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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的传播（第1页）

新思想的传播

斯宾诺莎的书像三角学教科书那样有趣，然而无论是哪一章节，很少有人能读三句以上，所以，没有理由害怕他的书会流传开来。

新思想的传播需要另一种人。

在法国，只要实行君主集权制，人们便会失去思考和调查的热情。

在德国，贫穷和恐怖扼杀个人的创造力至少达两个世纪以上，而这仅仅是由于30年战争。

16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国王和国会的长期矛盾使不安定的因素有所增加，使争取个性自由的事业有所发展，因此它是欧洲大国中唯一在独立思考方面有进步可能的国家。

让我们先说说英国君主。长期以来，可怜的国王一直活在魔鬼般的天主教与汪洋大海般的清教徒的夹缝之间。

天主教臣民和许多暗中投靠罗马的圣公会教徒总是嚷着要回到英国国王当教皇的仆人的幸福时代。

而清教徒臣民却用另一只眼睛死盯着日内瓦，幻想有一天英国没有国王，英格兰变得像在瑞士山脉角落里蜷缩着的幸福联邦一样。

英格兰的人也被苏格兰国王统治着，苏格兰臣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宗教方面的要求。他们坚信自己坚决反对宗教信仰自由没有错。在他们看来，新教徒的土地上还存在别的教派，而且还能自由信仰，这简直是邪恶。他们固执地认为，不但应该把天主教徒和再洗礼教徒赶出不列颠群岛，而且还应该把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等一切怀疑鲜活的上帝存在的人都绞死。

但是，这个三角冲突产生的后果是出乎意料的。一些想在对立的教派之间保持中立的人只好保持缄默，这样他们变得比原来宽容了。

斯图亚特和克伦威尔在一生的各个时期之所以始终坚持各教派的权力是同等的（历史证明他们这样做了），是因为他们只想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交易中争取最好的结果，而并不是因为他们对长老会教徒和高教会教徒有什么感情，也不是因为他们受到那些教徒的爱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里的一个教派最后变得权力浩大的可怕事情告诉我们，如果英国的诸多相互排挤的小教派中的一个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绝对专制，那么英格兰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

当然，克伦威尔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地，不过，这个护国公非常明智。他谨慎地避免一切会让反对派联手对付他的过分行为或法令，因为他清楚他的统治是靠铁的军队维持的，但他的宽容之心也只限于此。

至于前面提到的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和其他人类神圣权力的信徒等“无神论者”，他们仍像从前一样性命难保。

当然，英国的“持自由思想者”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濒临大海，坐上船只需36小时就能到达荷兰城市——他们安全的避难所。因为荷兰的印刷所出版南欧和西欧的犯禁文学，所以他们只要穿越北海就意味着能从出版商那儿得到稿酬，还能看看这些书中的最新反抗思想。

有人借此良机进行安静的研究和思索，约翰·洛克是其中最有名望的一位。

约翰·洛克和斯宾诺莎同岁。和斯宾诺莎一样（和大部分独立思想家也一样），他出生于一个虔诚信教的家庭，只不过父母是正统的基督徒，而斯宾诺莎的父母则是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出于好意，用不同教旨的严格教义训练孩子。但这样的教育方法要么会摧毁孩子的心灵，要么使他们成为叛逆。约翰像巴鲁克一样不轻易服输，所以他紧咬牙关离开家门，自己出去谋生。

20岁那年，洛克到了牛津，首次听到笛卡尔的讲话。但是，他在圣凯瑟琳大街尘土堆积的书店里发现了更感兴趣的书，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便是其中之一。

霍布斯这个人很有意思，在马格达朗学院求学时是个不安分的学生，去意大利和伽利略谈过话，和大名鼎鼎的笛卡尔通过信，为躲避清教徒的怒火，大半生都住在欧洲大陆。偶尔，他也用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极权主义国家，或日长者会联盟和国民联盟的物质、形式和权力”写一部大作，把对所有可以想到的题目的看法都写进去。

洛克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这本博学的书出版了。它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诸侯的本质、权力，特别是他们的责任，就连最彻底的克伦威尔派也不得不同意他的观点。对这个一直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多克伦威尔党徒都倾向于赦免，因为他虽然是个保皇派，却在一本重量超过5磅的书里揭露了保皇派的虚伪。当然，霍布斯不是那种容易划分归类的人。基督教的伦理学同基督教的教义相比，他对前者更感兴趣，他主张让人们在不很重要的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因此，当时的人称他是“不拘于教条的人”。

洛克的气质和霍布斯相同。他一生都在信教，却发自肺腑地赞成对生活和信仰应作大度的解释。他认为，如果国家摆脱一个戴金冠的暴君，只是为另一个戴黑色耷拉帽的暴君来滥用权力，那又有什么用呢?从逻辑上讲，这当然没错。但是，这个观点在一伙人中是行不通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如果“自由人”一旦成功，僵化的社会体系将被变成伦理辩论的社会，他们就会饿肚子。

洛克本人似乎很有魄力，他被几个颇有势力的朋友保护，不会受到地方长官的怀疑，但时间不长，他还是无法再逃避“无神论者”的嫌疑了。

这一转折发生在1683年，于是洛克不得不离开英国，前往阿姆斯特丹。此时，斯宾诺莎已经去世五六年了，但荷兰首都的学术气氛依然很自由，洛克有不受官方干涉学习和写作的机会。他很勤奋，在外的4年里写下了赫赫有名的《关于宽容的信》，他因此而成为我们这本小历史书的主角。在信中，他对于国家有权干涉宗教的问题都给予了彻底否定。洛克认为，国家只是个由一批人创立和维持的保护性组织，目的是相互间的利益和安全。他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源于一个叫皮埃尔·贝尔的法国流亡者，当时，这个很有才华的人住在鹿特丹，正在独自编撰百科全书。这么一个组织为什么要发号施令、左右人们的信仰?洛克和他的信徒一直没弄明白。他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国家并没有规定，可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他们去这个教堂呢?

16世纪因为清教徒主义的不彻底的胜利而成为奇怪的宗教妥协的时代。

所有宗教战争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终止。它阐明了一个道理：所有臣民都必须服从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这样一来，一个公国的臣民会因为今天大公爵是路德教徒而全是路德教徒，到第二天会因为男爵是天主教徒而摇身一变都成为天主教徒。

洛克争辩说：“如果国家有命令人们的灵魂归宿的权力，那么一半人都注定要沉沦，因为按照宗教手册第一条的说法，不可能两种宗教都正确，生在边界这边的一定会进天堂，生在那边的就无疑会下地狱。这样一来，一个人的灵魂能否被拯救就决定于出生时的地理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