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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时我特别想告诉她，她的这种症状还有其他的解释，对于总是倒在这样一个让人奇怪的房间中的姑娘来讲，仅仅说患的是神经方面的疾病，这听起来未免太简单了。她的房间中全部家什都很胆小地依偎着墙壁，而在屋角的圣像跟前点着一盏分外明亮的长明灯，大饭桌的白桌布上面奇怪地晃动着长明灯铜吊链的黑影。

“我听到好些有关您的事情，所以就很想来看看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她的嗓音如同小孩子一样尖细。

这姑娘用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眼光看着我，我看到她的一双蓝眼睛中透出一种能穿透一切的神气。面对这么一位姑娘，我无法、也不会说什么了。这时候从食品杂货铺中跑出来一个年龄同我差不多的小伙子，长着一脑袋淡黄色的头发，眼睛中露出没有教养的神情。他用时断时续的嗓音高声叫道：“你为什么要出来呀，玛丽娅?”然后便马上钻进了厨房中。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道，“我正在产科进修班学习，如今却害了病。为什么您一句话也不说?您不好意思是吗?”

安德烈·杰连科夫将那条肌肉萎缩的手臂插在怀中，走了进来。他默不作声地用另外一只手抚摩了一阵妹妹那一脑袋柔软的头发，将头发弄得乱糟糟的。

不一会儿又走进来一个长着一脑袋火红色鬈发、身材均匀、有两只带些碧色的眼睛的小姑娘，她严肃地看了我一眼，抓住穿白衣服姑娘的手，说了句：“好了，玛丽娅!”然后就扶她离开了。

这样称呼一位大姑娘的名字不太合适，显得有些粗俗。

第二日黄昏我再次来到那间怪房子里，试图搞明白，他们是靠什么生活在这儿的?他们生活在这儿让人感到奇怪。

那个温和可亲的小老头斯捷潘·伊万诺维奇面色惨白，白得如同透明一般。他坐在角落中看着，脸上微微露出笑容，翕动着发暗的嘴唇，仿佛在请求：“你们不要来打扰我!”

他胆子很小，始终提心吊胆，一直都担心会有什么大祸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很明白。

安德烈一只手患有肌肉萎缩症，身上穿着一件胸前抹得到处都是油脂、沾满了如同树皮一般的硬面粉疙瘩的灰色短衫，斜着身体在屋子中徘徊，有些害羞地微笑着。二弟阿列克谢——一个既懒又笨拙的小伙子经常在铺子中帮他做买卖。

我的三弟伊万现在还在师范学院读书，平常在学生的宿舍中居住，只等到过年过节才回家一次。他身材矮小，打扮得挺精致，头发梳得光亮亮的，很有老官吏的气质。得病的玛丽娅住在阁楼面，她不怎么下来。她一来，我就感到不自在，仿佛身体被无形的绳索束缚住一样。

操持杰连科夫全家家务的是那个与阉割派教徒房东居住在一块儿的女人，她个子高大，身材瘦削，有一张如同木偶般的脸与两只凶狠的修女特有的冷酷眼睛。当她那两只绿莹莹的眼睛看着男人时，她那个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习惯性地**起来。

可是在杰连科夫家人的住宅中真正的主人却是一些喀山大学、神学院与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一群喜欢吵吵闹闹的人，他们时时刻刻为俄国人民操心，总是为俄国的将来忧虑。

他们每当看见报上的有些文章，或是刚刚读到有些书里的观点，或是听见城内与大学里发生的不幸事件，总会感到很激动，当天晚上就会从喀山各个角落跑到杰连科夫的小铺中来，展开激烈的讨论或是躲到屋角窃窃私语。他们经常是随身带着厚厚的书，一边用手指戳到某一页上，一边彼此高声嚷嚷，每个人都肯定自己喜欢的真理。

我对这些争辩简直是丈二和尚，按我看，在这种汹涌的空话里真理早已变得微不足道，就像穷人家的稀菜汤中漂着的一点儿油花一样。某些大学生不自觉地让我联想起伏尔加河沿岸教派信徒里的那些抱着经卷不放的老头儿。我在此所看到的大学生，他们都希望让生活变得十分美好。

我很明白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那是我也感很兴趣并且十分关注的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我经常感到大学生们的话说出了我想说但没说的思想，因此我对他们的话差不多是欣喜若狂的，就如同一个囚犯刚刚得到自由那样。

大学生们看我，就仿佛木匠细看一块可以做出一件不同凡响的家什来的木料一般。

“天才。”他们经常这样将我介绍给对方，同时还带着一种很明显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流浪儿将在路上拾到的一枚五戈比铜板拿给其他人看一样。我不喜欢他们管我叫“天才”、“人民之子”——我倒感到自己是个被人遗弃的孤儿，偶尔来指导我念书的大学生让我感到烦闷，让我觉得很痛苦。有一日，我在书铺的橱窗中看到一本连书名都看不明白的书《箴铭连璧》，我立即很想看看这本书，接着我到一位神学院的大学生那里去借。

“看您!”这个将来的大主教，脑袋长得如同黑人、有一脑袋鬈发、嘴唇很厚、咧着嘴的大学生嘲讽地对我说，“老弟，这简直是在瞎胡闹。给你什么书，就念什么书，而不适于你看的一类书，你就不要煞费苦心到处借着看了!”

这个大学生野蛮的训话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不用说，我后来买到了这本书。买书花的钱，有些是在码头上做工赚来的，有些是向安德烈·杰连科夫借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所买的第一本像回事儿的书，这本书现在我还保存着呢。

这些大学生对待我是很严格的。有一回我读了《社会科学入门》，仿佛感到作者过于夸大了游牧部落在安排文化生活当中具有的影响，而把对富有创造才能的游民与猎人却给忽略了。我对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可是他在他那充满女性美的脸上骤然显露出一副庄重认真的神色，唠唠叨叨整整一个钟头，对我大谈起“批评权”的问题。

“想拥有批评权，首先必须信仰一种真理，可是你信仰的是什么样的真理呢?”他问我。

他是个就算走在大道上也在读书的人，经常走在大街上，把书放在脸上，走着走着就和别人撞在了一起。他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态，如今因为拼命苦读寻求永恒的真理而搞得身心疲惫。除去读书，他不懂得世上有什么其他的快乐，可是一旦他觉得他使一对尖锐对立的矛盾达到了统一和谐时，他那两只温柔的黑眼睛就会含着微笑，闪现出孩子般幸福的光芒。在喀山那段生活结束以后过了十年，我在哈尔科夫再次碰到了他，那时他在凯姆流放五年期满，回来重新进入大学读书。在我看来，他钻进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中而不能自拔。到了他害肺痨病将要死去的时候，他喉咙里还呼噜呼噜地说道：“矛盾不调和，就难以活下去!”

后来他在去学校的路上不幸死在车厢里了。

这样为了理性而殉职的人我看到过很多——他们永远都值得我去尊敬。

平日里有二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经常到杰连科夫的住宅中来聚会，他们之中有个名为潘捷列伊蒙·佐藤的神学院的日本大学生。偶尔还有一个个子高大、有着宽阔的胸膛、蓄着密实的大胡子、剃着鞑靼式光头的人到场。他经常穿着一件灰色紧身的卡萨金，纽扣一直扣到嘴巴下。他始终坐在屋内的一个角落处，吸个短烟斗，用一双很沉稳的灰色眼睛不停地看着大伙儿。

他那副保持沉默的模样让我感到好奇。周围的人都在高谈阔论、毫无顾忌地高声说着自己的观点，这种争论声愈是尖锐刺耳，我心中就愈是高兴。在他们唇枪舌剑的辩论中经常隐藏着见不得人而又虚伪的思想。但是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高个儿在思考些什么呢?

大伙儿管他叫一撮毛，仿佛除去安德烈，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不久我才听说，这个人不久以前刚刚从雅库茨克流放地回来，他在那儿生活了十年。这更加引起了我对了解的欲望，可是并没有让我鼓起和他相识的勇气，虽然我不害羞，不害怕见陌生人，反而正好相反，我心里充满着一种不安的好奇心，希望尽快知道他的一切。这样的性格让我一辈子没有研究过一件很像样的事情。

当他们提到人民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居然和这些人的想法那样不同，这让我觉得惊异与没有自信。在此以前，在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些人身上，我从未看到什么仁爱，可是在这里，在他们的每句话中都有这种博爱精神，每道眼光中都散发着这种博爱的光辉。

这些人民伟大、神圣的理论如同一阵甘霖滋润着我的内心，那些反映农村发生重大变化的生活与描写遭受苦难的农民的内容最朴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了我新的启发。我感到如果有对人类很深的爱以及强烈的爱，就可以从中激发起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来探索与追求生活的意义。将来我再也不是只考虑自己，开始更多地为他人着想了。

一次安德烈·杰连科夫信任地对我说，他将做生意赚来的很少的钱全都用来帮助那些相信“人民的幸福高于一切”的人了。他像一个虔诚的教堂执事为大主教做事一般，经常在那些喜欢读书的人当中转来转去，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对他们聪慧机智的欣喜之情。他情不自禁地面露幸福的笑容，将一只肌肉萎缩的手插入怀中，用另外一只手捋一捋柔软的胡子，问我：“这好吗?依我看，就是好!”

杰连科夫对民粹派大学生的态度和我一样，而大学生们对他的态度，在我眼中，却显得野蛮无礼，就如同老爷对待奴仆。这一方面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

每次客人逐渐散去，他经常留我在他那儿住宿。我们将房间收拾干净，就以地为席铺上毡子在地上睡。然后在长明灯黯淡灯光的照耀下，长时间地低声畅所欲言。他怀着教徒那种特有的虔诚和欢快告诉我：“等有了成百上千个像这样出众的人才，他们将俄国一切重要位置全占领了，那整个世界就会立刻翻个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