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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刘惔为丹杨尹，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恢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初，羲之既优游无事，与吏部郎谢万书曰：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地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彷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馀，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

万后为豫州都督，又遗万书诫之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期存之。”万不能用，果败。

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尊父先旨，固让不受。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我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又为车骑桓冲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尝从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马排入车中，谓曰：“公岂得独擅一车!”冲尝谓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当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视，以手版柱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

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微之便以此赏之，尽欢而去。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徽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此无君邪!”尝居山阴，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独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逵。逵时在剡，便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雅必放诞，好声色，尝夜与弟献之共读《高士传赞》，献之赏“井丹高结”，徽之曰：“未若‘长卿慢世’也。”其傲达若此。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

后为黄门侍郎，弃官东归，与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子桢之。桢之字公干，历位侍中、大司马长史。桓玄为太尉，朝臣毕集，问桢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为气咽。桢之曰：“亡叔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皆悦。

操之字子重，历侍中、尚书、豫章太守。

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寇。年数岁，尝观门生，曰：“南风不竟。”门生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献之怒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尝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

工草隶，善丹青。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数百人。桓温尝使书扇，笔误落，因画作乌驳牛，甚妙。

起家州主簿、秘书郎，转丞，以选尚新安公主。尝经吴郡，闻顾辟强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时辟强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傍若无人。辟强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出门。献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谢安甚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凳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馀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安又问曰：“君书何如君家书?”答曰：“故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寻除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

及安薨，赠礼有同异之仪，唯献之徐邈共明安之忠勋。献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风，道誉洋溢。弱冠遐栖，则契齐箕皓；应远释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载宜威灵，强猾消殄。功勋既融，投钹高让。且服事先帝。春隆布衣。陛下践阼，阳秋尚富，尽心竭智以辅圣明。考其潜跃始终，事情缱绻，实大晋之俊辅，义笃心曩臣矣。伏惟陛下留下宗臣，澄神于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礼。

未几，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馀事，唯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云女也。俄而卒于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无子，以兄子静之嗣，位至义兴太守。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桓玄雅爱其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以玩之。

【译文】

王羲之字逸少，是司徒王导的堂侄。他的祖父王正，官至尚书郎。父亲王旷，官至淮南太守。晋元帝渡江南迁，就是王旷首先提议。王羲之年幼时语言迟钝，别人也并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异之处。在他十三岁时，曾经去拜访周，周审视了一会儿，对他很感惊异。当时宴客很重视烤牛心这道菜，宴会开始时，其他客人还没尝这道菜，周首先切给王羲之吃，从此王羲之才开始知名。他成年以后，富于才辩，以耿直著称，尤其擅长隶书，是古往今来的佼佼者，人们评论他的运笔气势，以飘忽如浮云，矫健如惊龙来形容。他深受堂伯父王敦、王导的器重。当时陈留人阮裕名声很重，在王敦手下任主簿。王敦曾对王羲之说：“你是我们家的优秀子弟，应不次于阮主簿。”阮裕也认为王羲之和王承、王悦是王家的三位优秀青年。当时太尉郗鉴派他的门客去王导家选择女婿，王导让这位门客去东厢房挨个相看他的子侄。这位门客回去以后，对郗鉴说：“王家的小伙子们都很好，但是当他们得知我是选女婿的，一个个的都作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在东**敞着怀吃饭，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郗鉴听了以后，说道：“这个人就是我要选的好女婿啊!”一打听，原来他就是王羲之，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

王羲之初任官为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聘请他为参军，历升至长史。庾亮临死前，向朝廷上奏，称赞王羲之品行清高且有鉴识。后来升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在少年时就有很好的名声，朝廷上的公卿贵官都很爱重他的才器，多次征召他任侍中、吏部尚书，他都不干。又任他为护军将军，他又推拖不接受。扬州刺史殷浩一向敬重他，劝他接受任命，给他写信说道：“很多人都以你的进退来考察国家政事的兴衰，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你的进退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怎么能置一代兴亡于不顾，只顾满足自己的心意呢?希望你细心体察众人的心意。你若不应时任职，国家哪有善政可言呢?你如果豁然想通了，就能够体验到众人的心意所向了。”王羲之写信回答说：“我一向无心在朝廷上任职，王丞相在位时就坚持让我在朝廷任职，我誓不答应，那时我写的书信手迹尚在，可见我的这种志向由来已久，并不是你参政之后我才不愿任职的。自从儿子娶妻、女儿出嫁之后，我就立志学尚子平那样隐居不仕，也曾多次向亲朋知已说过，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了。承您不弃，如果想任用我的话，即使是关陇、巴蜀地区，我也在所不辞。我虽然不具备应对朝廷事务的才能，但能忠于职守，宣扬国威和德政教化，所起的作用，自当不同于一般的使臣，一定让远近的百姓们都知道朝廷对他们并不见外，这样给国家带来的好处，比起护军将军一职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汉代末年曾派太傅马日群去安抚关东地区，若不嫌我身份低微，对我的能力无所怀疑的话，最好在初冬时节赴任，我恭敬地等待任命。”

王羲之被任为护军将军后，又苦苦要求去宣城郡任职，朝廷不答应，于是任他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当时殷浩与桓温二人不和，王羲之认为国家的安定在于朝臣和外官的和衷共济，因而给殷浩写信，进行劝诫，殷浩不听他的劝告。在殷浩要北伐的时候，王羲之认为必败无疑，便写信劝止，言词十分恳切。殷浩最终还是出征了，果然被姚襄打得大败。殷浩想再次北征，王羲之又写信给他说：

得知安西将军谢尚失败的消息，国家和我本人都为之痛惜，时刻不能忘怀。小小的江左地区，竟治理成这样，使天下人为之寒心，已非一朝一夕了，再加上这次失败，这真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过去的事已无法挽回，希望筹划开拓未来的方略，让天下百姓有个安身立命之地，以此成就中兴的大业。治理政事，道义是成功的关键，行政宽容和谐是根本，一味以武功取胜，这样做是不应该的，遵循以道义取胜的原则，以此来巩固大业，我想您会清楚其中的道理。

自从战乱以来，掌管朝廷和地方大权的人，没有深谋远虑、锦囊妙计，而一味损耗百姓，各逞其志，结果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正的言论和好的策略摈弃不用。致使天下将出现土崩瓦解之势，怎么能使人不痛心疾首、悲愤万端呢!当事者又怎么能推脱使天下陷于混乱的罪责呢?追究过去的罪责，丈能起什么作用?应该改弦更张，虚心求取贤人，和有识之士共同商订大计，不能再出现忠正言论屈服于当权者个人意志那样的局面了。现在军队在外失败，国内物资耗尽，保住淮河一线的想法已经无力做到，不如退保长江一线，都督将领各回旧镇，长江以北各地，只是维持现有的局面罢了。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应引咎自责，应自行贬降，向百姓谢罪，一改过去的作法，和朝廷的贤能臣僚制订平稳的政治措施。废除那些繁苛规定，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和百姓一起重新做起，这样差不多能满足百姓的希望，把他们从艰难困苦中解救出来。

刺史人人您出身于平民百姓，担当国家的重任，在推行德政方面，没有做到事事妥当，您身为统帅而遭到这样的失败，恐怕朝廷上的贤能之士没有人肯分担这个责任。现在应赶快推行德政，以弥补过去的失误，广招贤能之士，和他们分担责任，即使这样做，尚且不能断定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如果您认为以前做得还不够，因而再去追求不合时宜的东西，天地虽然这样广大，还有您立足之地吗!我明白我说的话您一定不听，反而会招致您的怨恨，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感触很深，因而不能不尽情陈言。如果您一定要率兵出征，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贸然行动，我实在无法理解。希望您再和其他人共同斟酌。

又接到州衙的命令，让会稽增运军粮一千石，征调军粮和劳役同时进行，又都限定军事需要的时间，我面对这一切，灰心丧气，不知所措。经年以来，剥夺黎民百姓，其恶果是罪徒满路，这和秦始皇时的虐政相差无几，只不过还没有实行灭三族的刑罚罢了，我担心陈胜、昊广那样的灾难，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生。

王羲之又向会稽王上书，陈述殷浩不应北伐的道理，并论及当时政事，说道：

古人因其君主没有成为尧舜那样而感到羞耻，做臣子的人，哪有不希望他所侍奉君主受到尊崇，可以和前代圣君贤主比美，何况现在又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呢?但是现在的才智和力量都比不上当年，又怎能不根据轻重情况的不同而妥善处理呢?现在虽然有令人高兴的事，但是反躬自问，令人忧愁的事多于令人高兴的事。经典上说得好：“若不是圣人治理天下，外面虽然显得安宁无事，必有重重的内忧。”现在的情况是，外边既不安宁，内忧却更加深重。古代能成就大业的人，有人或许不依靠大家的智谋，而能尽全国的力量建立一时功业的，也往往不乏其人。那是因为个人的智谋确实足以超过众人，用国家暂时的困苦能获得一劳永逸的结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用这个标准衡量现在的人，能和古人相比吗?

要使朝廷的决策必胜，一定要仔细衡量敌我双方的情况，具备了万全之策才能行动。成功之后，就应利用当地的民众和实力扩充自己的力量。现在成功还没有把握，但是饱经战乱之后的幸存者也会被歼灭殆尽，万不剩一。再说从千里之外运送军粮，这是自古以来的一大难题，何况现在要转运供给，向西运往许昌、洛阳，向北运过黄河。即使是秦朝的弊政，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么十家九空的忧患，便会接踵而至。现在从事转运的人没有归还日期，各种征调又日重一日，仅以小小的吴越地区，维系天下十分之九的军需，不灭亡还有什么结局呢!而又不量力而行，不失败不停止，国内的人因此而痛心悲叹，但没有人敢说真话。

已经过去的事，说也没用，未来的事情还可以加以补救，希望殿下您能考虑再三，改弦更张，下令殷浩、荀羡回师据守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等地的驻军都回师把守淮河一线，建立起不可战胜的根基，等根基牢固形成攻势，再出兵征伐，也为时不晚，这确实是在当前形势下最高明的策略。如果不这么做，国家的灾难就会不日而至。掌握安危变化的关键，易如反掌，考察国家的虚实，形势就明摆在眼前，希望殿下您英明决断，决定于一时之间。

我的地位低下，而谈论国家的重大问题，我怎不知这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古人或身为平民百姓，或是军阵中的士卒，他们尚且为国家出谋划策，决策者并不因此讥笑他们，况且我身居大臣之末位，怎能沉默不语呢!在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决定了就去实行，决不能犹豫不定延误时机，这时不作出决断，后悔可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