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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字挑战（第1页）

向文字挑战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困难。我从小学小提琴，可35岁时，别人突然给我一架钢琴，叫我像克拉威尔演奏家那样演奏，理由是“钢琴也是乐器”。我已经掌握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要做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我学的是凭借一种已经建立的秩序观察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议员、参议员和财政秘书辅佐下，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很有效地管理的国家。而且，在我小时候，上帝依然是大家心目中掌管一切的万物之尊，必须不失礼节地崇拜。

后来，战争开始了。

旧秩序被打破，皇帝和国王被废黜，官员被取代，许多地方，天国的大门没经议会同意就被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御用文人被官方看成历史上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当然不会永远这样，但却使文明前进的脚步慢了几个世纪，而到赶上来时，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必须充分利用现在的一切，但这很难。就以俄国为例吧，大约20年前，在这个所谓的“圣地”，我住了一段时间，那时的外国报纸总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被涂得一塌糊涂，技术上称为“鱼子酱”。涂抹就是小心翼翼地把政府不愿意让臣民知道的一些内容擦去。

全世界把这种监督看做是“黑暗时代”的复苏，令人难以容忍，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人保留了几份这样的美国报纸，给本国老百姓看，让他们知道著名的俄国人事实上是落后的野蛮人。

我成长的社会是比较开明的，“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这是米尔顿的格言，是这个社会的信仰。

就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开战了”，于是我看到过去的时代，《神山布道》被宣布为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准在世间流传，编辑和印刷商如果出版了它就会被罚款或遭受牢狱之灾。

因为这些，好像放弃研究历史、转而搞短篇小说或经营庄园才是明智之举。

但这是屈服的表现，我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记住在井然有序的国度里，只要不干涉别人的幸福、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礼仪和不违背当地警察局的制度，任何正直的公民都应该有表白、思考和陈述自己观点的权利。

当然，这使我成为一切官方出版审查的敌人并被备录在案。在我看来，警方追查的应该是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报刊。至于其他的，就任其发展吧。

这样说并不代表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我很实际，浪费精力是我最憎恶的。过去500年的历史我也很熟悉，历史告诉我们，对文字和言论的任何暴力压服都没有一点好处。

胡言乱语好像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产生危险，一个可怜虫去讲演，假如任其自流，最多也就是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只会成为大家的笑料。

还是那个人，如果目不识丁的粗鲁的地方长官给他戴上手铐，把他送进监狱，判他35年的监禁，那他就会博得大家同情，最后还会被誉为烈士。

但是不要忘记。

有为好事献身的烈士，也有为坏事送命的亡命徒。亡命徒手段狡猾，人们无法知道他们会干什么。

所以我认为，他们要说要写就由他们去吧。如果说得有道理，我们就该知道；没道理，我们也会很快忘记。希腊人好像觉察到这一点，罗马人在帝国时代以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后来一切都变了，那是因为朱比特的远亲罗马军队总司令成了帝国半神半人的人物，远远地离开了普通人。

“欺君犯上”的罪名从此诞生。这是一桩政治罪，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当政时期，仅仅因为上谏直言稍有冒犯，许多人被关进监狱，但如果对罗马皇帝置之不理，也就没什么可忌讳的了。

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快乐就再也不见了。

耶稣死后不久，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便泾渭分明。1世纪后，在小亚细亚的依弗索斯附近，圣徒保罗周游了很久。他的护身符和符咒久负盛名。保罗到处传教，驱魔逐鬼，取得很大成功，使很多人认识到自己的异教错误。为了忏悔，人们在一个晴天聚在一起，把价值1万多美元的魔法书焚烧了，《使徒行传》第19章里有这些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