁上皇深烛其奸，亲御翰墨，攘剔蠹弊，咸所釐正。迨朕缵绍，夙夜祗惧，嘉与公卿大夫图惟故实，务导二帝三王之常道，以协我列圣之心，以为万世之赖。尚虑邪说诐行，习熟见闻，摇动众心，宪于国体，明示厥指，罔有不学。

又以李纲为两河宣抚使。初朝廷闻种师中败，师道又以老病告归，乃别议选宣抚使，代师道领兵再援太原。耿南仲谓，国弱敌强，宜割三镇以赂之。纲奏：“祖宗之地不可？，割之徒资敌势，生灵陷于夷狄，岂为民父母之道哉？”上从纲议，为再援之计。南仲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纲不可。南仲以纲异议，故出之。纲召对，自陈书生不知兵，恐不胜任，且误国事。逾旬不受命。或谓纲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为边事，乃欲缘此以去公，则都人无辞。公坚卧不起，谗者益得以行其说也，上怒且不测，奈何！”许翰书“杜邮”二字遗纲，纲乃受命。宣抚司得兵三万人而阙马，纲白上曰戎事非马无以奋张军容，欲括都城马，寻寝命不果行。纲以二万人分为五军，时胜捷兵叛於河北，遣左军往宣抚之，又遣右军属刘韐。时韐除宣抚副使，又以解潜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彦质为河东勾当公事，与潜治兵於隆德府。纲请银绢百万，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启行。案：《靖康要录》：六月三日，诏以知枢密院事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六月三日乃戊戌也。《东都事略》、《宋史·本纪》、毕沅《续通鉴》亦并系六月戊戌，惟李《十朝纲要》系此於五月丙子，与原本五月合。丙子乃五月十一日，与六月戊戌差二十三日。据《传信录》，六月三日召对睿思殿。自是授官之日即日召对，若以《纲要》言之，则是授官二十三日之后始得召对，恐无此理，一不合也；本书谓纲授宣抚在种师中败之后，而种师中死於五月丁丑，若丙子，则在丁丑前一日，反在师中未死之前，二不合也；原本与《纲要》恐并误。据《靖康传信录》：六月三日，召对睿思殿，谕所以欲遣行者。纲再拜力辞，自陈：“书生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今使为大帅，恐不胜其任，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上不许，即命尚书省书敕，令面受，纲奏曰：“借使臣不量力，为陛下行，亦须择日受敕。今拜大将如呼小儿，可乎？”上乃许别择日受敕。纲退即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陈所以不可为大帅。且云：“此必有建议不容臣于朝者。”章十馀上，辄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于是台臣余应求、谏官陈公辅相继上言纲不当去朝廷。上皆以为大臣游说，斥去之，乃无敢言者。

又贬陈公辅。案：《靖康要录》：六月十日，司谏陈公辅上劄子。奉圣旨，左司谏陈公辅差监合州酒税务。十日乃乙巳也。《宋史·本纪》、薛应旂、毕沅《续通鉴》亦并系乙巳。《要录》劄子云：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譬犹病人之身，有在四肢者，有在心腹者。守奭失备，边境骚然，河北寇难方退，河东用兵失利，夏人西陲亦或侵扰，病亦甚矣，然犹在四肢者。乃若朝廷之上，人主听言不审，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趋向不一，而其病在心腹焉。四肢病不治，犹未害者也，心腹病不治，厥身不可保矣。臣待罪万死，为陛下言之。比者狂虏直造京阙，诸门不开，仅月馀日，宗庙社稷，危如累卵。然人心坚守，士气奋发，卒能使番寇引去，国家复存者，四肢虽病，而心腹无病故也。何以言之？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不及，小大之臣，各尽所言，而陛下听之，未尝惑也。其言之善，虽疏贱之人，必以施行；其言之不当，虽狂妄之甚，亦不加罪，故上下无不通情，朝廷无壅蔽之患。今则不然，忠言切直而未必信，奸言倾覆而未必察，真伪不明，是非蜂起，而陛下愈惑矣。前日余应求以迎合大臣得罪，不知其所言何事，但见应求亲为陛下拔擢，每欲尽忠图报。若或希进，以为身谋，自当以佞媚之言迎合陛下，何乃迎合大臣？人情皆谓其不然。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释天下之疑，乃阴逐之，中外皆谓此大臣欲蔽塞言路耳。应求何足惜，臣恐无敢为陛下尽言，则大臣之忠邪，政事之臧否，人情之疾苦，国势之安危，不得复闻于上矣。所谓人主听言不审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时大臣固有奸庸不足用者，陛下灼知，稍稍去之，遂乃专任一二忠直之臣，彼亦自知委任之专，又见国家危急，故各尽忠，不敢怀私，以相挤毁。今则不然，或以忿怨相攻，或以巧说相毁，各植私党，不先公家。如李纲者，其忠勇虽可恃，而刚愎自用，不无过咎，故同列不平，共相诬谮，陛下已疑之矣，今更出使将兵。宣王时，吉甫所以成北伐之功者，以内有张仲之孝友也。今陛下若以纲为可立功名，一意任之，如宪宗之裴度，固可责其成功，但圣心已疑，而大臣又无张仲之助，则其事尤危矣。纲何足惜，宗社存亡，为可虑焉。臣所谓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凡百政事，皆以祖宗为法，痛革宿蠹，蠲除弊源，民心熙熙，犹幸及见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盛，而士大夫皆一其所向，无敢异议。今则不然，或欲以祖宗熙、丰之法并行，或欲以王氏诸儒之学兼用，持两偏之说，立中道之论，如冯澥之徒是矣。夫陛下初欲尽复祖宗，犹恐有妨太上皇帝所行之事，故迟迟未决。今上皇已自深悟奸臣误国，尽欲革去前非，臣僚乃敢尚挟私意以害公法。且王安石开端，蔡京绍述，流弊至此，几亡天下。若非祖宗恩德及民深厚，岂能复存家国！今更复为异同之言，此何理也？臣闻向者太上皇帝初立，便欲追复祖宗，未逾年间，用曾布、蔡京，乃至中辍。今日思之，诚为误矣。然当时之误，天下事势犹可支持一二十年。今若复误，大非前日之比。海内穷愁，公私困迫，国势危蹙，人情骇惧，无甚于今日，一有所误，立可召乱。议论之臣，曾不念此，可为之太息哉！臣所谓士大夫趋向不一者，此也。凡此三者，诚心腹之病，不可不治，愿陛下急治之。审于听言，无以言罪人，使臣下各尽其所见；专于委任，毋以邪害正，使大臣各尽其公心；破两可之说，尽归于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所向，若是，则心腹之病除矣。四肢之病纵使未去，姑少迟之，必无大害，盖未有能已心腹之疾而不能治四肢者也。如其不然，则内外皆病矣。臣区区小官，误蒙拔擢，举家数口，坐食廪禄，非不能以谀佞之言揣合圣心，朋比大臣，苟以一时富贵，自念平昔愿希古人专君之忠。今在言责，若不竭其愚忠，少图补报，非但负陛下特达之知，亦负臣平生所学矣，将何颜面复在人间乎？伏望少霁天威，留神听览，臣所有干犯圣聪，窜殛之罪，实不敢逃，惟陛下处之。取进止。奉圣旨，左司谏陈公辅差监合州酒税务。

又彗出紫微垣。案：《三朝北盟会编》系於六月二十八日癸亥。据《靖康要录》，陈过庭》称二十七日壬戌夜。《东都事略》、《九朝编年备要》及《宋史·本纪》、王宗沐、薛应旂、毕沅《续通鉴》并系於壬戌，与此同，《会编》恐误。《靖康要录》：元年七月十六日，御史中丞陈过庭言：伏见前月二十七日壬戌夜，今月初四日戊辰夜以来，彗星见于天之东北。夫以陛下恭俭忧勤，仁民爱物，施于四海，不宜致此变易，故凡明于天文者，皆曰此金贼灭亡之象。稽之天理，验之人事，金贼残暴，杀伤太甚，自取灭亡，决有是理。虽然天道幽远，天象著明，倘以幽远之说而昧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应天变之义。又况戎狄未殄，寇盗未平，主威未振，国势未强，权纲未举，纪律未严，是非未明，赏罚未当，罪人已得，未加明刑，宽诏己颁，未蒙实惠，仓库未盈，私室未富，贵近之列，未皆正人，州县之间，未皆廉吏，命令数下而数易，差除屡报而屡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之员。如是则星象垂戒，其可忽乎？伏望时降明诏，切自警畏，内修德，外修政，进君子，退小人，奖廉洁，蠲苛娆，修兵甲，选车徒，备边陲，储粮食，恤民隐，去冗吏，除弊源。如此之类，次第施行，庶几变灾为祥，转祸为福矣。愿陛下加察焉。取进止。

又太白、荧惑、岁、镇四星聚张。案：《九朝编年备要》、《宋史·本纪》、薛应旂、毕沅《续通鉴》同。

又金置元帅府，以谙版孛极烈斜乜马为都元帅，粘罕、斡离不为左右副元帅，挞懒、兀室为左右监军，阇目及耶律余睹为左右都监，凡七人。是时粘罕、兀室、余睹三大酋弃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馀里避暑，及秋乃还，而我援兵云集不能解太原之围，失计甚矣。案：《金史·太宗本纪》：六月庚申，以宗望为右副元帅。宗望即斡离不也，与此系於六月合。《三朝北盟会编》：是年四月十五日辛亥，金人建元帅府，设置官属：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凡七人。引《节要》曰：斡离不初寇燕山，粘罕初寇河东，称都统府，至是改曰元帅府，乃刘彦宗之议也。《会编》系是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午粘罕自隆德府南犯泽州界。二十四日庚申粘罕过泽州，游骑直至孔寨河，晋绛戒严。二十六日逢奉使路允迪等，言城下讲和，已割三镇，乃还太原，於城外旧城筑而居之，号曰元帅府。尽陷属县，运刍粟，为久居之计。则是二月已有元帅府之称。一书之中，两说不合，《会编》恐误。又案挞懒，《金史》、《大金国志》并有传。《大金国志》云：一名挞辣，一名昌，武元从弟也。《金史》有两《挞懒传》，而与阿里刮破宋兵，获胡直孺、随师元一事，两传并载，未知当何属也。兀室即《金史》之希尹也。《大金国志》云：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疏族，族属为子也。《金史》云：完颜希尹本名谷神，欢都之子也。并见本传。阇目，即《金史》之阇母也，有传。《大金国志》作阇目，无传。余睹前作如堵，注详本年四月。

（慈谿冯一梅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