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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第2页）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中心，防御自北而来的蒙古军事贵族的侵扰，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改南京为陪都。在迁都前后的永乐八年（1410年）到二十二年（1424年）之间，他曾五次亲自率兵出塞，远征漠北鞑靼、瓦剌等部割据势力，巩固了对北方的统治。明朝政府还在今东北地区设置了建州卫和奴儿干都司。其中的奴儿干都司，是明朝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军事机构。对于此后东北地区的开发，有着重大的影响。

永乐时期，明朝的国力臻于极盛。其综合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堪称首屈一指。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明成祖推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多次组织和派遣使者出使东、西洋各国，以促进明朝政府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特别是从永乐二三年（1405年）起，他耗费巨资“造大船，竖高樯，选劲卒”，多次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出访西洋各国，前后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郑和船队以先进的航海技术，开辟了亚非海上交通的新格局，使得周边及海外的六十多个国家，都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显示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它接通了东西海上交通网络，为地理大发现起了先导性的作用。

永乐以后的洪熙、宣德二朝，仍然处于大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当时，社会动**和政治变革基本结束，明王朝的统治逐渐步入了正轨，故而有人将之比做周代的成、康时期和汉代的“文景之治”。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虽然缺乏雄才大略，但他们继承明初的成果，推行政治上的守成和经济上的休养生息，史称“守成令主”。在仁、宣时期，内阁权位迅速提高，形成为中枢的辅政机构，从而完成了从丞相到内阁制的转变。特别是仁宗在位期间，重用大臣“蹇夏”（蹇义和夏元吉）和“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君臣融洽，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和经济也较为稳定，故而后人有“仁宣之治”的说法。当然，在这治平的表象之下，社会危机也在潜滋暗长。

二

宣宗于宣德十年（1435年）病死，由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此时朱祁镇刚9岁，因年幼不能秉政，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张氏掌权，任用元老阁臣“三杨”主持政务。当时，“三杨”等人德高望重，宦官尚不敢飞扬跋扈。因此，正统初年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但英宗亲政之后，“三杨”等元老阁臣先后因故休职，朱祁镇宠用的宦官王振，对资望较浅的新任阁臣极为蔑视，渐渐地窃取了权力，从而严重地干预了朝政，以至于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其时，皇帝称王振为“先生”，公侯勋戚则呼之为“翁父”，其他的朝臣更是望风罗拜。口含天宪的王振秉政专权，不遗余力地网罗亲信，广收贿赂，以其控制的锦衣卫，迫害那些曾经弹劾过他或对自己表示蔑视的大臣。朝政在王振的把持下，政治日趋腐败，君臣之情不通，土木工程繁兴，宫廷糜费滋甚，财政危机日益深重，国内用兵连年，从而拉开了明代中叶国势衰颓的序幕。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也逐渐激化。特别是在皇室、勋戚和官绅的肆意兼并下，土地集中的问题日益突出。稍后的一首无名氏《醉太平》小曲这样写道：

夺泥燕口，

削铁针头，

刮金佛面细搜求，

无中觅有。

鹌鹑嗉里寻豌豆，

鹭鸶腿上劈精肉，

蚊子腹内刳脂油，

亏老先生下得手!

从燕子口中夺泥，从针尖上削下铁来，从泥塑木雕的佛面上刮下金粉，在鹌鹑的嗉子里找寻豌豆，在腿长细瘦的鹭鸶腿上割下瘦肉，在蚊子的肚子里挖出油脂。暗谕地主官僚侵占农民的土地，封建政府又加重赋役剥削，他们无尽无休地剥削平民百姓，真是贪得无厌!这些，都强烈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流民问题日趋严重，农民造反此起彼伏。

随着政治上的腐败，卫所军制遭到破坏，边防空虚，武备废弛，周边少数民族跃跃欲试，不断骚扰内地。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也先举兵南下。朝议抗御，虽然群臣反对英宗亲征，但王振却挟持英宗率军征战。结果，数十万大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惨败，英宗被俘，王振则死于乱军之中，随驾从征的五十余名将校全部战死。也先押着明军的二十余万匹骡马和所有的器械辎重，拥着英宗皇帝，得意洋洋地退兵北去。此次战役，史称“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使明朝政府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也被视为明中叶的肇始。为了挫败也先的政治讹诈，兵部左侍郎于谦果断地拥立朱祁钰为帝，即代宗（年号景泰）。此后，在于谦的主持下，明朝政府积极更新内政，诛杀王振余党，招募民兵，檄调各路援军，加强战备。在随后的北京保卫战中，于谦率都城军民奋起抵抗，血战5日，终于打败了兵临城下的也先军队，迫使后者狼狈退军，并送回了英宗，从而使明朝得以化险为夷，摆脱困境。

英宗回朝后，被禁锢于南宫。景泰八年（1457年），徐有贞勾结宦官曹吉祥、武将石亨等人，乘代宗皇帝病危之际，拥立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亦称“南宫复辟”）。政变之后，于谦因拥立代宗皇帝而成为皇位争夺的牺牲品。

英宗复辟之后，年号改为“天顺”。他并没有汲取正统年间宦官专权的教训。仍然一意孤行，宦官权势恶性膨胀，使得政局日趋窳坏。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病死，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成化元年（1465年），此即明宪宗。宪宗登位时年仅18岁，却宠爱比他大得多的万贵妃。当时，中官太监、方士妖僧，皆以结欢万氏为进身之阶。宪宗在位共23年，长年蛰居深宫，耽于逸乐，仅在成化十年（1474年）召见过大臣一次。平日里重用宦官和奸佞，造成了“朝多秕政”的局面。在此种情势下，朝中结党营私的奸佞，把持朝政，宦官的势力日益膨胀，从而加深了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当时，宦官汪直专权，口衔天宪，作威作福。有个名叫阿丑的小宦官，工于俳优，某日于明宪宗面前扮作醉汉，撒泼骂街。有人告诉他皇帝来了，但他却谩骂如故，而当告诉他汪太监来了时，他却马上撒腿避走，并口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故而当时有“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的说法——宪宗朝皇权旁落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在这一时期，土地兼并问题更加严重，皇室、勋戚、中官等开始大量设置庄田，流民数量有增无减，平民流亡成为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其中，仅荆襄地区的流民就达一二百万户。他们中有的铤而走险，终于酿成了规模宏大的荆襄流民起义。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去世，18岁的皇太子朱祐樘即位，即为明孝宗，年号弘治。孝宗励精图治，锐意推行政治上的改良，勤于政事，注意节俭，与民休息，斥逐奸邪势力，抑制勋戚、中官等权豪近幸，从而削弱了英宗、宪宗时期太监专权乱政的现象。他任用正直、练达之士，广开言路，以虚心纳谏的态度，鼓励朝野人士敢言直谏。孝宗在位共18年，旧史上对其多有誉语。有的甚至将他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还有的说，明代皇帝中，除太祖、成祖之外，只有仁宗、宣宗和孝宗还值得称道。故而对明孝宗冠以“中兴之令主”的称号。的确，弘治年间是明代中叶政治上一个相对稳定的重要时期，称之为“弘治中兴”，实在不无几分道理。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中兴”气象随着孝宗的去世很快就消失了。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孝宗死去，朱厚照即皇帝位，以次年为正德元年（1506年）。为明武宗，开始了长达16年的腐朽统治。

武宗在明代诸帝中以腐朽荒唐著称。其人“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整日不问政事，宠信太监，亲近佞臣。这位荒**无道的昏君，游幸无度，穷奢极欲。在位16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大臣。还嫌宫中生活单调，多次外出巡游，沿途抢掠妇女，纵情于声色犬马，大权则落入司礼监太监刘瑾之手。当时，刘瑾权势煊赫，人称“刘皇帝”。他所提督的特务机关内行厂以及东、西二厂，专制骄横，残酷勒索，陷害忠良，凌辱百姓，形成了黑暗不堪的恐怖统治，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刘瑾的专权在明代宦官中相当出名，这使得本已十分严重的宦官专政局势进一步恶化，朝政更趋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愈来愈多。据统计，自正统迄至正德年间，其中尤以正统末年、成化前期和正德时期最为集中。前后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刘通、李原和刘六、刘七起义。与此同时，周边的鞑靼、瓦剌军事势力也屡扰边关，侵入长城以内，对国家的安危构成了威胁，使得明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结束了他荒**腐朽的一生。因没有儿子，由皇太后张氏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召兴献王的世子朱厚熄入继皇位，这便是在位时间长达45年的明世宗。嘉靖初年，世宗因杨廷和的拥戴之功，即位后便命他组阁执政。杨廷和鉴于武宗朝的弊政，锐意求治，起衰振隳，斥逐了武宗的旧宠佞幸，并推行了部分的改良措施。多少缓和了嘉靖初年的社会矛盾。为此，世宗甚至也被时人誉作“中兴圣祖”。然而，没过多久，杨廷和却因“大礼仪”之争而遭贬职。此后，世宗也很快失去了勤政的热情，嘉靖朝再次陷入弊窦丛生的局面。世宗深居内宫潜心修炼，沉湎于方士巫术，妄想成仙得道，长生不老，以永享荣华富贵。对于朝臣，他刚愎自用，动辄刑戮相加。为人又好虚荣，特别喜欢臣下的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他为了与内阁对抗，在朝臣中扶植亲信势力，形成了新的外廷中心，客观上为臣下拉帮结派、相互攻讦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从此，士大夫朋党习气日益深重，遂至牢不可破。当时，朝臣争夺首辅的斗争非常激烈，首辅之争充满着血腥的倾轧和暗算，使得朝政经常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特别是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期间，不遗余力地网罗亲信，“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宾客满朝班，亲姻尽朱紫”。严嵩竭力排斥、打击异己势力，大肆招财纳贿，从而造成嘉靖朝政治腐败、边防空虚的局面。此后，从嘉靖到万历初的半个世纪里，明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中，东南沿海倭寇的频繁侵扰，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倭患；而西北沿边则受到蒙古贵族俺答的多次入掠，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即大将军仇鸾徒拥重兵、与俺答骑兵相遇惨遭大败的事件，充分暴露了大明王朝军事上的虚弱，也反映了嘉靖朝严嵩专权的祸害。政治的腐败，直接导致了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户部主事海瑞冒死上《治安疏》，他引用当时人们对世宗年号“嘉靖”的解释——“‘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嘉靖’的意思是说‘家家皆尽而无财用。’”这确实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去世，其第三子朱载重即位，改元隆庆，此即明穆宗。穆宗在位6年，锦衣玉食，大肆挥霍浪费，财政危机日趋严重。他从不省览章奏，上朝时往往听任群臣争议，自己则不发一语，故而朝政实权落到了内阁首辅身上，争夺首辅的斗争愈趋激烈。先前在阁辅争权中取代了严嵩的徐阶，此时又为阁臣高拱所倾倒。神宗即位后，高拱和张居正同为顾命大臣。张居正联络司礼监冯保，权倾高拱，从而结束了历时久远的内阁纷争。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之初，还是个十龄幼童，对张居正颇存敬畏之心，凡事言听计从。后者在皇太后、冯保等人的支持下，大权独揽，成为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担任阁辅10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多项重大的改革。其中，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将赋税、徭役和杂税合而为一，按亩征收银两，田赋由征收实物改为征银，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此次改革，一般看做是明代中期的下限。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当时神宗已年满20岁。摆脱了首辅掣肘之后的神宗，不问政事，纵情声色。他信任太监张诚，宠爱郑贵妃，生活上日趋**糜腐化。万历十四年（1586年）下半年以后，他竟以“龙体欠安”为名长期怠政。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仅于万历后期上朝过一次。此外，他不面见大臣商议国事，不亲祭太庙，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大臣的奏疏。这些，都使得明朝官吏的任免，处于半停滞的状态，在职的官吏不能得到正常的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以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员缺情况为例，原定南、北两京应设尚书、都御史14员，当时却仅有6员。侍郎、卿寺之职也都大半空缺着，御史、给事中等官甚至不到原额的1／10。这种政事荒殆的结果，使得晚明的官僚机构近于瘫痪。与此同时，神宗怠于政事却勤于搜刮，他好货成癖，贪婪无厌，拼命追求财货，对城市工商业的掠夺在明代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肆无忌惮地掠夺民间的金银。这些宦官往往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他们豢养的地痞流氓常常直入民家，奸污妇女，甚至随意捕杀人民，严重摧残了江南新兴的商业和手工业，使得万历年间的社会经济急剧凋敝。为此，全国的许多城镇都曾掀起过反矿监、税使的斗争。另外，神宗往往不顾封建统治规范任意行事，从而遭到敢言直谏的朝臣的反对，朝野上下因皇帝怠政，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故而分成派别进一步争斗不已，逐渐形成了东林党和宣、昆、齐、楚、浙各党，从而酿成了万历以来激烈的党争。党争首先开始于“争国本”。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发生皇位继承的危机，万历皇帝意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对此，一些大臣曲意奉迎，而以顾宪成为首的一些官僚，则坚决主张应立万历皇帝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由于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故称为“国本”。对立的双方交章攻讦，朝臣中朋党林立，朝政日趋窳败，政治衰象迭现。对此，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过：“万历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当时，百姓流亡、政治混乱，没有亡国已是相当幸运的了。”

三

神宗病死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八月，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光宗执政月余，又死，其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改次年为天启元年（1621年）。光、熹时期，大臣之间的党派纷争仍在继续，朝野上下的精力，主要消磨在无休止的门户之争中。熹宗年少，对朝政漠不关心，却喜欢建造房屋，他常亲自操斧锯凿削，乐此不疲。据说，所做木工活的水平，连能工巧匠都难以比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往往在他营造正酣之际，从旁传奏文书。熹宗漫不经心地奏听完毕，总是随口答曰：“你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于是，“大柄已移太阿倒”，魏忠贤等人便操纵如意，在朝廷上为所欲为，从而加剧了晚明政局的腐败。对此，后人有一首《明代杂事诗》这样写道：

殿阁楼台信手为，

宵衣旰食斗新奇。

戗金铁柄双龙斧，

斫尽金瓯总不知。

帝王的不问政事，给魏忠贤专权创造了条件。他屡兴大狱，颁布《三朝要典》等，力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此后，朝政在魏忠贤的主持下，更加混乱和恶化。

天启之后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年号崇祯。即位伊始，便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的阉党势力，重新召用一些有声望的东林党人和不依附阉党的官僚，朝政一度颇有起色。不过，崇祯为人喜好虚荣，刚愎自用，时过不久便重蹈覆辙，使得阉党势力与东林党人之间的门户之争再度激化，朋党纷争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灭亡。

就在明王朝国势日趋衰颓，朝野上下一片混争声中，崇祯朝的社会矛盾和内忧外患更趋剧烈。早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东北女真族崛起，在建州左卫都督努尔哈赤的领导下，逐步壮大起来，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虎视眈眈，成为明朝东北边境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大敌当前、边患紧迫的形势下，明朝内部的党争仍然是无休无止。为了筹措与“后金”战争的费用，国力凋敝的明朝政府向民间残酷榨取，加派“辽饷”。当时，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赋役本已相当严重，加派自然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政府又相继加派了“剿饷”和“练饷”，与先前的“辽饷”，合称为“三饷”。“三饷”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赋税苛重，再加上当时连年灾荒，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交相为虐，以致民不堪命，怨声四起。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灾情严重，农民颗粒无收。在饥民王二的鼓动下，首先揭竿而起，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后，到了崇祯朝便迅速形成为燎原之势。起义军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领导下，转战中原各地，沉重地打击了明朝统治者。特别是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当时流传的歌谣道：“吃他娘，穿他娘，大家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显然，“均田免赋”是顺应民心的口号，使得李自成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便发展到了百万之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称新顺王于襄阳，建百官之属。继而破潼关，进取西安。次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明朝宣告灭亡。至此，统治中国长达276年的朱明王朝垮台了。

明亡后，其残余力量先后在南方建立了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鲁王政权、唐王绍武政权、桂王永乐政权和韩王定武政权，史称“南明”。不过，“南朝天子原风流，玉树后庭还相侔。”它们完全继承了明朝政府的丑恶腐败现象，内部纷争严重，政治腐朽不堪。譬如，弘光皇帝成天在深宫里纵情声色，他所关心的不外乎是梨园弟子殊少佳丽，而置国事于不闻不问。在他常住的宫殿里，竟有这样一副对联：“万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故而有人形容他们是“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这样的一些政权，又岂是八旗骁骑的对手?

就在明朝灭亡前后，明宁远总兵吴三桂投靠清朝，引导清兵入关。李自成迎战失利，撤出北京，转战西北。清朝为夺取全国统治政权，先后对农民义军、南明小朝廷和台湾郑氏势力进行军事镇压，最终统一了中国，完成了明清鼎革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