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曙光
早期的教会组织非常简单,当人们明白世界末日不会立刻来临、最后的审判日也不会在耶稣死后立刻降临、基督教还要在泪谷里继续挣扎很久时,便开始觉得应该建立一定形式的统治体系。
起初,因为都是犹太人,基督徒聚会地是犹太教堂。因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隔阂,非犹太人在别人的空屋子里聚会,有时找不到够大的房子来容纳所有虔诚的、好奇的信徒,便在露天或废石场集会。
最初,会议都在周六举行。随着他们之间感情的恶化,非犹太基督徒废弃了星期六安息日,而把死者复活的星期日定为聚会的时间。
仪式很庄严,完全体现了公众的特点和感情。没有不变的讲演和说教,也没有教士,所有人(不论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都可以祈祷、忏悔。照保罗的描述,他的心中之所以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是因为这些信徒们雄辩的口才。他们大部分是平民,没什么文化,所以,他们的即兴发言是发自内心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们常激动地大喊大叫,像疯了一样。教会虽然受得了迫害,但承受不了人们的冷言冷语。于是,保罗、彼得及其继承人不得已只好大费周折地维持秩序,平息人们因急于表达精神世界和神圣热情而引发的纷乱。
开始时,因为规章制度和民主精神互相矛盾,这些努力成效很小。但是,最后人们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集会按固定仪式进行。
为了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集会开始先是一首赞美诗。然后,所有教徒高声歌唱为罗马和希腊崇拜者新近创作的歌曲。
演说是唯一预先拟好的耶稣的著名祷文,它倾注了耶稣一生的哲学思想,但几百年来,布道是自发的,只有感到内心有话要说的人才能登台说教。
但是,随着集会越来越频繁,一直对秘密团体高度警惕的警察开始注意并干涉了,因此信徒必须推选某些人来代表基督徒和外界打交道。保罗曾对这些领导的才能做过高度的评价,他用惊涛骇浪中的小舟来比喻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小团体,要闯过波涛翻滚的大海,就一定要有绝顶聪明的舵手。
于是,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们又聚在一起,选出男女执事。早期基督徒关心的事情中有一件是要照顾病人和穷人的生活,选出的男女执事不但要做到这一点,而且要把集体财产管理好,还要处理好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烦琐小事,他们就是整个团体的“用人”。
后来,教徒越来越多,管理工作也越来越复杂,必须选出专门的执事,被推举担当此任的是几位“老者”。希腊叫“长老”,我们的称呼就是“神父”。
又过了些年,教堂遍布每个村庄和城市,这时必须制定人人都要遵守的纲领。大家又选出了主教,让他们监督教区的工作,并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交涉。
不久,帝国的各主要城市像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都有了主教这种著名的当权人物。
最初,耶稣生活、罹难、去世以及受尊敬的广大地区都由主教掌管,但是,耶路撒冷被毁、期待世界末日和天国成功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不幸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有的权威。
“总监”顺理成章地成了虔诚信徒的首领,“总监”就是罗马大主教,他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的地方。
和别的主教一样,他也被称做“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一般称呼,表示热爱和尊敬。但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在人们的书目中,“圣父”这个头衔变成了主教管区首领的代名词,人们口中的“圣父”指的不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只是罗马大主教,即教皇。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就像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无须在前面加“美国”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指的是政府首脑,而不是别的什么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教皇”这个词最早被载入史册是在公元258年。当时,帝国的首都还在罗马,皇帝篡夺了主教的权力。但之后的3个世纪中,恺撒的后代不断受到内忧外患的威胁,开始寻找新的更安全的地方。他们找到了拜占廷——国土另一端的一个小城,坐落在几条割开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名字来源于一个传说中的名为拜扎斯的英雄,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在这里登岸,因此而得名。它紧挨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着几家绝无仅有的工商业中心,是个商业重镇。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曾为它争得你死我活。
但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拜占廷一直是独立的。自落入马其顿人之手后不久,就被罗马吞并了。
如今,经过1000年的财富积累,上百个国家的船只都聚集在这个被称为“金号角”的海港里,这里自然成了帝国的中心。
被抛弃的罗马的臣民任人宰割,任哥德人、范达尔人、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的**。罗马的皇宫多年来空无一人,政府部门也陆续搬到了遥远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首都的居民却还要遵照千里之外的法律,看到这些他们感到已经到了世界末日。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什么事都有失必有得。皇帝走后,主教就成了城中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是实实在在的皇位继承人。
他们牢牢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没有束缚的机会。意大利的所有学者都被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力所吸引,这使主教又成了精明的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大家的精神领袖,因此不用急于求成,而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法,看准时机、出奇制胜,而不像许多人因为急于求成造成压力,匆忙决断,结果乱中出错,导致失败。
不过重要的是,主教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以顽强的毅力只向一个目标前进,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了使在人间代表上帝意愿的教会更加强大。
后来,上千年的实践证明,主教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当时,欧洲大陆遭到了野蛮人的血洗,在暴风骤雨的冲击下,结果两败俱伤,整个帝国的围墙渐渐坍塌了,上千个巴比伦平原才有的古老的体制都如垃圾般零落了,只有教堂幸免于难,在各个时代尤其是中世纪,稳如磐石,岿然不动。
最终,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基督教虽然“出身”于马厩,但宫殿却成为它的“归宿”。它的初衷是抗议政府,后来自称能使人和神沟通的神父却让所有的凡世俗人做到绝对服从。本有变革色彩,但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却发展成了新的神权政治集团,古老的犹太国反而成了幸福无虑的臣民自由的安乐窝。
然而这一切是合乎逻辑、肯定会发生的。下面我还要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来罗马游览的人都会看到,在饱经沧桑的科利西姆的围墙里,有一块凹地,数千名基督徒在这里因为罗马的专制而牺牲。
但是,这些对新信仰倡导者的迫害与宗教的专横无关。
迫害的根源是政治。
作为一个教派,基督教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却公开以宗教道德为借口拒服兵役,甚至国难当头时还吹捧和平主义,而且在任何场合都肆意公开诋毁土地法,于是他们被当做国家的敌人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