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去探望他。我心想我要去看看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我弟弟在来信上称它为‘楚木巴罗克洛夫芜园,又称吉马莱斯科耶’。我是在下午到达那个‘又称吉马莱斯科耶’的。天挺热。
到处都是沟渠、围墙、篱笆、栽成一行行的杉树,弄得人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到院子里去,应该把马拴在哪儿。我向房子走去,迎面遇见一条红毛的肥狗,活像一头猪。它想叫一声,可又懒得叫。
厨娘从厨房里走出来,是一个光脚的胖女人,看样子也像一头猪。她说主人吃过饭后正在休息。我走进去看我弟弟。他在**坐着,膝上盖一条被子。他老了,胖了,皮肉发松,他的脸颊、鼻子、嘴唇,全都往前拱出去,眼看就要跟猪那样咕咕叫着钻进被子里去了。
“我们互相拥抱,哭了几声,一半因为高兴,一半也因为凄凉地想到我们原先都年轻,现在两人却白发苍苍,快要入土了。他穿好衣服,领我出去看他的田庄。
“‘怎么样,你在这儿过得好吗?’我问。
“‘哦,还不坏,谢谢上帝,我过得很好。’
“他不再是往日那个畏畏缩缩的、可怜的文官,而是真正的地主,老爷了。他已经在这儿住熟,习惯,而且觉得很有味道了。
他吃得很多,常到浴棚去洗澡,长得胖起来,已经跟村社和两个工厂打过官司,农民若不称呼他‘老爷’,就老大地不高兴。他还带着老爷气派郑重其事地关心他的灵魂的得救,就做起好事来,然而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做,却是摆足了架子做的。然而那是什么样的好事啊!他用苏打和蓖麻子油给农民治各种病,到了他的命名日就在村子中央做一回谢恩祈祷,然后摆出半桶白酒来请农民喝,自以为事情就该这么办。啊,那可怕的半桶白酒!今天,这位胖地主拉着农民们到地方行政长官那儿去控告他们放出牲畜来践踏他的庄稼,明天遇上隆重的节日,却请那些农民喝半桶白酒,他们喝酒,嚷着:‘乌拉!’喝醉了的人就给他叩头。生活只要变得好一点,吃得饱,喝得足,闲着不做事,就会在俄罗斯人身上培养出顶顶骄横的自大。尼古拉·伊凡内奇当初在税务局里自己甚至不敢有自己的见解,现在说起话来却没有一句不是真理,而且总是用大臣的口气:‘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还未免言之过早。“体罚总的来说是有害的,可是遇到某些情形,这却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
“‘我了解老百姓,我会应付他们,’他说,‘老百姓都喜欢我。
我只要动一动手指头,老百姓就会把我要办的事统统给我办好。’
“请注意,这些话都是带着贤明而慈悲的笑容说出来的。他把‘我们这些贵族“我以贵族的身份看来’反反复复说了二十遍。他分明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兵了。就连我们的姓,奇姆沙·吉马菜斯基,实际上是个不相称的姓,他现在也觉着响亮、高贵、十分中意了。
“可是问题不在他,而在我自己了。我要跟你们讲一讲我在他那庄园上盘桓了短短几个钟头,我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傍晚,我们正在喝茶,厨娘端来满满一盘醋栗放在桌子上。这不是买来的,而是他自己家里种的,自从那些灌木栽下以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果子。尼古拉·伊凡内奇笑起来,对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睛里含着一汪眼泪,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拿起一颗酷栗送进嘴里,瞧着我,现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的玩具那种得意的神情,说:
“‘多好吃啊!’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住地反复说道:
“‘啊,真好吃!你尝一尝吧!’
“那些醋栗又硬又酸,可是普希金说得好:‘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的真理。’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想望的东西已经到手,他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满意了。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带一点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夜里我心头特别沉重。他们在我弟弟的卧室的隔壁房间里为我搭好一张床,我听见他没有睡着,老是爬下床来,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一颗吃一吃。我心想:实际上有多少满足而幸福的人啊!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沮丧的势力!你们看一看这种生活吧:强者骄横而懒惰,弱者无知而且跟牲畜那样生活着,处处都是叫人没法相信的贫穷、拥挤、退化、酗酒、伪善、撒谎……可是偏偏所有的屋子里也好,街上也好,却一味的心平气和,安安静静。一个城市的五万居民当中竟没有一个人叫喊一声,大声发泄一下他的愤慨。我们看见人们到市场上去买食物,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他们说废话,结婚,衰老,心平气和地送死人到墓园去。可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在幕后什么地方正在进行着的人生惨事,我们却没看见,也没听见。处处都安静而太平,提抗议的只有那些没声音的统计表:若干人发了疯,若干桶白酒喝光了,若干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世道显然是必要的,幸福的人所以会感到逍遥自在,显然只是因为那些不幸的人沉默地背着他们的重担,缺了这种沉默想要幸福就办不到。
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每一个幸福而满足的人的房门背后都应当站上一个人,拿一个小锤子经常敲着门,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自己怎样幸福,可是生活早晚会向他露出爪子来,灾难早晚会降临:疾病啦,贫穷啦,损失啦,到那时候谁也不会看见谁,谁也不会听见他,就跟现在他看不见别人,听不见别人一样。可是拿小锤子的人却没有,幸福的人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日常的小烦恼微微地激动他,就跟微风吹动白杨一样,真是天下太平。
“那天晚上我才明白:我也幸福而满足,”伊凡·伊凡内奇接着说,站起来了,“我在吃饭和打猎的时候也教导过别人,说应该怎样生活,怎样信仰宗教,怎样驾御老百姓。我也常说学问是光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对普通人来说,目前只要认得字,能写字,也就够了。我常说:自由是好东西,我们生活中不能没有它,就跟不能没有空气一样,不过我们得等待。对了,我常说那样的话,现在我却要问:‘为什么要等?”’伊凡·伊凡内奇问,生气地瞧着布尔金。“我问你们:为什么要等?根据什么理由?人们就告诉我说:什么事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各种思想都要渐渐地到一定的时期才能在生活里实现。可是这话是谁说的?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话对?你们引证事物的自然规律,引证社会现象的合法性,可是我,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壕沟面前,本来也许可以从上面跳过去,或者在上面搭座桥走过去,却偏要等它自动封口,或者等它让淤泥填满,难道这样的事还说得上什么规律和合法性?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等?等到没有了生活的力量才算吗?可是人又非生活不可,而且也渴望生活!
“那一次一清早,我从弟弟家里出来,走了,从此我在城里住着就感到不能忍受。城里的那种和平安静压得我不好受。我不敢看人家的窗子,因为这时候再也没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团团围住桌子喝茶的光景更使我难受的了。我已经老了,不适宜做斗争了,我甚至不会憎恨人了。我只能满心地悲伤、生气、烦恼,一到夜里,我的脑子里种种思想纷至沓来,弄得我十分激动,睡不着觉……唉,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伊凡·伊凡内奇激动得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反复地说:
“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他忽然走到阿廖欣面前,先是握住他的一只手,后来又握住他的另一只手。
“帕维尔·康斯坦丁内奇!”他用恳求的声调说,“不要心平气和,不要容您自己昏睡!趁您还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意义,有目标,那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做好事情吧!”
这些话,伊凡·伊凡内奇是带着可怜样的、恳求的笑脸说出来的,仿佛他本人为自己请求一桩什么事似的。
然后这三个人在客厅里挑了三张圈椅各据一方坐下来,沉默了。伊凡·伊凡内奇的故事既没满足布尔金,也没满足阿廖欣。金边镜框里的将军们和太太们在昏光中显得像是活人,低下眼睛来瞧他们,在这样的时候听那个可怜的、吃醋栗的文官的故事觉得乏味得很。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很想谈一谈或者听一听高雅的人和女人的事。他们所在的这个客厅里,样样东西,蒙着套子的枝形烛架啦、圈椅啦、脚底下的地毯啦,都在述说如今在镜框里低下眼睛瞧他们的那些人,从前就在这房间里走动过,坐过,喝过茶,现在俊俏的佩拉格娅正在这儿没一点声音地走来走去;这倒比一切故事都美妙得多呢。
阿廖欣困得要命,他一清早两点多钟就起床干农活儿,现在他的眼皮粘在一起了,可是他深怕客人等他走后也许会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就留连着没走。他并没细想伊凡·伊凡内奇刚才所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正确,反正他的客人没谈起麦粒,也没谈起干草,也没谈起煤焦油,所谈的都是跟他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他不由得暗自高兴,盼望他们接着谈下去才好……
“不过,现在该睡了,”布尔金说,站起来,“请允许我跟你们道一声晚安吧。”
阿廖欣道了晚安,走下楼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客人们仍旧待在楼上。他俩被人领到一个大房间里过夜,房间里安着两张旧的雕花木床,墙角有一个象牙的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那两张凉快的大床由俊俏的佩拉格娅铺好了被褥,新洗过的床单冒出好闻的气味。
伊凡·伊凡内奇一声不响地脱掉衣服,躺下。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他说,拉过被子来蒙上头。
他的烟斗放在桌子上,冒出一股浓烈的烟草的焦煳气。布尔金很久睡不着觉,不住地纳闷,想不出这股难闻的气味是打哪儿来的。
雨点通宵抽打着窗上的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