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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布鲁诺（第1页）

自由派——布鲁诺

有一种很有根据的说法，世界大战是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无人光顾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光亮，凝视着长达几英尺的地图冥思苦想，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然后以3000人的性命为代价换得半英里的领土。而同一时刻，在一些聪明的士兵的帮助和鼓动下，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在做着所谓的“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边线的崩溃。

它与为精神世界独立进行的伟大征战几乎没有区别。

没有投入数十万人的直接交锋。

没有破釜沉舟的冲锋，所以敌人的炮兵也失去了顺手的靶子。

更进一步说，这次战役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出于好奇心，人们会不时地寻问谁在早晨被烧死了，明天下午又将把谁绞死。之后，他们或许会发现，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从心底里赞成的几项自由原则，几个亡命徒仍在抗争。但我认为，人们对这个消息只会稍感惋惜。如果落得如此下场的是自己的叔叔，那亲戚们肯定会悲恸万分。

为了自己的事业，他们献出了生命，而业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马力的概念表示。可能情况只会这样。

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很勤奋，他们会认真阅读《乔达诺·布鲁诺文集》，耐心地收集一切感情丰富的言语，比如“人们想什么，国家无权干涉”和“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对通常公认的教理持反对意见的人”，通过它们写出易于被人们接受的论文，题目为《乔达诺·布鲁诺和宗教自由的原则》。

但是，对这样重要的课题不再研究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区别。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说过，有一批虔诚的人起来反叛，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宗教深表震惊，也为人们头上的枷锁所震惊，各国百姓被迫生活在枷锁之下。他们真是穷透了，几乎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保障，只剩下背上的披风。但是，他们的心中有圣火在燃烧，他们到处奔波、演讲、写作，连高深学府的资深教授都被拉进他们的争论。在乡间普通的酒馆里，他们和乡巴佬进行普通的辩论，并坚持宣讲善意、理解和仁慈的道理。他们穿着破衣烂衫，提着书和小册子四处奔走，最后，要么在波美拉尼亚的穷乡僻壤患上肺炎悲惨而死，要么被苏格兰小村里的酒鬼私自处死，要么被车轮碾死在法国的大道上。

假如我说到乔达诺·布鲁诺，他的生活、思想和对自以为正确的东西所产生的不息热情，是所有先驱者的典型。当然，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的唯一，但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布鲁诺家境贫寒，只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因资质一般，按惯例被送到了修道院，后来也成为多明我会的僧人。因为多明我会教徒对所有的迫害行为都大力支持，而且都很机警，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所以布鲁诺与他们格格不入。异端者不用把观点写出来，只需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耸肩膀，就能让追踪的暗探闻出味来，因此常常露出马脚，使他们与宗教法庭打上交道。

在布鲁诺成长的环境中，一切都要俯首帖耳，我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丢弃了《圣经》而捧起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著作，成了叛逆。但是，这个奇怪的新手还没把规定的课程学完，就被逐出了多明我会，使社会上又多了一个流浪者。

他翻过了阿尔卑斯山这个古老的山口。在此之前，也有无数人冒险穿过这里，梦想在罗纳河和阿尔弗河交汇的大森林里找到美好的自由。

而他们又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因为他们发现所有人的心都被一个内在的精灵迷惑住了，而改变一个教义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改变人们的心灵。

在日内瓦，布鲁诺住了不到3个月。城里到处都是意大利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了套新衣服，还找了份儿校对员的工作。晚上，他就开始读书写作。得到一本德·拉·拉梅的书后，他觉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和他一样，德·拉·拉梅相信，只有打碎中世纪教科书中宣扬的暴政，世界才能进步。布鲁诺走得没有著名的法国老师远，并没有把希腊人的教诲全盘否定。但是，早在基督出生前400年就写下的字句，为什么还能束缚着16世纪的人呢?这到底为什么呢?

正统的信仰支持者回答他：“因为自始至终都是这样。”

这个年轻的反传统观念者答道：“我们和祖先有什么关系，他们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死者已矣。”

警方很快找到他，让他最好背起行李到别处去碰碰运气。

布鲁诺一直没有找到稍稍自由和安全的地方让他生活和工作，所以无休止的旅行成了他以后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从日内瓦到了里昂，又到了图卢兹。当时，他已经开始研究天文学，成了哥白尼的热情支持者。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们都在嚷着：“世界围绕太阳转动，世界只是普通的行星?呸!谁听说过这种胡言?”

图卢兹也让他感到不高兴。他横穿法国，徒步来到巴黎，然后以法国大使私人秘书的身份来到英国。但是等待他的还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大陆的好，他们可能更实用一点。比如，在牛津大学，对违反亚里士多德教诲的学生，他们并不惩处，而是罚他10个先令。

布鲁诺变得爱讽刺挖苦了。他开始写一些短篇散文和对话。他的散文，文采斐然却又非常危险；他的对话以宗教哲学政治为内容，把整个现存秩序弄得颠三倒四，使之受到细致但毫无奉承之意的检查。

他还向学生讲授他喜爱的学科：天文学。

但是，对学生欢迎的教授，学院的领导几乎是不给笑脸的。布鲁诺再次被赶走。他回到法国，又到了马尔堡。在那里，关于虔诚的匈牙利伊丽莎白地堡里发生的化体的实质，路德和兹温格尔刚刚停止争论。

布鲁诺人还没到，“自由派”的大名却早到了。他被禁止授课。维藤贝格算是好客的了，但加尔文大夫的教徒刚刚把持了这座路德信仰的堡垒，此后，有布鲁诺自由倾向的人也失去了立足之地。

他又向南到了约翰·赫斯的地盘，想在那里碰碰运气，可等待他的却是新的失望。布拉格成了哈普斯堡的首都。哈普斯堡一来，自由便逃走了。再走回大路吧，到遥远的苏黎世去。

在苏黎世，一个名叫乔瓦尼·莫塞尼哥的意大利年轻人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去威尼斯。我不明白布鲁诺为什么会接受邀请，或许是贵族名字的光彩把这个意大利农民迷惑住了，收到邀请后，他受宠若惊。

乔瓦尼·莫塞尼哥的前辈敢于蔑视苏丹和教皇，可他却不是这块料。相反，他意志薄弱，胆小如鼠，在宗教法庭的官员们要将他请来的客人布鲁诺带到罗马时，他连手指头都没敢动一下。

威尼斯政府一直注意保护自己的权力。如果异国军队敢在他们的辖区内抓人，他们可能会发起战争，如果布鲁诺是个日耳曼商人或荷兰船长，他们或许还会强烈抗议。可是，他们有什么必要为了一个除思想外不能给城市带来任何好处的流浪汉而触怒教皇呢?

不错，他自称学者，他们也深感荣幸，但他们自己的学者已经足够了。

与布鲁诺作别吧，愿他的灵魂得到圣马可的怜悯。

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布鲁诺待了整整7年。

1600年2月16日，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骨灰随风而去。

坎普迪菲奥利是他受刑的地方，从这个短小而美妙的比喻中，懂意大利文的人能获得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