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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基督教（第3页）

第一，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严禁人们读《圣经》，也没有鼓励常人去钻研这本书。如今，每个正直的人甚至面包匠和烛台制造师都可以拥有一本圣书了，他们可以在工棚里独自研究，可以有自己的结论，完全不用担心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第二，熟悉可以抵消人们在神秘事物面前因一无所知而产生的敬畏。宗教改革后的200年间，《旧约》中的一切哪怕是巴拉姆的驴子和乔纳的鲸鱼，虔诚的新教徒都确信无疑。那些敢于怀疑、甚至质询—个逗号（知识渊博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带有启发性的”元音点）的人，也不敢让大家听到他怀疑的窃笑。并不是他害怕宗教法庭，而是因为新教牧师有时会让他的生活很忧郁，众说纷纭的指责会带来异常严重的经济后果。事实上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小民族（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历史，对它长期不断的研究逐渐产生的后果是路德、加尔文及其他改革者不曾想到的。

如果他们预见到了，我能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厌恶希伯来文和希腊人，小心翼翼地防止《圣经》落入凡人之手。到最后，越来越多严谨治学的学生只是把《圣经》当做一本有意思的图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书中那些描写残忍、贪婪和谋杀的血淋淋的令人发指的故事是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的生活写照，而不是在神的指使下写成的，这是他们根据内容性质做出的判断。

从此以后，很多人不再把《圣经》当做唯一的智慧源泉。一旦清除了自由思考的障碍，1000年来一直被阻塞的科学探索浪潮便沿着自然形成的渠道奔腾而去，20个世纪以前被丢下后一度中断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又被从老地方捡了回来。

从宽容的角度来看，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西欧和北欧被宗教改革从权力专制中解脱了出来。尽管这个专制在宗教组织的外衣之下，实际上却是罗马精神专制的再版。

这些观点，信仰天主教的读者很难同意，但他们对这场运动也会感激不已，因为它的发生是必然的，而且给天主教义也带来了好处。本来，天主教会这个神圣的名字已经成了“贪婪”和“暴虐”的代名词，所以教会才挖空心思，想扫清这些指责。

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16世纪中叶以后，梵蒂冈对波尔吉亚人忍无可忍了。当然，教皇没变，依然是意大利人。实际上，这种规矩是不可改变的，就像在古罗马时期受信任的大主教们，如果选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或其他外籍人当教皇，老百姓非闹翻天不可。

新教皇的选举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候选人必须德高望重。新教皇在忠诚的耶稣会会士的辅佐下，开始进行彻底的大清洗。

不再有为所欲为的人的市场了。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按创始人定下的规矩行事。

在文明的城市里，再也看不到行乞的僧人。

人们不再对宗教改革不屑一顾，接踵而来的是对圣洁生活和行善积德的热切向往，人们尽力帮助生活困难的不幸的人。

即便这样，教会还是未能收复失地。从地理上说，只在欧洲南半部保留了天主教，欧洲北半部人则信奉新教。

不过，如果我们用图画来表示宗教改革的成果，那欧洲的实际变化就更清楚了。

在中世纪，有一座精神和智力监狱，那里包罗万象。

造反的新教徒摧毁了旧建筑，并用这些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监狱。

1517年后，两座地牢建成了，分别是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准备的。

最起码，原计划是这样的。

新教徒想建立一个没有反对者的禁地，却以失败告终，因为那需要长达几百年的迫害和镇压方法的训练。

窗子、烟囱和地牢的门口都成了大量桀骜不驯的囚徒逃跑的通道。

不久，整个地牢大厦崩溃了。

夜晚，石头、大梁和铁棍被异教徒整车搬走，第二天早晨，它们被他们用来建造了一座自己的小堡垒。堡垒的外表像极了1000年前格雷戈里大帝建造的一座监狱，但缺乏必需的内在力量。

堡垒一旦被投入使用，新的规章制度一旦被贴在门上，大批心有不满的信徒便潮水般走了。他们的上司（现在叫做牧师教长）对旧式执行纪律的方法如逐出教会、酷刑处决、没收财产和流放等一窍不通，只好无奈地站在一旁观望已经下定决心的乱民。这帮乱党按照自己的礼堂建立了一道防卫木桩，宣布了一套暂时迎合他们信仰的全新教旨。

这一过程反复无常，最后，在不同的禁地形成了精神上的“无人区”，在这里，求知者可以任意闲逛，正直的人们可以任意遐想，他们不会受到阻碍和干扰。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事业带来的帮助。

人类的尊严由它而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