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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第1页）

文艺复兴时期

有一个博学的漫画家，他喜欢这样反问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地滚球、填字游戏卡、小提琴、煮洗的衣服和门前的擦鞋垫怎样看呢?

在战争中，有许多人做着各种奇怪的工作，我只想知道受命操纵大型现代化攻城炮的人的心理反应。因为没有比发射贝尔塔型巨炮更加荒诞的工作了。

别的士兵多少还知道自己在于什么。

从飞腾而起的红光中，飞行员可以判断出是否击中了煤气工厂。

通过遗弃的残骸，潜艇指挥员可以在返回后，判断成功的程度。

知道坚守在堑壕里便是守住了阵地，壕沟里的可怜虫也会沾沾自喜。

甚至，看不见目标的野外炮兵射击后，也用耳机询问藏在7英里外一棵枯树上的同伴，所射击的教堂是否有坍塌迹象，是否需要变换角度重打一次。

只有使用贝尔塔型巨炮的人，他们生活在虚无缥缈的孤独世界中。冒冒失失地把炮弹射往天空，连知识渊博的弹道学教授都无法预见炮弹的命运。它们或许击中了目标，落在了兵工厂或要塞中心；或许打中了教堂和孤儿院；或许安静地潜入河底，扎入墓穴，而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依我所见，在许多方面，作家与攻城炮兵类似。他们也在操纵一门重炮，他们发射的文学炮弹也许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动乱。不过，一般发射的只是静卧在附近田野里的哑弹，最后成为废铁，或制成雨伞架和花盆。

确实，把大量的纸浆都消耗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文艺复兴”时期。

许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印刷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纸张都是12开以上的。像意大利半岛上的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托马西医生、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而模仿希腊人写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学着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热衷于收藏古币、雕塑、塑像、图画、手稿和古代盔甲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呕心沥血地把整整3000年从前辈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用无数对开纸印出集子。

谷登堡因印刷术的发明毁了，但弗劳本、阿尔杜斯、爱琴尼等新印刷公司却从强烈的求知欲望中大捞油水，发了横财。不过，文艺复兴的文学产品在作家们生活的15世纪和16世纪并没有产生巨大影响。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少数的几个鹅毛笔英雄，他们像那些开大炮的朋友一样，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成功和作品造成的破坏。但是，总的来说，他们铲除了进步道路上的各种障碍，我们应当感谢他们，是他们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阻碍我们思想进步的垃圾。

然而，严格地说，文艺复兴最初并不是“向前看”的运动。它鄙视过去，上一代的著作被他们称为“野蛮”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因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样名誉扫地）。文艺复兴的志趣主要在艺术品上，因为艺术品里蕴藏着一种名为“古典精神”的物质。

文艺复兴确实大大振兴了良知、自由、宽容和更为美好的世界，但这并不是运动的领袖们想做的。

波希米来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用哪国语言祈祷，用哪种精神学习耶稣的教诲，为自己的放纵付出多少代价，甚至读什么书和怎样教育子女，都是罗马主教强行规定的，对此很久以前就有人提出质问。这些人公开蔑视这个超级王国的力量，却被它打得粉身碎骨。他们甚至还领导过一场民族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

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教皇体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伟大的简·胡斯的骨灰还没凉就被扔进了莱茵河。

威克利夫的尸体被官方焚烧了，它暗示列斯特夏的下层农民，检察院和教皇的手还能伸到坟墓里。

很明显，直接攻击是行不通的。

“传统”是15个世纪以来巨大的权威逐渐精心建成的一座坚固堡垒，想靠外力攻打占领它，是痴心妄想。传统中也有很多不光彩的事。3个教皇为争夺圣彼得唯一合法继承人而大动干戈，腐败透顶的罗马和阿维尼翁教廷制定法律只是为了敛财，君主的生活骄奢**逸，贪财谋利之人以日益加剧的炼狱恐怖来要挟死了孩子的父母缴费……所有这些人所共知，但教会的安全丝毫不受影响。

然而，一些人对基督教事务没一点兴趣，对教皇和主教也没有深仇大恨，他们随意开了几炮，却使这座陈旧的大厦倒塌了。

布拉格的“瘦小苍白的人”向往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可他没能完成的事却被一群乌合之众实现了。这伙人没别的要求，只想做圣母教会的虔诚弟子，活着时只想做一些善事的赞助人，等老了安静地死去。

他们来自欧洲各地，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如果他们所作所为的真正目的被当时的历史学家道破，他们会恼羞成怒。

以马可·波罗为例。

他是个非凡的旅行家，看到过奇光异景，因此被局限于西方城市巴掌大的地方的人们称为“百万美元的马可”。他告诉人们，他看到的金色御座有宝塔那么高，大理石墙有从巴尔干到黑海那么长，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马可·波罗没办法了，然而他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文采并不好，对文学也有同时代同阶层的人的偏见。一个绅士应该做的是挥舞宝剑而不是耍鹅毛笔，因此他不愿意当作家。但是，战争让他进了热那亚监狱。他向同牢的一个可怜作家讲述自己一生的传奇故事以消磨无聊的时光，通过这种间接的途径，欧洲人终于了解了很多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马可·波罗头脑简单，他坚持自己在小亚细亚见过一个虔诚的圣人把一座山挪动了两英里，他想以此告诉异教徒“真正的信仰能做到什么”。他也轻信了许多流传的故事，讲没有脑袋的人和三只脚的鸡，但他讲述的事情超过了以前的一切，推翻了教会的地理学理论。

马可·波罗一生都是教会的忠诚信徒，如果有人把他和同时代著名的罗吉尔·培根相提并论，他会勃然大怒。培根是个地道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知识，他忍痛割爱，10年没写作，还被在监狱里关了14年。

而两个人中，马可·波罗的危险更大。

只有十万分之一的人会跟随培根追逐天上的虹，用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来颠覆当时的神圣观点，而学过ABC的人都可以通过马可·波罗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旧约》的作者从未想过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世界尚未获得自由之前，仅靠一本书就能颠覆《圣经》的权威性。普遍的启蒙开化是几百年艰苦准备的结果。但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朴实宣言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大大促进了怀疑论精神的兴起。怀疑论是允许人们去发表一些言论，而这些言论在几年前还会使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爪。这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特点。

例如薄伽丘的奇特故事，他的朋友从佛罗伦萨出发，开始有趣的长足旅行，第一天就听到了这些故事。说所有的宗教体制都是对错参半的。可是，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许多观点就无法证明其正确与否，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把不同观点的人送上绞架呢?

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的探险更传奇。他死时是罗马教会政权中深受崇拜的政府官员。世界上有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西方所有省份”赠给西尔敏斯特教皇的传说，历代教皇都以此为依据，在整个欧洲作威作福。洛伦佐在钻研拉丁文时斩钉截铁地证明说，这个传说只是个糟糕的骗局，是皇帝死去几个世纪后，教皇法庭里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编造的。

还有更实际的问题，看看一直受圣奥古斯丁思想影响的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圣奥古斯丁曾教导他们说：“地球另一端的人的信仰是异端邪说，那些可怜的生灵不可能看到第二次基督降临，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理由活着。”但是1499年，达·伽马首航至印度归来，描绘了他在地球另一端发现了人口密集的国度，这时候，那些虔诚的基督徒该怎样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一直有人告诉这群头脑简单的人：我们的世界是平面圆盘子，宇宙的中心是耶路撒冷。但“维多利亚”号环球航行后平安回来，表明《旧约》中的地理理论有很多严重错误，这些人该相信谁呢?

我再重申一下：文艺复兴不是自觉钻研科学的时代，遗憾的是，在精神领域中也缺乏真正的志趣。这300年来，美德和享受是一切事物的主导。教皇虽然强烈反对一些臣民的异端教旨，但只要这些反叛者能侃侃而谈，有印刷和建筑学知识，他也非常愿意和他们共进晚餐。盲目鼓吹美德的人，如撒沃那罗拉，和不可知论者的危险同样大，年轻的不可知论者很聪明，他们在诗歌和散文中对基督信仰的基本观点的抨击言词激烈，绝不和颜悦色。

人们表露的是对新生活的向往，但骨子里却蕴藏着一种潜在的不满，他们反对现在的社会，反对拥有无上权力的教会对人类思想发展的限制。

薄伽丘和伊拉斯谟之间隔了差不多200年。在这段时间里，抄写匠和印刷商一直在忙碌。除了教会自己的图书外，差不多所有的重要著作都在不停地暗示：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已被野蛮入侵者造成的混乱局面取代了，无知的僧人统治了西方社会，整个世界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伦理学并不能引起马基雅维利和罗伦佐·美第奇时代人的兴趣。他们比较现实，最会利用现实世界。他们表示要与教会和平共处，从不试图改革或对管辖他们的制度提出质询，因为它的组织强大，到处都是魔爪，那样会带来很大的害处。

但是，他们总是如饥似渴地探求过去的事情，不断追求新的刺激，思想极为活跃。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从小就认为“我们知道”，但过一段时期又反问道：“我们真的知道吗?”

对后世来说，这要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集和拉斐尔的画集更有纪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