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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顺的灵魂伊拉斯谟（第1页）

温顺的灵魂——伊拉斯谟

撰写任何书籍都会有危机，或在前50页，或在稿子结尾。确实，一本书若没有危机，就像一个孩子没有出过天花一样，这也许正是问题所在。

这本书的危机出现在几分钟前，因为想在1925年撰写著作来论述宽容思想好像非常荒诞，也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花费在这部书基础研究上的诸多宝贵时光和艰辛劳苦可能要徒劳无功了。我很想烧了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和怀特的书，也很想把自己的著作丢进火炉燃成灰烬。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很多。第一，作者与自己定下的命题朝夕相处，一起生活了这么久，势必会感到乏味。第二，怀疑这类书没有一点实用价值。第三，我担心这本书会成为不那么宽容的同胞们的借口，书中的一些不很重要的史料会被他们用来为自己的卑鄙行径作辩解。

以上这些问题在大多数严肃图书中确实存在，除了这些，这本书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也就是它的“结构”。

一本成功的书，总要有头有尾。这本书倒是有开头，但结尾呢，能有吗?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我可以列举出很多耸人听闻的罪行，它们表面上打着公正无私的旗号，实际上是不宽容的产物。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不宽容的地位被抬举得至高无上，这一点我可以描述。

我可以大声斥责和嘲弄不宽容，直到读者大声齐呼：“打倒这个可恶的东西，让我们全都宽容吧!”

但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清楚怎样才能实现我努力的目标。现在有多种多样的手册向我们讲述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不胜枚举。上周日我看到一张函授课程广告，题目超过了249个，学院保证学生用很少的钱就能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平。但是，用40或4000个课时讲明白“怎么做到宽容”的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提出来。

据说历史是能解开许多秘密的钥匙，但却不能帮助我摆脱困境。

的确，人们可以写出鸿篇巨著，谈谈奴隶制啦，自由贸易啦，死刑或哥特式建筑啦，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明确具体的。即使一点资料也没有，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自由贸易、奴隶制和哥特式建筑中支持者或反对者的生平。我们从这些佼佼者讲述他们命题的方法，他们的个人习惯和社会联系，对饮食和烟叶的嗜好，甚至穿的马裤，就可以对他们积极赞扬的或恶意诋毁的理想得出某些结论。

可是，从来没有人以宽容为职业。即便有也是在追求别的东西时，出于很大的偶然性，无意中从事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他们的宽容只是一个副产品。他们可能是政客、作者或国王，也可能是物理学家或谦虚的美术家，所以，为宽容而奋斗不是他们的毕生事业，只是在国王的事务中，在行医和刻钢板中，有时间为宽容美言几句，他们对待宽容就像对下象棋和拉小提琴一样。尽管一般来说不论是从戎、探测还是拯救世界的人，从事共同工作的人都有共同的性格，但这伙人却鱼龙混杂（比如，斯宾诺沙、弗雷德里克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竟会是好朋友），几乎不可能找到他们性格中的相同点。

因此，作家很想向警句求助。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一句警句，能适用于各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但《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和老贝哈姆都没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来对付这个特殊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许乔纳森·斯威夫特接近了这个问题，他说：“大多数人都能根据足够的宗教信仰去憎恨别人，却不能爱别人。”可惜的是，这条警世箴言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有一些人对宗教的熟悉不亚于任何人，对别人的仇恨也最深；有些人一点宗教信仰也没有，却对野猫、野狗和基督世界的人类充满真情。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答案。思考没有多少把握，但是必要地，我要讲述一下我自己认为的真理。

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之间有怎样的不同，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一方面相信自己的正确；另一方面又不能使自己的怀疑变成坚固绝对的信念。

在讲爱国主义的今天，我们总是振臂高呼要绝对相信这个，绝对相信那个，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它似乎始终很反对标准化的理想。

完全靠人喂养长大的猫和狗是纯粹的傻瓜，因为假如没有人把它们从雨里抱走，它们就会死。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混合金属钢取代，没有哪个珠宝商会浪费心力去搞百分之百的纯金、纯银首饰。小提琴再好，也毕竟是由六七种木材组成的。如果一顿饭百分之百是蘑菇，那非常感激，但我实在没福消受。

总之，世间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成分复杂，不明白为什么信仰却不同。我们“肯定”的基础里如果没有“怀疑”的成分，那我们的信仰就会像纯银的钟总是叮当乱响，或像铜制的长号一样刺耳。

宽容的英雄们之所以和他人各奔东西，正是因为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若论人品的正直，诸如忠于信仰、忠于职守以及其他广为人知的美德，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新教徒法庭看来都可称得上完美。更深一点说，他们中最少有一半的人本可以进入圣人的队伍，无论生死，可是因为他们特殊的思想，他们被迫成为某一个机构公开的敌人，而这个机构自称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封普通百姓为圣人。

这些英雄不相信天国的神灵。

他们知道（像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不胜枚举，一个正常人并不指望能够解决。一方面，他们期望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确的，最终能把他们引向成功的彼岸。另一方面，又不相信这是唯一的出路，其余的都是歧途。他们认为这些足以使愚蠢的人陶醉其中的歧途，尽管非常迷惘，却不一定是通往死亡的罪恶之路。

这种观点听起来与《宗教问答手册》和伦理学教科书上的迥然不同。这些书宣传说，绝对信念的火焰是纯洁的，它照耀下的世界具有绝对的美德。可能是这样，但几个世纪以来，那团火焰始终以最强的亮度熊熊燃烧，普通大众的生活却不是幸福美满的。激烈的变革不是我想要做的，但为了变换一下，试一试别的光亮也无妨，靠着它，宽容行会的兄弟们一直在审视世事。如果试验失败，我们还可以回到父辈的传统里。如果新的光亮能把一缕宜人的光芒带到世上，带来更多的仁慈和克制，让社会少些丑恶、贪婪和仇恨，那么收获肯定颇丰，我肯定，这样付出的代价也会小很多。

一点忠言，待价而沽。而我必须继续讲历史。

最后一个罗马人被埋葬后，世界的最后一个公民（最广泛意义上的）也消失了。古代世界充满了古老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当时先进思想的特点，只是经过很久，它才安全地重返大地，社会的安全才又一次有了保障。

正如所见，这是文艺复兴时发生的。

国际商业的复苏给西方贫穷的国家带来了新的资本、新的城市和新的阶层。他们慷慨解囊，资助艺术，购买图书，为随着城市繁荣而兴起的大学投资。有的“人道思想”的支持者高举反叛旗帜，打破旧式经院哲学的局限，与旧思想分道扬镳，大胆地对整个人类进行试验。因为他们对古人智慧和原理的兴趣，在旧的虔诚之徒看来只是邪恶肮脏的好奇心。

在这一小队先驱者中，有一些人站在了前排，后面我们所讲的都是他们的故事，其中值得称道的是伊拉斯谟——那个温顺的灵魂。

虽然说他很温顺，但他却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参与了当时所有的文字大论战，并且精确地操纵了最厉害的武器——幽默远程大炮。

伊拉斯谟式炮弹里装着由智慧制成的芥子气，直接射向敌人的国土。炮弹表面看来毫无害处，却花样翻新，危险重重。它像绚丽多彩的花炮，没有噼啪作响的明显导火索，可以让人把它拿回家给孩子把玩。毒气肯定会在孩子的幼小心灵中扎根，而且根深蒂固，整整400年后都可以看到它给孩子带来的后遗症。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伊拉斯谟的出生地竟是坐落在北海淤泥沉积的东海岸边的一个平凡小镇子。15世纪时，因为水灾这还没有达到独立富足的全盛时期，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公国，尚处于文明社会的萌芽时期。他们经年累月闻着鲱鱼味并以它为食。即使偶尔有客造访，也只是个触礁沉船无路可走的水手。

这样恶劣的环境会形成童年的恐惧，但也会刺激好奇孩子的潜力，使他最后摆脱困境，成为时代的著名人物。

他出生就处处不如意。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与上帝和大自然感情真挚，但对这种事非常在意。他们为此深感遗憾，这种不应该发生的事他们当然反对。但他们的思想单纯，并没有想到去惩罚摇篮里的小生命，因为错不在孩子。伊拉斯谟特殊的出身对他没有造成多少麻烦，它只是表明他父母太糊涂。局势迫使无能的双亲把他和他哥哥留给了亲戚，可这些亲戚不是笨蛋就是流氓。

他们不知道怎样处理两个孩子。母亲死了，孩子也就没家了，首先他们被送到德汉特的一所著名的学校。那里的几个老师加入了“共同生活兄弟会”，但通过伊拉斯谟的信件，我们可以说这些年轻人曲解了“共同”。接着，两个孩子分散了，弟弟被送到了豪达，接受拉丁文学校校长的直接监督——被指定管理孩子、继承薄产的监护人有3个，校长是其中之一。如果当时的学校像4个世纪以后我参观过的学校一样糟糕的话，我只能同情这些孩子。更糟糕的是，孩子的钱已经被3个监护人挥霍一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当时的荷兰法律对这类事情一点也不通融），他们匆忙送他去了修道院，让他出家修行，还因孩子“有了自己的前途”而向他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