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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与求知（第2页）

后来，基督教来了。

人们的生活中心转移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从充满希望的现实立刻坠入黑暗的地狱中，绝望地逆来顺受。

当时的人无论天性还是癖好都是邪恶的。他们沉溺于罪孽之中，在罪孽中出生、成长，最后悔恨地死去。总之，当时的人是低劣的。

但是，新的失望不同于旧的失望。

希腊人自认为比别人更聪明，受的教育也更好，同时还可怜那些野蛮人。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与其他民族有任何不同，即使他们是宙斯的选民。

与此不同的是，基督教一直继承着祖宗的衣钵。基督徒把《旧约》当做圣书之后，便把不可思议的犹太教义继承了下来，他们自认为与其他民族“不一样”，有希望获得拯救的是信仰某种官方教义的人，否则注定要沉沦。

有些人很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同类中仅有的佼佼者，那么上述思想当然会直接带给他们巨大的好处。这种思想在许多紧要的时候，使基督徒成为团结、独立的整体，能超然地飘流在异教横行的海洋中。

向四方延伸的这片水域连接的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特图利安、圣奥古斯丁和其他埋头抄写教义的人来说，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最终希望在一处安全的海岸建起上帝之城。至于其他人要完成的事情，则与他们毫无关系。

因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有关人的起源和时空界限的全新概念。他们对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现的秘密兴味索然。他们确信，随着基督的诞生，过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将分化瓦解。

比如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

这个观点遭到基督徒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是为一群特殊的人创造的临时栖身地，它的来历并不复杂，这在《创世纪》第一章描写得很清楚。

而人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庞大的古物、掩埋了的城市、灭绝的怪物和已经变成化石的植物随处可见。然而对这些东西可以驳斥、置若罔闻、不承认或硬说不存在，之后，再确定创世纪的具体时间就非常容易了。

在这样的宇宙里，一切都是静止的，它从某个时刻开始，又在某个时刻结束。地球的目的是唯一的，根本没有人们探索求知的任何余地，因为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等关心的只是一般规律和时空的永恒无限。

确实，许多科学家抗议说，他们虔诚地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但真正的基督徒都更清楚地认为，一个诚心热爱和忠诚于信仰的人，不会懂得那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书。

他们只要有一本书就足够了。

那就是《圣经》，它里面的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是在神的指示下写成的。

在这样一本所谓的圣书里，写有只言片语而又抽象的民族史，感情模糊的爱情诗，有些疯癫的先知描绘的虚无的梦幻，还有对因为惹恼了亚洲许多部落神灵的人连篇累牍的恶意痛斥。如果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知道它的话，是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3世纪的野蛮人却极端崇拜“文字”。他们认为，“文字”是文明的一大奥秘，所以当他们信奉的一届教会把这本书作为完美的经典推荐给他们时，他们便诚惶诚恐地全部接受了，并把它看成人类已知和未知的一切。如果有人否认天国，在摩西和以赛亚规定之外进行探索，那他就会遭到痛斥乃至迫害。

为坚持原则而宁愿死去的人毕竟是少数。

但是，人渴求知识的欲望是无法克制的，必须有地方发泄旺盛的精力才行。结果，后来被人们称为“经院学派”的另一株弱智的幼苗成了求知和压制的矛盾冲突的产物。

这要上溯到8世纪中叶。当时，小佩潘是法兰克国王和他的妻子伯莎生的一个儿子。小佩潘比善良的路易王更有理由被称做法国民族的恩人。为了路易王的获释，老百姓被迫交纳了大概80万土耳其金币作为赎金，路易王恩准百姓建立自己的法庭来表示对百姓忠诚的感谢。

这孩子洗礼时取名卡罗鲁斯，他经常在古代宪章的结尾处签名。由于他对拼写一贯马马虎虎，所以他的签字有些笨拙。幼年时他学过法兰克文和拉丁文，最后因手指不听使唤被迫半途而废，他的手指因为在疆场上和俄国人与摩尔人搏斗得了风湿病。

这个久经疆场的老兵在整整半个世纪里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那是罗马贵族穿的外袍，但他还是以此为荣。不过，他真正知道学习的重要，他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教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官员的子女学习。

当时的许多名人簇拥着这位西方的新皇帝，而能和他们一起消磨业余时间，皇帝自己也很快乐。他极为崇拜学院式的民主，甚至放弃了礼节，还像大卫兄弟那样踊跃参加各种讨论会，允许最没地位的学者和他争辩。

他们讨论感兴趣的问题，是田纳西州任何一所乡间中学的辩论小组都会选中的题目。

最起码这些人是天真的。如果说800年的情况确实如此，那么1400年的情况还是这样。这并不是中世纪学者的问题，应该说，他们的头脑和现代人一样敏捷。他们的处境与化学家以及医师有相似之处，可尽管他们有权利调查研究，但做法和主张却要严格遵守1768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理由并不复杂，当时的化学还不为人知，外科也常常与屠宰联系在一起。

结果，（我的比喻有些混淆）就像在旧汽车的底盘上安装一台罗尔——罗伊斯牌的现代引擎，一踏油门便出现一连串故障一样。虽然有超凡的智力和能力，但中世纪科学家试验的范围却很窄。而等他们能安全操纵、按规定驾驶这台古怪的新玩意儿时，他们却必须变得非常滑稽，即使浪费再大的精力，也无法达到目的。

当然，这些精英们对必须遵循的进度是非常恼火的。

为了摆脱教会爪牙不停的监视，他们想尽了办法。他们撰写了连篇累牍的著作，证明他们承认的东西的另一面，以暗示隐藏在深处的思想。

他们穿上奇装异服，屋顶挂满了鳄鱼，架子上摆满了装有怪物的瓶子，炉子里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他们作出各种假象掩人耳目，把邻居从门前吓跑，让人们以为他们是与人无害的神经病，可以为所欲为、胡说八道，不必对自己的思想负很大责任。慢慢地，他们形成一整套科学的伪装，甚至现在我们也难以断定他们的真正目的。

几百年后的新教徒也和中世纪教会一样，对科学和文学毫不宽容，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虽然大宗教改革家们可以大声疾呼和咒骂，却始终没有把反抗付诸行动。

罗马教会则不然，它有实力把异己置于死地，而且时机一旦成熟便加以实施。

上面所讲的差别，对于那些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和专横的理论价值的人，倒也无关紧要。

但是，这个差别对于在“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受鞭笞”的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选择的可怜虫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时，对自认为正确的东西，他们也缺乏表述的勇气，他们只好在《天启录》中野兽名称的纵横填字谜上花费时间。这一点，我们对他们也不必太苛求。

假如能回到600年前，我肯定也不敢写现在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