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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的创始者斯宾诺莎（第1页）

新思想的创始者——斯宾诺莎

对历史中的事情，有一些我一直没搞明白，过去年代中一些艺术家和文人的工作量便是其中之一。现代的作家有打字机、录音机、秘书和自来水笔，每天能写3000字到4000字。莎士比亚的精力被十多种工作分散，同时，有个嘴尖舌头快的老婆，连蘸水笔也不好用，他怎么能写37个剧本呢?

洛浦·德·维加是“无敌舰队”的一个老兵，一生都是忙忙碌碌。他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墨水和纸张写下1800个喜剧和500篇文章呢?

那个奇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有10个孩子在他的小屋里吵闹，而他创作的乐曲之多足够普通学生练一辈子的，有5个清唱剧、190个教堂大合唱、3个婚礼大合唱、12支圣歌、6支庄严弥撒曲、3部小提琴协奏曲（而仅凭其中的一支就能让他永垂青史）、7部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3部两架钢琴的协奏曲、2部三架钢琴的协奏曲、30部管弦乐谱，还有为长笛、竖琴、风琴、提琴、法国号管写的曲子，他哪来的时间呢?

还有，伦勃朗和鲁本斯在30年中差不多每个月都创作4幅画或4幅蚀刻画，他们究竟是如何勤奋用功才做到这一点的呢?安东尼奥·斯特拉地瓦利只是一个平民，那么平凡，但他在一生中却做了540把小提琴、50把大提琴和12把中提琴，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我现在不是讨论他们的头脑怎么能想出所有的情节，听出所有的旋律，看出各种颜色和线条的组合，选择所有的木材。我只是对他们的体力感到很奇怪。他们怎么能应付得了呢?难道他们不睡觉，不打几小时台球吗?他们不疲倦吗?没听说过“神经”这个东西吗?

这种人在16世纪和18世纪到处都是。他们对健康法则漠不关心，对有害的东西大吃大喝，对作为光荣的人类的一员所负有的崇高使命根本不知道，但他们时间非常充裕，艺术的才智发泄起来特别吓人。

在烦琐和反复推敲的神学上，也出现了艺术和科学的情形。

假如到2个世纪前的图书馆，你会看到8开、12开和18开的宗教小册子塞满了天花板和顶楼，用皮革、羊皮纸和纸张装帧的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四处堆集，可早就被人们忘记了。但是，这些书包含的知识是广博的，也是无用的。

其中有很多在现代人看来已经失去了意义的谈论题目和大量词汇。可是，这些变质的汇编的目的却很重要。即使它们一事无成，也还净化了空气，因为它们或者解决了讨论的问题，让有关人士满意；或者使读者相信那些问题用逻辑推理和辩论无法解决，于是干脆随便扔在某个地方算了。

这些恭维话听来似乎是讽刺挖苦式的。但是，我希望将来30世纪的批评家也能这样仁慈地评价我们残留的文学和科学成就。

这一章的主角是巴鲁克·德·斯宾诺莎。他在数量上没有追求当时的潮流，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就是他的全集。

但是，必须经过大量的学习才能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这会让普通的健康人不知所措。这个不幸的人之所以死于结核病，正是这个缘故，因为他试图通过乘法口诀表来理解上帝。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那时的犹太人还没有受过犹太隔离区的侮辱。在西班牙半岛还是摩尔人居住的一个省时，他们的祖先便在那里定居。西班牙征服以后，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斯宾诺莎一家因国家陷入崩溃，被迫离开了老家，他们从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所房子，辛勤工作，积攒钱财，很快就名声大振，成为“葡萄牙移民”中最受尊敬的一员。

如果说他们的儿子鲁克意识到了他们的犹太血统，那么其原因除了邻居小孩的嘲讽外，更重要的是在塔尔穆德学校受的训练。外来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须德海的海岸找到避难所，过上宁静祥和的生活，因为荷兰共和国被阶层的偏见所束缚，没空顾及种族偏见。这是荷兰生活的一大特点，现代的旅行者在撰写“游记”时绝不会忘记这一点，这是有充分原因的。

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甚至到了很晚的时代，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关系还是非常不理想。他们之间的争吵简直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因为他们都对也都错了，都可以说是对方专横和偏见的受害者。宽容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这在这本书里已经说过，按照这个道理，显然，只要基督徒和犹太人对各自的宗教忠诚无比，就会把对方当做敌人。第一，双方都坚持自己信奉的上帝是唯一的真正的，其他民族的其他上帝是假的。第二，双方是危险的商业对手。像最初到巴勒斯坦一样，犹太人是到西欧寻觅新家园的移民。当时的工会也就是“行会”不让他们找到职业，所以，他们甘心开个当铺和银行以解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在中世纪，这两种行当非常接近，在人们眼里，这一行业不是正派人该干的。直到加尔文时期，教会对金钱始终深恶痛绝（税收除外），认为拿利息是罪孽，这真很难理解。当然，任何一个政府也不会容忍高利贷，早在400年以前，巴比伦人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对那些企图从别人钱中谋利的金钱交易者给予严惩。在2000年前写下的《旧约》的几章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曾经强力禁止追随者以高利息借钱给别人，但借给外国人除外。以后，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内的希腊大哲学家都表示反对从别人的钱中生出钱来。对这种事，教会神父的态度更明确。整个中世纪人们一直鄙视放债人。在地狱里，但丁为他的金融界的朋友们专门准备了一个小壁龛。

开当铺和开银行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公民，这在理论上可以证明，世界如果没有他们该多好啊。但是，只要世界不再只有农业，那么没有信用贷款就连最普通的生意都做不成。于是，按照基督徒的看法，放债人成了大家需要的魔鬼，人们需要的行当让注定要下地狱的犹太人做（他们也是不得已），但体面人绝不会问津。

这样，可怜的出走者无奈干上了不光彩的行当，这使他们很自然地成为富人和穷人的对头。他们一发迹，对方就马上翻脸侮辱谩骂，毫无情面，他们被锁在城市最脏的地方，对方一冲动，他们还会被当做不信教的恶棍绞死或作为基督叛徒烧死。

真是愚昧无知。犹太人并没有因为无休止的攻击和迫害而喜欢上基督徒。直接的结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从公共交往中退出了，数以万计的很有天赋本可以在商业和科学中进取的年轻人却把智慧和精力浪费了，浪费在了无用的研究那些深不可测的难题和吹毛求疵的诡辩的旧书上。数以百万计的没有依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发臭的小屋里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一边听老人讲他们是一定会继承大地和所有财富的上帝的选民，一边却又听到别人一个劲地骂他们是只配上绞架或刑车的猪猡，并为此而吓得魂飞魄散。

要想让他们——在这种逆境中生活的人，不管是谁，用正常的眼光看待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一次次被逼得对基督徒同胞采取疯狂行动，最激烈时对压迫者奋起反抗，于是他们又被称为“叛徒”、“不报恩的恶棍”，受到更严重的欺侮和束缚。但是，这种束缚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多心怀怨恨的犹太人，其他人意志消沉，使犹太区成为受挫雄心积累仇恨的可怕栖身地。

斯宾诺莎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大部分亲戚生来就遭到的苦难，他幸运地没有遭受。他首先被送到犹太教堂（“生命之树”这个称呼更适合）掌管的学校，把希伯来文的动词变化学会以后，就被送到知识渊博的博士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那儿攻读拉丁文和科学去了。

正如名字所示，弗朗西斯科博士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传说他毕业于卢万大学，据城中最为广博的教堂执事说，他是伪装的耶稣会成员，是个危险分子。但这是谣言。范·登·恩德年轻时的确在天主教学校待过几年，但他对功课漠不关心。从家乡安特卫普离开后，他来到阿姆斯特丹，自己开了一所私立学校。

他的鉴别能力很出众，擅长想办法让学生们喜欢古文课，因为这个学校的孩子在六韵步诗和变格上总比别的学校的学生强。所以不顾他过去与天主教的关系，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自由民情愿把孩子托付给他，而且以此为荣。

范·登·恩德教小巴鲁克拉丁文，但他热衷于追求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十分佩服乔达诺·布鲁诺，因此毋庸置疑，他把一些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应提及的事情教给了这孩子。

小斯宾诺莎违反当时的习惯，没有与其他同学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的丰富的学识很让家人惊奇，亲戚们都自豪地把他叫做小先生，非常慷慨地给他零用钱。这钱没被他浪费在烟草上，而是用来买哲学书了。

有一个作者最让他感兴趣。

那就是笛卡尔。

法国贵族出身的雷内·笛卡尔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交界处，查理曼的祖父曾在这里挡住了穆罕默德征服欧洲。不到10岁，笛卡尔就被送到耶稣会受教育，一待就是12年，因为他喜欢思考，拒不接受没经过证明的东西，所以人们讨厌他。这种难管的孩子耶稣会会士能调理，他们既不被挫伤又训练有素，他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这样的人。要检验布丁就要吃一吃，办教育也是一样。假如现代教育家把耶稣会罗耀兄弟的方法学会了，我们也会有几个自己的笛卡尔了。

20岁时，笛卡尔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他的军事体系曾经被纳索的莫里斯彻底完善，这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年轻人的进修学校。笛卡尔并不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怎么能当新教徒首领的奴仆!这听来就像叛国罪。但笛卡尔感兴趣的不是宗教和政治，而是数学和炮兵。荷兰和西班牙的战争刚结束，他就辞职了，来到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