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啦!行啦!”贝齐小姐说,“别哭了。”
“我敢说,在这一方面我们有着相同的看法,”母亲说着,又哭了起来。
“你别这样了,会生病的,”贝齐小姐说,“行啦,别哭了。”
贝齐小姐的劝解,让我母亲平静了下来。
“大卫用他积蓄的钱买了一份年金,”停了一会儿,贝齐小姐说,“他是怎么给你安排的?”
“考波菲尔先生,”我母亲说,这时候她说话非常费力。“为我想的很周到,对我特别体贴。每年有一百零五镑。”
“才一百零五镑,”姨婆说,“他那个人,很有可能做得比这更糟。”
因为我母亲当时的状况,已经很难受了。所以佩戈蒂进了屋子,一眼就看出我母亲多么难受——其实,如果刚才屋子里亮一点儿,贝齐小姐早该看出来了。佩戈蒂急忙把我母亲搀扶到楼上卧室里,马上让她侄子哈姆·佩戈蒂去请医生和护士(好几天来,她瞒着我母亲,把她侄子藏在我家里,专为紧急关头,听候差遣。)
这些医务人员,没几分钟就到了。他们看见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冷静地坐在那里。
医生到楼上看过了母亲,又下了楼。齐利普先生把头歪向一边,温和柔顺地看着我姨婆,鞠了一个躬,又轻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耳朵,问道:“耳朵哪里不舒服吗?”
“什么!”我的姨婆说着,把一只耳朵里的棉花拽出来。
姨婆这种举动,让齐利普先生感到很吃惊。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而当时他还能保持镇定。不过他又和颜悦色地重复问了一遍:
“耳朵哪里不舒服吗?”
“瞎说!”我姨婆说着,又把棉花塞进耳朵里了。
齐利普先生感到很尴尬就坐下来望着我姨婆,我姨婆就坐在那儿对着炉火发呆。这样一直坐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他上楼去了一刻钟工夫,又回到楼下。
“呃?”我姨婆问,同时把冲着他的那只耳朵里塞的棉花取出来。
“呃,太太,”齐利普先生回答说,“这种事得慢慢来,太太不能着急!”
“呸——!”我的姨婆说。说完了,又把棉花塞进耳朵里。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后来齐利普先生对我母亲说——他当时真有点给我姨婆吓懵了。即使这样,他仍然坐在那里看着她,大约看了两个小时;她呢,就坐在那儿,对着炉火发呆,一直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他去了一会儿,又回到客厅。
“呃?”我姨婆又把靠医生那面那只耳朵里塞的棉花取出来,问道。
“呃,太太,”齐利普先生回答说,“这种事儿太太不能着急的!”
“呀——呀——呀!”我的姨婆说。说的时候,对着齐利普先生呲着牙,咧着嘴,这可真叫他没法忍受了。于是他宁肯跑到楼梯那儿,一直坐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
过了一个小时,他高兴的对姨婆说:“我可以向你道喜啦”!
“道什么喜?”姨婆厉声问道。
齐利普先生看到我姨婆的态度还是那样冷淡,心里又慌了;为了让她平静下来,他就向她鞠了个躬,笑着说:“太太,我可以向您道喜啦!”。
齐利普先生把事情告诉了姨婆,这时候,我的姨婆一直看着他。
“她平安吗?”我姨婆问。
“呃,太太,我想,她很快就会没事了,”齐利普先生回答说。
“她呢?她好吗?”姨婆厉声问道。
齐利普先生奇怪的看着姨婆。
“我说的是婴儿,”姨婆说道,“她怎么样?”
“太太,”齐利普先生回答,“难道你不知道吗?是个男孩呀。”
我姨婆听了,之后不说话了,戴上帽子走了,永远没有回来过。
现在只有我,躺在我的摇篮里,还有我的母亲,躺在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