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
他把恩师曾经说过和想过的东西都编成对话,称之为《苏格拉底福音书》。
在这之后,针对苏格拉底理论中一些晦涩之处,柏拉图开始进行详尽的解释,写成精彩的文章,通过讲课,他使这种思想越过国界,流传世界。
虽然柏拉图在这个活动中的忘我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相媲美,但圣徒保罗一生走南闯北,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了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没有离开过家门,整天坐在花园里等待众人的拜见。
他能够这样,是因为他出身世家,而且有可以使他自立的经济来源。
其一,他是雅典人,他母亲的祖先是索伦。
其二,他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足以维持生计,而且生活得很富裕。
其三,他口才出众,只要是听过他在柏拉图学园讲课的人,都愿意不远千里地来到爱琴海。
同时,柏拉图具有许多当时青年人的特点:当过兵,但不喜欢军事;擅长摔跤和赛跑,却榜上无名;热衷于出境旅行,曾跨越爱琴海,到过埃及北部,重温他祖父的历程,但此后50年的时间里没再出去过。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有一座风景宜人的花园,柏拉图在那里潜心传授他的教义,那座花园因而得名“柏拉图学园”。
柏拉图是由数学家转变为政治家的。在政治领域,他为现代政治机构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性格乐观,坚信人类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过程,世界上美好的制度产生于美好的实体,而美好的制度也创造了美好的思想。
他的这种想法很有吸引力,当他想把这种想法变成具体原则,作为他的理想共和国的理论基础时,他追求真理的热情高涨,以至于心无旁骛。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柏拉图的共和国主张为人类的最高境界。当时的共和国组织存在许多偏见,那是一些收入丰厚、生活富裕的退伍军人独有的偏见,他们喜爱谈论政治,异常鄙视下层人民,并借此来显示他们“上流社会”的地位和特权。
糟糕的是,柏拉图的书在西欧中世纪学者手中变成了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可怕武器。
那些博学多才的学者故意忘记,柏拉图的时代和他们生活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柏拉图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把神明看成是马其顿庸俗的乡下佬,并因此而深恶痛绝。他为史书中记载的神明的丑恶行径感到羞耻。等到成年时,终日坐在小橡树园里的他对家乡小公国之间的争吵越来越义愤填膺。旧民主理想的失败,让他相信,对于一般人来说,宗教是必需的,否则,他理想的共和国就会陷入混乱。于是他主张,应该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规则,任何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否则就要被判刑。这一主张是对苏格拉底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这种世界观转变的原因很明显。苏格拉底扎根于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畏惧生活。为了逃避现实,他躲在自己臆想的王国里。他明白,自己的梦想根本不会实现。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是集权统治的时代,整个希腊半岛很快就会归并到马其顿帝国。
但是,在希腊半岛的各个民主城邦还没有被征服的时候,出现了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灭绝的希腊民族。
这个人就是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他可以说是无所不知的,他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了更多的财富。他的书是智慧的温泉,是丰盛的精神食粮。在他以后的半个世纪,人们都可任意从中汲取自己所需的营养。
18岁那年,亚里士多德离开故乡马其顿,投学柏拉图的门下。毕业后,直到公元前336年,他都在各地讲学。之后,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这所哲学学堂位于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世界各地的学生都纷纷来求学。
可奇怪的是,雅典人不愿意多开学堂。原来,雅典开始逐渐丧失商业上的重要地位,除了那些一文不值和懒散成性的人,人们都搬到了亚历山大港、马赛和其他的城市。这些剩下的人都是老一辈自由民中的保守派,既为灾难深重的国家增了光,又导致了它的灭亡。对柏拉图学堂里发生的一切,他们一点好感也没有。在柏拉图去世10年后,他的得意门生也重返故土,接着讲关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教义。对此,守旧派煞有介事地摇头叹息,对他们把家乡变成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场所低声咒骂。
但是,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希腊以后,亚里士多德陷入了险境。他不愿重蹈苏格拉底的覆辙。他像柏拉图一样,不愿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是无人不知的。他看到雅典人怒火冲天,马其顿的守卫部队都被赶跑了,于是,他渡过埃维亚海峡,到了卡尔希斯。叛乱被马其顿人平定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几个月了。
很多年过去了,现在追查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诚的背景很困难。不过,在一个业余演说家充斥的国度里,他的活动一般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不得人心,不只是因为他散布了骇人听闻的新的异端邪说,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几个偏激的实力派的蔑视。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那些独立的小城邦共和国的世界末日到了。
很快,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的一切,希腊从此成了他们的一个省份。
争执结束了,因为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宽容。他们允许臣民自由思考,但是不许对灵活的政治原则提出质疑,这一点是他们始终保持繁荣安定的根本原因。
西塞罗那一代人的思想和伯里克利的理想有些不同。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总结出一些结论,宽容精神就是在这些结论基础上产生的。罗马人对这方面不感兴趣。他们以对理论漠不关心为自豪,和理论相比,他们更注重行动,更注重实用的东西。
罗马人欢迎那些下午坐在老橡树下,讨论统治理论或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的异国人。
如果异国人的知识可以指导实践,就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别的诸如唱歌、跳舞等东西,罗马人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那是希腊等外国人的事。
罗马人的职责是尽全力巩固和扩大领土,训练充足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边疆、巡查要道和维持不同部落及民族之间的和平。
但是,荣誉桂冠的得主要名副其实。
罗马人的功劳是伟大的,他们精心工作,创建了一个现在还沿用的庞大的政治体系。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赋税,表面上尊重统治者定下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他们必须永远记住这一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这是实现“罗马和平”的前提。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干涉、强迫别人,即使自己的信仰被亵渎了,也不必到官府寻求公道,因为:“如果上帝认为必须补偿他的话,上帝自己会关照的。”这是台比留大帝的一句话。
假如哥罗西人允许卡帕迪西亚商人在自己的地盘居住并可以信仰自己的上帝,建筑自己的庙宇,同样,哥罗西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必须得到同等的权力和自由。
人们常说,罗马人因为非常轻视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和所有野蛮部落的人,所以才会摆出绝对宽容的姿态。这也许是对的,这无法确定。但是,宗教上的宽容在文明和半文明的亚欧非的大部分地区盛行了整整500年。事实表明,罗马人发展了统治的方法,尽量减少矛盾,最终获得丰硕成果。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最起码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这样的,虽然罗马征服了世界,却毁灭了自己。
在无数的战场上,都可以看到罗马年轻战士的白骨。
在500年的时间里,统治者把精力都花在管理这个巨大殖民帝国的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