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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蒙田（第1页）

哲学家——蒙田

有人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对自由是有益的。

确实是这样。

躲藏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完全可以对男爵和教士不屑一顾，他们是安全的。

不久，欧洲大陆的条件有了很大的转变，国际商业又成为可能，于是，另一种历史现象应运而生。

用3个双字词组表示就是：生意益于宽容。

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你都可以改变这个观点，尤其是星期天。

纽约不能像温斯堡和俄亥俄一样支持三K党。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运动，把所有的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外籍人都驱逐出境，华尔街就会乱成一团，劳工运动就会冲天而起，一切都将化为废墟，无法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这样，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触怒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要做事谨慎，否则就会惹恼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他们就会被赶到维斯比去。

一个纯农业国可以泰然地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款待农民，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地方开始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就会立刻外流，然后抽回资金，城市就会陷于破产。

很多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吸取教训（像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领地），依然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所束缚，他们把信仰的敌人无情地驱逐出境。结果，他们不是灭门就是缩小到第七等国家。

不过，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对既定事实都很尊崇，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始终保持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主顾都能既照常经商，又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

为了表面的光彩，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十人内阁却谨慎地告诉宪兵，不必太认真地执行这条法令，让那些教徒各行其是吧，只要他们不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抓到他们自己的会场去，信仰什么都行。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挚友也这样行事。每个星期天，新教牧师们都大声斥责“****女人”的罪孽。但是在旁边的街道里，在一个不起眼的房子里，可怕的天主教徒也在默默地做弥撒，外面还有新教警长巡逻，以防参加会议的有价值的法国和意大利客人被突然闯入的日内瓦宗教手册的狂热崇拜者吓跑。

这并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忠诚信徒。和以前一样，他们依然是好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只是他们没有忘记，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10个经商的异教徒的美好愿望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日内瓦或罗马的10个寒酸教士的允许，因此，他们就方便做事了。

蒙田有开明、自由并且不只一种的见解，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是经营鲱鱼的生意人，母亲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是照我看来，蒙田的观点受商人长辈的影响很大。作为战士和政治家，他的特点就是对盲信和偏执深恶痛绝，这要追溯到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这样说，他是不会感激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一切生意的痕迹都从华丽的家族文章里被细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亲得到了一处名为“蒙田”的地方的产业，为了让儿子成为绅士，便无节制地花钱。蒙田刚刚会走路，他的可怜的小脑瓜里便被私人教师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6岁的时候他被送到高级学校，不满20岁，他就成了波尔多市议会中很成熟的一员了。

然后，他参军入伍，还在法院工作过。38岁时父亲死了，他这才从所有的外界活动中退出来，除了有几次违心地短期介入政治外，剩下的21年时光他都消磨在马匹、狗和书上面，而且在这些方面都很有研究。

蒙田堪称划时代的人物，但也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从某些感情和礼仪中彻底摆脱出来，这个鱼贩的孙子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直到死去的时候，他还一直说自己只是个乡村绅士，而不是真正的作家，只在冬天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才把一点稍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草草记下。这没有一句不是废话。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开明的绅士，他可以和不朽的达尔塔昂相媲美。

因为这个慷慨豁达、深有教养和修养的人也有灵魂、美德和罪恶，所以他的所有作品要比文学作品更胜一筹，它们以常识和实际的日常体面为基础，已经发展成为明确的生活哲理。

蒙田从生到死始终是天主教徒，年轻的时候还加入过天主教贵族联盟，那是法国贵族为把加尔文主义逐出法国而成立的一个组织。

蒙田的命运在1572年8月确定了。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欢庆杀死3000名法国新教徒，从这以后，蒙田永远离开了天主教会。他一直没有加入另外一个教派，而且为了避免旁人饶舌，某些重大礼仪他还继续参加，然而，自从圣巴塞洛梅惨案之夜以后，他的所有作品都与马尔库斯、奥里利厄斯、爱比克泰德或其他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同出一辙了。其中有一篇题为《论良知的自由》的文章，很值得缅怀，行文的语气就像出于古时伯里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臣民，他还以背教者朱利安为例，阐明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取得的成绩。

文章很短，最多5页，在第2册的第19章你可以找到。

蒙田已经看够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倡导的绝对自由，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自由只会导致新的内战。但是，只要条件许可，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觉时枕头下面不再放着手枪和两把匕首了，英明的政府就该尽量避免干涉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所有臣民按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获得幸福的方式热爱上帝。

产生这种想法并大胆地把它公诸于世的法国人很多，蒙田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早在1560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好几个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就曾经说过，对异端者只适合用文字论战，他们因此而被怀疑是受了再洗礼教的感染。蒙田的让人吃惊的观点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武力可以改变的。两年后，他促成了《皇家宽容法》的诞生，这项法律使胡格诺教派有召开自己的集会、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宗教事务的权力，俨然一个自由独立的教派，而不是仰人鼻息的小派别。

巴黎律师让·保丹保卫了私人财产，反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表达的共产倾向，他是个令人尊敬的公民。他的观点也是这样，不赞成国王有运用武力强迫臣民进这个或那个教堂的权力。

很少有人欢迎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但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聚在一起的文明人却很推崇蒙田的书，他们阅读、翻译和讨论达300年之久。

由于他的业余身份和他只为乐趣而写作的说法，他深得民心，否则，他的那本被官方列为“哲学”的图书绝不会被人们或买或借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