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历史书与这本书
当年,伊拉斯谟收到了许多比他更为温顺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老生常谈的警告。在这里,我谨向已经厌烦了现代小说的人热烈推荐这位博学的求知者的信札。
某行政长官写道:“听说您正在考虑写一本关于路德之争的小册子。请把握好分寸,因为您容易触怒教皇,教皇希望您能平安无事。”
还有人说:“听一个刚从剑桥回来的人说,您打算出版一本散文集。看在上帝分上,不要惹皇帝不高兴,他有权有势,您会受苦的。”
卢樊主教、英格兰国王、索邦大学、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每方面都得考虑到,否则,他们就会失去收入,丧失官方保护,还会落入宗教法庭,死于非命。
现在,轮子除了作为运载工具外,已经成为博物馆里的老古董了,宗教法庭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关门闭户,官方保护对致力于文学的人形同虚设,历史学家聚在一起更闭口不谈“收入”二字。
可是,听说我要写一部《宽容史》,我那与世隔绝的小住所里,涌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警告和忠言。
一个书记官写道:“黑人已被拒在哈佛大学宿舍之外,请务必把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写进书中。”
还有人说:“弗拉明格的三K党已经开始联合抵制一家食品店的老板,因为他公开加入了罗马天主教,您把这件事写进宽容故事里吧。”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愚蠢的、应受指责的,但它们好像在宽容的论述范围之外。他们的不宽容与官方形式有很大的区别,只是缺乏正派公共精神的表露。而官方的不宽容是与教会和法律紧密相连的,它们的“神圣职责”是对安分守己的百姓加以迫害。
就像巴奇豪特说的,历史应该像伦勃朗的蚀刻画那样,在最好和最重要的地方洒下生动的光辉,让其他的独自留在黑暗中吧。
据报纸记载,不宽容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也曾经疯狂地爆发过,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充满希望的前途。
很多事情被附上了“一直就是这样”的批评,因为在前辈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应顺理成章地继承下来,可今天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也有一些人为保卫某些思想常常拍案而起,而前辈却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他们常向讨厌的社会底层的精神世界开战,倒也经常取得胜利。
这本书绝对不能长篇大论。
所以很多事情我都没空讲了,比如生意红火的当铺老板极尽溜须拍马;自称一方霸主的北欧人的荣誉已经受损;边远地区的福音教士毫无学识;农民教士和巴尔干的犹太学博士固执己见。他们总是纠缠着我们,虽然心眼不坏,思想却很糟糕。
但他们只要不受官方的支持,倒也无害。在开放的国度里,有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个人的不宽容要比麻疹、天花和长舌妇加在一起还要糟糕,它会导致社团内部不合,是个讨厌的东西。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否则就会像一些国家那样,超出了法律的底线,成为警方工作的对象了。
个人的不宽容没有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学规定出人们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喝什么。那样会招来所有正直百姓的强烈抗议,新法令就形同虚设,连哥伦比亚地区也不能执行。
总而言之,个人的不宽容必须有个极限,任何人不能超越,这个极限就是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但有的地方却不这样,它可以权力无边。
除自己的力量,它不承认任何权威。
官方的不宽容一旦发威,无辜的人也可以被置之死地,并且从不反悔和补救。它不但不听任何解释,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还用“天国”的旨意来巧言辩解一番,好像只有刚刚在大选中胜出的人才能解开生存之谜。
如果我这本书总是把“不宽容”理解为“官方的不宽容”,而很少谈到个人的不宽容,那还请读者见谅。
因为我每次只能做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