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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与画（第1页）

三、诗与画

乾隆皇帝书画诗文的名气似乎超过他的学问，但在展开乾隆这些方面的成就以前，人们应当了解，皇帝的文学艺术造诣，以至他的审美情趣，是离不开他的极扎实的汉文化根柢的。

乾隆从十九岁开始学画，那时还居藩邸，闲暇甚多。他喜欢画花鸟，每于春淡风清、桃红柳绿之时，或夏荫浓深、秋英潇洒之际，以至岁寒松柏于雪中傲立的隆冬，年轻的四阿哥每每“抚景兴怀，抒清思而消永日”。乾隆元年（1736年）刚临御天下时，还曾给生母——崇庆皇太后画了题为“松竹梅”、“桂菊”、“牡丹”、“梨花白燕”、“栀子花”和“凤仙石竹”六幅花鸟彩图。这以后，随着政务的繁忙，乾隆已很少闲情逸致专心作画了，偶尔检出皇子时代的旧作欣赏，不禁有“输与昨年潇洒甚，绿窗爱月正迟眠”的感慨。皇帝仍偶有绘事，不过画些水墨画而已。

乾隆的画风，据他自己说，达意之笔很巧妙，不做纤细的描写。由于皇帝喜欢绘画，在他周围集中了一代颇有成就的宫廷画家，中国人如张宗苍、邹一桂、董邦达、张若霭、钱维城、张若澄等，西洋人则有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诸名家。有时乾隆也和此辈共绘一景，彼此欣赏，相互切磋。首次南巡到苏州，皇帝为寒山“千尺雪”绝佳的风景所倾倒，又极欣赏“千尺雪”这名字，遂命江南画师张宗苍绘图携回。嗣后陆续在西苑中南海、避暑山庄和盘山行宫各仿苏州寒山千尺雪造一景点，并命董邦达、钱维城各自画了“西苑千尺雪”和“热河千尺雪”。自己则亲自拈毫点染，作“盘山千尺雪”，“四图合装而分贮之，每至一处展卷，其余三处之景皆寓目焉”。乾隆敢于同当代名画家比肩作画，而且是为同一风景写生，足见皇帝对自己水平的自信，也可见皇帝绘匦有相当的功力。

与绘画相通的书法，乾隆的用功似乎更勤。他崇拜王羲之的书法，称其《快雪时晴帖》为“千古妙迹”，日理万机之余，临仿不下百数十回。王羲之以下，历代大书法家如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的传世名帖也临写不懈。关于乾隆皇帝的书法风格，有人说他书法颜体，毫无优雅的姿态，“连相当于街头舞女的那种姿势的字都没有”；有人则以为乾隆深受赵、董的影响，他的书法风格，从结构到笔法，都“属于子昂（赵孟兆頁）范畴”。人们的品评，这里且不去论断，我们看乾隆的墨迹，似乎已摆脱了赵孟兆頁、董其昌那种柔滑而缺乏骨气的笔法，而形成了自己方圆兼备、布自得宜、结构稳重、刚柔相济的独特风格。就书体而论，乾隆多写行书，但楷书、草书亦有不少传世；就字的大小来讲，乾隆既书等丈的巨制字，也喜欢写蝇头小楷。年逾古稀后，皇帝一般不再写蝇头字，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心血**，为“夷齐庙四景”画卷以蝇头细书题诗，这时他已七十有四了。乾隆书法精湛，巡幸所至，无论是塞北还是江南，是齐鲁还是中州，到处都留下了那圆润流畅、一望可知的乾隆墨迹。但皇帝并不自以为已臻于极致，他拜倒在当代书法家张照之下，以为张照所书，字无大小，皆有精神贯注，非人所可学。在《怀旧诗·五词臣》中，乾隆对张照的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

就乾隆皇帝本人而言，终其一生，作书写画未尝少辍，这中间虽不无与风流高雅的汉族士大夫较一日之短长的炫耀意味，但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文人的结习使然。几余之暇，寄情翰墨，书法、绘画不过是他消遣的风雅手段而已。把他的书画吹捧为“妙印钟、王，临池游艺，大而擘窠等丈，小而细楷蝇头，各臻极诣；拈毫点染，旁涉绘事，文艺在握，造化为师，有非顾、陆之规矩，六法所能仿佛者”固然可笑，但说乾隆皇帝书画俗媚到了无艺术情趣可言，也不尽属实。乾隆喜欢画画，他的绘画有相当水平，不过称不上名画家；乾隆喜欢写字，他的书法亦有较高造诣，但也不能跻身于历代书法名家之列。然而就一位日理万机、政务繁剧的帝王而论，乾隆书画之精，还是古所罕见的。

同书法、绘画一样，吟诗属文，尤其是写诗，也是乾隆皇帝一个积久难破的文人习气。他多次自言：“伊余有结习，对时耽属咏”，“笑予结习未忘诗”，“平生结习最于诗。”

乾隆写诗的习惯早在阿哥时代便已成型了，《乐善堂全集》中便汇辑了这位风流儒雅的皇子的最初诗作。即位以后，诗篇的数量与年俱增，当乾隆十五年（1750年）准备将御制诗结集刊行时，面对着数以千计的诗章，连皇帝也略嫌吟哦略多了些。他惟恐效汉人陋习，玩物丧志，故而作诗自警云：“赋诗何必多?杜老言诚正。况乎居九五，所贵行实政。”不料此后不仅未见减少，而且以每日数首，以至十数首的速度迅速增加着。有一次皇帝游京师西郊香山，五天中间写了六十七首诗。乾隆在位六十年间，前后共出版了《御制诗》初、二、三、四、五集，合计收诗四万一千八百首。加上即位前在潜邸的作品《乐善堂全集》中的一千零八十首，以及三年太上皇时期《御制诗余集》所收七百五十首，总数高达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这个数字接近《全唐诗》所收有唐一代三百年两千二百多位诗人全部诗作的总和。乾隆皇帝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出生，到嘉庆四年（1799年）以八十九岁高龄辞世，在人生的途路上共度过了大约三万个日日夜夜。如果他呱呱坠地时第一声哭便是一首诗，那也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以每天两首诗的速度不停地写，直到永远停止呼吸那一天为止。难怪日本一位乾隆皇帝传记的作者说：“世界各国皇帝没有一个曾留下这样多的作品，就这一点来说，乾隆也可许为伟大的皇帝。”然而很遗憾，数量惊人的“御制诗”并不完全出于皇帝的手笔，连乾隆本人亦不讳言，其中有些“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替皇帝捉刀的，起初有汪由敦、钱陈群、刘统勋，中间有沈德潜、刘纶、于敏中，晚年则有梁国治、张鹏翀、彭元瑞等人。乾隆每天办完公务，“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再由内监将“诗片”抄入诗本。到于敏中供奉内廷时，诗片缮人诗本也由他一概包揽了。礼亲王昭梿曾不无讽刺地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于敏中）才颇敏捷，非人所能及。其初御制诗文，皆无烦定稿本，上（乾隆）朗诵后，公为之起草，而无一字之误。后梁瑶峰（国治）入军机，上命梁掌诗本，而专委公以政事，公不复留心。一日上召公及梁入，复诵天章，公目梁，梁不省。及出，公待梁誊抄，久之不至，问之，梁茫然。公曰：吾以为君之专司，故老夫不复记忆，今其事奈何?梁公愧无所答。公曰：待老夫为君思之。因默坐斗室中，刻余录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拜服之。

这个故事如果真确的话，那么，到乾隆中期以后，皇帝做诗已懒得用“朱笔作草”，只是摇头晃脑地吟诵“天章”，再由御用文人凭记忆录出而已。于敏中“默坐斗室”，杜撰出来的文字究竟是否与皇帝所述仅差“一二字”，大概只有天知道；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乾隆才思的敏捷。诗人赵翼说乾隆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不能尽视为不着边际的肉麻吹捧。乾隆写诗犹如作书画，也是紧张工作之余的消遣和娱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过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故而乾隆的诗题材单调，又不暇锤炼，以整体上来看，被后人评为“格调不高，佳作不多”，有人甚至说“高宗诗最不堪”。乾隆诗的价值在它的纪实性，古人有言“诗以证史”，数以万计的“御制诗”弥补了《清高宗实录》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的一部诗史。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审视，这些近于苛刻的评论也许并不错，但乾隆数以万计的诗章中也时见清新自然的篇什。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皇帝献给孝贤皇后的上百首诗堪称最见真情的上乘佳作。只有在这些诗中，乾隆才真正放下了帝王的尊严，尽情地抒发了内心深处对异性的眷恋。乾隆皇帝写了那么多悼念结发妻子的诗，并且把这些**个人胸中隐秘的作品收入《御制诗》出版，让后世子孙和天下文人去评说，对皇帝而言，无疑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人们常说乾隆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是不是也可以说，悼念孝贤皇后的诗篇虽仅及其全部诗作总数的百分之一，却也足以使乾隆跻身于清诗人之列而毫不逊色，尽管他一再申明“不欲以诗矜长”，“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贻后世之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