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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顺的灵魂伊拉斯谟（第2页）

从这些可怕的经历中，历史的神秘磨盘终于磨出了饱含文学价值的东西。在中世纪末期，修道院中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一点文化的乡巴佬和满手老趼的农民，这个年轻人由于过于聪明倒显得非常孤独，一想到常年与这些人朝夕相处，真让人心里难受。

庆幸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纪律松散，伊拉斯谟可以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拉丁文手稿上，这些手稿被前任修道院长收藏在图书馆里，它们早已被遗忘了。他贪婪地阅读着浩如烟海的著作，最后成了古代学问的活的百科全书。这对他以后的帮助很大，因为他可以把找图书馆参考书的时间用在活动上只凭借自己的记忆即可加以引用。他的著作有10大本卷宗，人们只要读过这些著作，或只读其中的一部分（由于现在人的生命过于短暂了），肯定会惊叹于15世纪所说的“古典知识”。

最后，伊拉斯谟还是离开了那个古老的修道院。因为，他这样的人不仅不会受到环境的束缚，而且还会用根本不成器的材料创造出自己的环境。

伊拉斯谟最后的时光是绝对自由的，他苦苦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以使慕名来访的客人不至于影响他的工作。

可是直到行将就木之时，他才饱尝了一会儿“真正的清闲”，这时，由于对童年时代“活生生的上帝”的缅怀，他的灵魂陷入了死亡的沉睡中。对于紧步苏格拉底和塞诺后尘的人来说，这种佳境几乎没有人得到过的。

这些过程在很多著作中都被写过，我就不细说了。每当人们以真正智慧的名义凑在一起时，迟早会有伊拉斯谟出现。

他是个穷学者，曾在巴黎求学，因为饥寒交迫差点死去。他还在剑桥教过课，在巴塞尔印过书，还想（几乎是白费力气）冲破壁垒森严的正统或偏执，把启蒙之光带进远近闻名的卢万大学。在伦敦，他过了很长时间，并获得了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对威尼斯大运河非常熟悉，像咒骂伦巴第一样咒骂新兰岛的糟糕道路。他对罗马的天国、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记忆深刻，甚至莱瑟河水也不能把这座圣城从他的记忆中抹掉。他只要还在威尼斯，就可得到慷慨的年金，并经常被聘为新办大学的教授，哪怕他不愿任教任何课程，只要偶尔光临一下校园，对学校来说也是莫大的恩惠。

这样盛情的邀请，他拒绝了，因为这里面有种威胁：限制和依赖。世间万物他第一要的是自由。他讨厌破旧的屋子，喜欢舒适；讨厌愚蠢的人，喜欢与有趣的人为伴；他知道布尔根迪的美味佳酿和亚平宁的淡红色墨水的差别。他要自己安排生活，如果不情愿地称别人为“大师”，那一切就都破灭了。

伊拉斯谟俨然是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在时事的地平线上，不管什么情况，他智慧的光芒都会照在上面，竭力揭穿伪装，揭露愚蠢和他痛恨的无知，让人们认清事实。

伊拉斯谟在历史最动**的时期，既避开了新教狂热者的愤怒，又没得罪宗教法庭的朋友。因此，他经常被人们指责。

提到古人，后代们对殉道者的感情更真挚。

“这个荷兰人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支持路德?为什么不宁死也要和别的改革者站在一起?”好像至少有12代的饱学之士被这个问题所困惑。

“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这就是回答。

伊拉斯谟的本意并不是使用暴力，他也从没把自己看成什么运动领袖。虽然他要告诉全世界以后的1000年该怎样实现，这的确是一大特点，但他从没自诩绝对正确。他还认为，每次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布置住所时，不一定非得拆掉旧房子。确实，地基亟需整修，下水道也亟需改进，花园里异常零乱，很久以前搬走的人扔的垃圾堆积如山。可是，如果房主履行诺言，花些钱做些立见成效的改进，房子就会容光焕发。这才是伊拉斯谟要做到的。就像敌人讥讽的那样，尽管他“中庸”，但他的功绩却不逊于甚至高于那些“激进派”，世界上本来只有一个暴君，激进派却带来了两个。

像一切真正的伟人一样，伊拉斯谟对制度没有一点儿好感。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人都改造好了，世界也就改造好了。

于是，他采用很高明的手段，向现存的流言飞语发起攻击，向广大平民呼吁。

首先，他写了很多信。那时，信封上还不需要盖邮戳和写上发信人的地址，他拿起笔洋洋洒洒一写就超过8页，他把这些信寄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和恶棍，寄给每一个想接近他的人。

其次，他编辑了大量古文。这些古文由于常常被传抄，已经词不达意，为了搞好编辑，他不得不呕心沥血地学习已被教会禁用的语言——希腊文，以致许多虔诚的大主教对他大加指责，说他像真正的异教徒一样坏。这听起来虽然荒唐，却是事实。在15世纪，这门禁用的语言绝不是体面的基督徒梦想学习的对象，因为它会使人一步步陷入困境。开始，人们会禁不住**把福音书的译文与原文作比较，而这些译文早已被公认为是原文的忠实再现。不久，他又会到犹太区去学希伯来文法，这几乎要公开叛教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本画得稀奇古怪的文字书，就可以成为秘密革命的物证。

长老会的头目经常闯入屋子搜查违禁品，一些拜占廷的难民为了生存暗地里教一点本国语言，就会被赶出借以栖身的城市。

伊拉斯谟克服了这些阻碍，学会了希腊文。在编辑塞浦路斯和其他教会神父的书时，他加入了一些注释，把许多对时事的评论巧妙地隐藏其中，因为这些评论如果作为一本书的主题是绝对不会被印出来的。

但是，注释像一个顽皮的精灵，它出现在伊拉斯谟创造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即众所周知的希腊和拉丁文成语收藏中。为了让当时的孩子都能学会古文，变得高雅，他把成语归纳到一起。那些所谓的“矛板”中充满了睿智的评论，而保守派绝不会认为它出自教皇朋友的手笔。

最后，他写了一本书，是时代精灵孕育的最怪异的一本小书。伊拉斯谟并没想到这种书能在古典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本叫做《愚人颂》的书是为了几个朋友一笑而作的。我知道它是怎样写成的。

1515年，一本小册子轰动了世界。这本书写得妙不可言，让人弄不清它是对僧侣修道生活的攻击还是保卫。封面上没有署名，但熟悉作者的人把它认了出来，它的作者是乌尔里克·冯·赫顿——一个古怪的人。没错，这个被称为有才干的人、桂冠诗人、奇怪的城市游民的年轻人在这本书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他写了全书最滑稽的部分，他自己也引以为豪。听说他的书受到了英国新学领袖托马斯·莫尔的称赞，他便写信给伊拉斯谟，就一些细节向他求教。

伊拉斯谟对冯·赫顿没有什么好感。他的头脑条理清晰（因为他的生活有条理），厌恶不修边幅的条顿人，这些人白天为启蒙事业疯狂地舞笔弄剑，然后便逛到附近的小酒馆里，不顾时间的流逝，不停地喝大杯的酸啤酒。

但冯·赫顿确实是个才子，有自己的路子，伊拉斯谟的回信也彬彬有礼。冯·赫顿在信中称赞起了伦敦朋友的美德，觉得托马斯爵士的家庭永远是别人的表率，所以描绘了一幅美满家庭的动人图景。而在回信中，伊拉斯谟还提到，赋予他最初写作灵感的非凡幽默家是莫尔，莫尔创作了一个闹剧，一个真正的诺亚方舟，有儿子，有儿媳，有女婿，有鸟、狗，有私人动物园，私人业余演出和业余小提琴乐队。他说，极有可能正是这个善意的闹剧启发了他，使他写出了令人兴奋并使他一夜成名的作品。

这使我记起了英国木偶剧《庞奇和朱迪》。好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荷兰儿童唯一的娱乐。它里面有许多粗野庸俗的对话，但它的格调却是严肃高雅的。“死神”操着空洞的嗓音出现在舞台上，它衣着褴褛，是主角，演员们陆续来到它面前，进行自我介绍。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人用大棒敲了头，然后被扔进假想的垃圾堆里，这是最令小观众们开心的。

《愚人颂》一书，细致地剥去了整个时代的社会伪装。它如同受到启发的验尸官，站在群众的阵营，用评论赞扬他们。其中人物形象丰富多彩，整个“中世纪主要街道”里的合适形象全部包括在内。当然，当时的野心家，大谈特谈要拯救世界的僧人，连同他们故作虔诚的说教和鄙陋浅薄、哗众取宠的语言也全在书中被鞭挞了，这是忘不了的，也是饶恕不了的。

书中还用好几章的篇幅描写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这些人是与加里利的贫苦渔民和木匠背道而驰的后代。

但是，出自伊拉斯谟之手的《愚人颂》具有的人性比玩具画式的幽默文学更突出。在整本书中（其实在他写的每一句话中），他都在宣传自己的哲理，我们可以称它为“宽容的哲学”。

“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道理；对神圣教规实质的重视；把宗教当做伦理学而不是某种统治形式。正是因为这些理论，伊拉斯谟被顽固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痛斥为“不信上帝的骗子”，被说成所有真正宗教的敌人，被认为“玷污了基督”，但小册子中有趣的词句后面的内涵他们却一字不提。

攻击一直到伊拉斯谟去世，但没有任何成效。在那将官方文件增减一个字就会被判绞刑的时代，这个尖鼻子矮个子的人却活到了70岁。他公开说，自己对风光一时的英雄全无兴趣。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神学上的小争执就能导致世界范围的宗教战争，那世界将要冒多大的风险，所以他也从没想过从剑和火绳枪里得到什么东西。

因此，他就像个庞大的海狸，不分昼夜地建筑理智和常识的大堤，消极地希望能把不断上涨的愚昧和偏激的洪水挡在外面。

他当然没有成功。因为险恶用心和仇恨就像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上冲下来的洪水，根本不可能挡住。

但是，因为他的不断努力，无数沉船的骸骨又被冲到了后代人的岸边，成了永不服输的乐观主义者们的好材料，他们坚信，我们会建起长堤，挡住洪水。

1536年6月，伊拉斯谟逝世了。

他死在出版商家里，一直陪伴着他的是他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