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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字挑战（第2页）

这完全是忏悔罪人自愿的，《使徒行传》上并没有关于保罗禁止其他依弗索斯人阅读或收藏这些东西的记载。

直到100年以后，才开始禁止。

依弗索斯城的一些命令，凡是载有圣徒保罗的书都是禁书，虔诚的信徒不能阅读。

在以后两个世纪中，很少有书籍被查封，因为出版的图书已所剩无几。

325年尼卡会议以后，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教士开始了对文字的审查。有的书是绝对禁止的，有的书是“危险品”，并且警告说，阅读这类书的人会有生命危险。作品在出版之前，为了平安，作者最好还是先获得当局批准。这成了一种制度，手稿必须送当地主教审批。

即便这样，作者也不能担保著作可以久存。因为这个教皇宣布无害的书，在下—个教皇看来却是亵渎的、不正派的。

但总的来说，这个办法也较为有效地保护了撰写人，使他们免遭与羊皮纸上的作品同归于尽的厄运。因为当时的图书靠手抄相传，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5年时间。

可是谷登堡的发明改变了一切，他的另一个名字叫古斯弗雷什。

自15世纪中叶以后，实力较强的出版商出版四五百本图书只需不到两周的时间。从1453年至1500年这段极短的时间里，有不下4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被送到西欧和南欧读者手中，当时较大的图书馆历代的全部藏书的数量也不过如此。

教会对图书数量的迅猛增长忧心忡忡。明知一个异教徒在阅读自抄的《马太福音》，却对他无可奈何。但是，对人手一册编辑整洁的图书的2000万异教徒，又该怎么样呢?统治者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他们必须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对所有的出版物进行审查，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不行。

审查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含有“犯禁知识”的书目，并由此产生了与宗教法庭一样臭名昭著的《禁书目录》。

有人认为只有天主教会才有印刷出版的监督权，这其实有失公允。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害怕出版物像雪崩一样突然压下来，威胁到国家的安宁。他们早已强迫出版商把书稿送到公共检查机关，只有盖上官方批准的大印才能出版。

但是，把这种做法延用至今的，只有罗马一个国家，虽然它的情形早已不同于16世纪中叶。这也是被形势所迫。出版工作迅猛发展，除图书以外，还有报纸、杂志、传单、小册子以及油印文稿。红衣主教会议，就是为审查各类印刷品而成立的“《禁书目录》委员会”，对此早已应接不暇、力不从心了。各类出版物如潮水般涌来，别说审查分类，就是通读一遍也不可能在两三年之内完成。

统治者对可怜的臣民实施了专横恐怖的手段，同时自己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在公元1世纪，罗马的塔西佗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他认为，“这是愚蠢的事情，不被人注意的图书也会因此而大获瞩目的”。

这个论断被《禁书目录》证实了。宗教改革成功后，大量禁书成了完整了解当代文学的向导，因此价值骤增。16世纪的德国和地位较低国家的出版商雄心勃勃，他们在罗马长期驻有耳目，负责搜集被禁止和有删节的最新书目，然后由特别信使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以最短的时间送给赞助人。接着，这些出版商便夜以继日地抢印特别版，以高价卖出，由大批书贩偷运到禁令森严的国家。

不过，能偷运过境的书毕竟有限。而且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禁书目录》的压抑政策刚刚解禁不久，后果让人触目惊心。

如果说这些国家跟不上前进的脚步了，原因很简单，大学生不能使用外国的教科书，国内的必需品也是质量低劣的下等货。

最可悲的是，人们呕心沥血写的一本书，不是被无知的检察官“修正”得乱七八糟，就是被毫无学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面目全非。所以，人们心灰意冷，没有兴趣再搞文学和科学了。

他们情愿把时间花在钓鱼、参加化装舞会和喝酒上。

也许，他会坐下来，在绝望中写下堂吉诃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