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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基督教（第2页）

相反，它会变成一连串小规模的地方起义，一支雇佣军团和几个精力旺盛的宗教法官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它镇压下去。

改革领袖就会走上胡斯的老路，追随者们也会像沃尔登学派和阿尔比格学派的人一样被处死。教皇统治集团会记载下又一次轻松的胜利，接下来就是对造反派们施与施雷克里克式的统治。

虽然改革运动胜利了，但成功的范围却小到了极点。胜利了，对反抗者生存的威胁解除了，新教徒的阵营就分化成无数个敌对的小集团，在大大缩小的范围内犯着和敌人当权时同样的错误。

有一个法国主教，是个聪明绝顶的人，遗憾的是名字被我忘记了，他曾经说过，无论人类处于什么境况，我们都要热爱。

作为旁观者，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近4个世纪的时光里，人们曾充满希望，但同时也陷入更大的绝望。那些无数的默默无闻的小市民，他们为了自己认为神圣的东西牺牲性命；起义的新教徒本想建立更自由开明的世界，却一败涂地。这一切都会让人们的博爱之心受到空前严峻的考验。

不客气地说，新教徒奉行的主义剥夺了这个世界上许多美好、高尚和美丽的东西，又制造了不少狭隘，可憎和粗陋的货色。它不是使人类社会更简朴、更和谐，而是使它更复杂、更混乱。但这一切与其说是宗教改革的过错，还不如说是大多数人自身的弱点造成的。

他们不愿意鲁莽从事。

他们根本跟不上领导者的脚步。

他们也有善良的愿望，最后，他们也会走上通往新世界的大道。但是，他们要选择最恰当的时机，而且还要坚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宗教大改革原想摈弃过去一切偏见和腐败，在基督徒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但是它的追随者们头脑中的中世纪包袱把它搞得异常混乱、进退两难。很快地，它就发展成了—个与它最厌恶的教廷组织一模一样的运动。

新教徒起义的悲剧就在这里，它不能从大多数拥护者的平庸中摆脱出来。

结果，西部和北部的人并没有取得期望中的长足的进步。

宗教改革运动没能创造一个所谓永远正确的人，却贡献了一本完美无瑕的书。

不是出现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当权者，而是涌现出了无数个小当权者，每一个人都想当自己范围内的领袖。

它不是把基督世界分为两部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虔诚教徒与异端分子，而是制造出无数个分裂的小团体，其间没有丝毫共同点，他们憎恨与自己主张相左的团体。

它没有建立宽容的统治，而是仿效早期教会，一旦获得权力，就依靠数不胜数的宗教手册、教旨和忏悔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然后向反对他们社团官方教义的人公然宣战并无情打击。

在16世纪的思想发展中，这是必然的。

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领袖的勇气，只能用一个说来相当吓人的词形容：硕大无朋。

德国有一位教授，是个朴实的多明我会僧人，住在一所偏远而荒凉的潮汐学院里，他公然烧毁了一项教皇训谕，用自己的叛逆思想狠狠敲击了教会的大门。还有个法国人，虽然体弱多病，却完全不把教皇放在眼里，把瑞士的一座小村镇变成了堡垒。这些事例展示了人们刚强坚韧的意志，是现代人所望尘莫及的。

无法无天的造反者们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同党，只不过这些人都各怀鬼胎，想浑水摸鱼捞点油水，还好这不是本书要研究的问题。

这些造反者为良知以命相搏的时候，并不能预见未来的情况，他们没想到北部的大部分民族最后会云集到自己的旗帜之下。

而他们一旦卷入自己引起的风浪之中，就只能随波逐流了。

很快，他们的全部精力都花在怎样不被风浪卷走的问题上。千里之外的教皇最终得知，这场人所不齿的动乱是一个法国牧师的阴谋，要比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僧人之间的争吵严重得多。教皇为了赢得民心，忍痛停建大教堂，开始商讨应敌策略。帝国的军队开始了行动，到处都是教皇的训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造反派无路可退，只有破釜沉舟。

伟大的人物在势不两立的冲突中丧失了平衡的概念，这在历史上不属初次。路德曾经大声疾呼：“烧死异教徒是违背圣灵的。”可是几年后，每当想起邪恶的德国人和荷兰人竟然倾向于浸礼教徒的思想，他就恨得咬牙切齿，疯了一般。

这个勇敢的改革者最初还坚持认为，人们把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于上帝是错误的，但最后，他却把理论明显高他一等的敌人烧死了。

今天的异教徒，明天就是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劲敌。

加尔文和路德经常谈论新的纪元冲破黑暗最终迎来曙光，然而他们却一直是中世纪传统的忠实后裔。

他们认为，宽容从来就不是什么美德，也不可能是美德。在无地容身的时候，他们还甘愿向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力乞求，并以它为论点来攻击敌人。而一旦得胜后，这个深得信赖的武器便和其他很多善良的意愿一起，被当做废品小心地扔在新教徒仓库的墙角。它被忽略，被遗忘，一直躺在那里，多年以后，人们才从盛满旧式说教的木桶后面把它翻出来，擦去污垢，又一次走向疆场，但使用它的人的本质与16世纪初期奋战的人迥然不同，变化极大。

但是，新教徒革命对宽容事业的贡献却不小。革命本身取得的收获确实很小，是宗教改革的结果间接地促进了各个方面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