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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拉伯雷（第1页）

神学家——拉伯雷

社会的动**创造了奇怪的伙伴。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出现在让人肃然起敬的书中，让大家阅读，但在公共场合谈到拉伯雷却极为不雅。这家伙确实很危险，为了避免天真的儿童接触到他的邪恶作品，我国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在许多国家里，只能从更胆大的书贩那里得到他的书。

当然，这只是一件荒唐事，是骗人的官僚用恐怖统治强加于我们的诸多荒唐事的其中之一。

第一，对于20世纪的平民来说，拉伯雷的书就像《汤姆·琼斯》和《七面山墙的房舍》一样乏味，能读完又臭又长的第一章的人很少。

第二，他的语言没有目的明确的启发性。拉伯雷的语言在当时很通俗，现在已经不常用了。但是在田园年代，绝大部分人与土地很有缘分，因此，铁锹还是铁锹，母狗还是母狗。

许多优秀人物对遭受过生活打击的人都无比厌恶，所以，现在对拉伯雷著作的反对意见非常深刻，而不仅仅局限于对他所用的丰富但太直率的用语。

在我看来，人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人对生活说“是”，这种人接受生活，并有勇气利用命运对他们的廉价赐予；另一种人对生活说“不”，这种人也接受生活，但看不起命运的赐予，还有些烦恼，好像一个小孩得到一个小弟弟，而他想要的其实是木偶或小火车。

“是”派的弟兄们很快乐，能接受郁郁寡欢的邻居对自己的评价，即使“不”派在大地上撒满悲伤，推起失望的高山，也能够忍让他们，不去阻拦。相反，第二种人却极少向他们献殷勤。

如果第一种人想走自己的路，第二种人会立即把他们清除干净。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嫉妒心，“不”派便不停地迫害那些认为世界属于活人而不属于死者的人。

拉伯雷大夫是第一种人，他的病人（或称他的思想）从来没有想过墓地。这在当时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就像人们不能都成为挖墓人。如果世界上到处都是哈姆雷特，那将会非常可怕，因而必须有乐观派存在。

拉伯雷的生活没有什么神秘色彩。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虽然由他的朋友撰写的生平里有些遗漏，但这些情节可以在他敌人的书里找到。

拉伯雷是伊拉斯谟的下一代人，但他出生时，仍由僧人、修女、执事和无数托钵僧掌控着世界。拉伯雷生于芝侬，父亲不是药商就是酒贩（当时这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家庭富裕，可供他在好学校就读。杜贝拉—兰格家族在当地颇有名气，年轻的弗朗西斯在那里结识了这个家族的后裔，这个男孩天资聪明，能文能武，像他的父亲。他们老于世故（我在这里是褒意），是国王的忠诚侍从，身兼数职。成为主教、红衣主教和大使，翻译古文，编辑炮兵训练材料，出色完成了贵族应做的许多任务。而其中任何一个头衔都可以因承担众多责任和义务而使生活毫无乐趣。

杜贝拉家族后裔对拉伯雷的友情表明，拉伯雷并不只是一个花天酒地的有趣食客。他一生坎坷，但总能得到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只要他同上司发生摩擦，杜贝拉家族古堡的大门就向他敞开；有时在法国出现了对他不利的情况，杜贝拉家族就正好需要一个既懂医学又对拉丁文有研究的秘书到国外去。

这些琐碎事就不细说了。有很多次，拉伯雷这位有学问的大夫的生命似乎马上就要不幸结束了，但他总能被有权势的老朋友从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愤怒或加尔文主义者的怒火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原本把他看做同伙，但他却像在枫蒂南和马耶萨斯讽刺老同事那样在大众面前无情地嘲讽加尔文派大师的偏见和十足的热情。

巴黎大学神学院当然是两个敌人中最危险的一个。加尔文可以任意地大声疾呼，可是只要在瑞士州疆界之外，它就像爆竹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了。

与此相反，巴黎大学神学院和牛津大学坚决支持正统派和“旧学”，他们对挑战自己权威的人毫不留情，并总与法兰西国王和绞刑吏合作。

哎呀，一离开学校，拉伯雷就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其原因倒不是他爱喝好酒、爱讲同伴僧人的有趣故事，而是比这更糟的：他没有抵制住邪恶的希腊文的**。

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长听到传闻后，便决定对他住的地窖进行搜查。他们在那儿找到了成堆的禁读物，其中《荷马史诗》、《新约》、希罗多得的书各一本。

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发现，经过他的有权势的朋友四处活动，他才脱离险境。

这是教会发展史中一个奇妙的阶段。

正如我前面所述，修道院最初是文明的先驱，在提高教会利益上，僧侣和修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有很多教皇预见到，修道院体制发展得过于强大会非常危险。可是，跟以往一样，正因为大家都明白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措施，才迟迟未见行动。

新教徒似乎认为天主教会是个稳定的组织，由极少数目空一切的贵族悄无声息、理所当然地掌控着，从未发生内乱，而其他由普通百姓组成的组织却内讧频频。

世间万物，我们距离真理最远。

也许出于和前面同样的原因，这个看法是曲解了一个字的意思。

一听说有“永远正确的人”，充满民主理想的世界就大吃一惊。

人们说：“一个大组织只要有一个一把手，而其余人都俯首帖耳，那管理起来是易如反掌。”

正确全面了解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对于在新教徒国家长大的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我没弄错，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样寥寥无几。

而且，重要决策都要经过充分讨论，而教会的稳定常常被决定之前的争论动摇。这样产生的宣言就像我们的《宪法修正案》一样，是“一贯正确”的，因为它们是“最后”的，只要明确地并入最高法律，所有争执都将偃旗息鼓。

人们在关键时刻都会站在宪法一边，如果因此就说管理美国很容易，就像因为天主教徒在重大的信仰问题上都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就认为他们一定是温驯的羔羊会放弃自己拥有独特想法的权力一样，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