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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制生的喜剧（第2页）

第二种毛病是限制后自相矛盾。

杜林主张有“可以计算的无限序列”，既是无限序列，又怎能计算呢?

“他是幸存的死难者”，既是“死者”中的一个，又怎能是“幸存”者，应改为“他是幸存的受难者”。

有人问：“红墨水”为什么又说得通呢?这是因为这里的“墨水”已经失去了它黑色的本义，只是泛指有颜色的可书写的水，所以不与“红”相矛盾。

埃及出现过“活死人”的概念，与“红墨水”的说法相类似。“活”的“死人”谁见过?原来，在古埃及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抓到的俘虏通常是被处死的，“死人”是俘虏的代名词，到了奴隶社会，俘虏被强迫从事奴隶劳动，“活死人”就是指活着的俘虏。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著有《历史研究》大卷。美国的基辛格博士曾说这部大卷属“最没有读者的畅销书”，意为深奥得难于理解，以至干脆不看，但又非买不可，仅仅因为它是汤因比所著。

第三种毛病是限制得不合事理，不伦不类。

倪正茂先生举过一个很生动的事例。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科学知识广播中，说到有一位妇女生了个遍身是毛的男婴，还特别说明产妇是“一位贫农女社员”。有的文章就问，为什么要特别说明是“贫农”呢?是要说明别的成分或身份的妇女生不出毛孩呢，还是想说明贫农之外的妇女生下毛孩来就没有科学价值呢?或者说这是贫农妇女的特别荣耀，其他妇女不配享有呢?或者反过来说，因为是农民而且是贫农，才生个“怪胎”，而其他成分或身份的妇女则不会有这种事呢?不必要的说明反使得宣传科学知识的广播变得不科学了。

话说回来，对生“毛孩”的妇女，应怎样来限制才恰当呢?只要说：“辽宁的一位妇女”，或者说：“辽宁某地农村的一位妇女”，就可以了，硬要在“妇女”前面贴上成分的标签，就节外生枝了。

还有一种常见的错误是把分解当作限制。例如，有人指着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对我们说：“这里用的就是概念的限制方法。”拿过来一看，原来是：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与茅盾聚谈时，说起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郭沫若说：“鲁迅愿做一头为人民服务的‘牛’。我呢?我愿做这头‘牛’的‘尾巴’，为人民服务的‘牛尾巴’。”茅盾接着笑了笑说：“那我就做‘牛尾巴’上的‘毛’吧!它可以帮助‘牛’把吸血的大头苍蝇和蚊子扫掉。”

乍一看，把“牛”缩小为“牛尾巴”，再缩小为“牛尾巴上的毛”，似乎是限制，其实不然。前面说过，概念的限制是把属概念限制为种概念，而不是将反映事物的整体的概念缩小为反映该事物的部分的概念。又如，“上海”与“上海的外滩公园”，它们分别反映的是事物的整体与部分，也不是限制。“上海”是一个单独概念，它下面没有种概念，所以不能再作限制。

概念的概括，是指通过减少概念的内涵从而扩大概念的外延，即由外延较小的种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大的属概念的一种思维活动。概括与限制正相反。

有则笑话是嘲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

“小姐，今早我买东西时您算错了三块钱。”

“当时你为什么不声明?”营业员怒形于色，“现在为时已晚了!”

“那好，那多找给我的三块钱就不退给您了!”

“算错”是外延较大的属概念，它包括了“多找”和“少找”两种情形。“算错”是对“多找”的概括。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因故”之类的公告：飞机航班“因故”取消，火车“因故”晚点，会议“因故”改期……究竟什么原因呢?只有当事人知道。“因故”二字的使用，很概括、很省力，它既能为好事圆场，也能为坏事遮羞。

北京过去有一类商店，专卖四样东西，商店的招牌就叫“石灰、砖、瓦、麻刀商店”。因为它不卖别的建筑材料，不能叫“建筑材料商店”，所以只好取这么一个罗嗦的名称。这跟百货商店、中药铺、山货店不同，这些商店如果也用类似的方法命名，那就没有那么大的招牌可以写得下了。

对概念进行概括有助于对事物的认识从特殊过渡到一般，掌握事物的本质。在科学研究中，发现了一类新事物，总要把新事物归入某一类，这就需要概括，例如说：“鸭嘴兽是卵生的哺乳动物”，就把鸭嘴兽归到哺乳动物这一大类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