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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的传播（第2页）

天主教徒没有被洛克列入他的宽容计划中，这确实是件憾事，但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在16世纪的不列颠百姓看来，天主教是个政党而不是宗教形式，它从来没有终止对英国安全的颠覆，它建造了“无敌舰队”，还弄来大桶大桶的炸药要把这个友好国家的国会炸个粉碎。

因此，洛克宁可主张把权力交给殖民地的异教徒，也不给天主教徒，而且要求他们不要再踏入英国国土一步。主要原因不是他们的信仰不同，而是他们危险的政治活动。

要听到这种说法，须追溯到16世纪以前。一个罗马皇帝曾经定下著名的原则：宗教是人和上帝之间的事，上帝觉得自己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会自己照顾自己。

在不到60年里，英国人经历了4个政府的变更，所以，基于常识的宽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他们接受起来并不难。

1688年，奥兰治的威廉渡过了北海，洛克和英格兰王后同乘一只船也来了。从此，他的生活平定无事，到72岁高龄才去世，他不再是吓人的异端者，而是人们尊敬的作者了。

内战虽然极为可怕却有一大好处：可以清洁气氛。

16世纪，英国的多余精力被政见分歧消耗殆尽。外国还在为“三位一体”互相残杀的时候，英国已经停止了宗教迫害。但偶尔会有一个像丹尼尔·笛福这样过于放肆的批评家抨击教会，就可能不幸触犯法律。但《鲁宾逊飘流记》的作者被戴上颈手枷，是因为他是个幽默家，而不是因为他是业余神学家。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历来对讽刺充满疑心。如果笛福写的是坚决维护宽容的书，就不会受到责难了。他把对教会暴政的攻击融为一本名为《持不同意见者的捷径》的幽默小册子，这说明他是个不知体面的粗人，比监狱中的小偷有过之而无不及。

幸运的是，笛福的旅行没有超出不列颠群岛。专横被赶出发源地以后，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找到了深受欢迎的栖身之所。这与其说是因为刚刚搬进那片土地的人们的性格，倒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比旧世界具有更广阔的经济优势。

英格兰是个人口稠密的小岛，只是大部分人有立足之地，如果人们不再愿意遵守古老可敬的“平等交换”的规律，那么就会被终止所有的生意。但是在美国，它是一个领土广阔无边、财富惊人的国家，是一个只有星星点点的农夫和工人的大陆，所以，这种妥协在这里似乎是多余的。

因此，在马萨诸塞海岸的小小共产团体里，正统教产生了，它防范坚固并自诩正确，这种情况自从加尔文在瑞士西部充当了警察署长和最高审判长的快活年月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时，查理河的冰天雪地里第一次有人居住了，他们是有“朝圣神父”之称的一小伙人。一般“为宗教虔诚而去圣地旅行的人”被称为朝圣者，根据这个意思，“五月花”号的旅客并不是朝圣者，他们是英国的瓦匠、裁缝、搓绳匠、铁匠和修车匠，他们是为了离开天主教义才离开英国的，因为别人崇拜的天主教义他们却憎恨。

他们首先渡过北海来到荷兰，在经济大萧条时到达这里。我们的教科书还继续描写说，他们是因为不想让孩子们学荷兰语才决意继续旅行的，否则他们就会被这个国家同化。这些淳朴的人居然不图回报却跑去做美国公民，这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事实上，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只能住在贫民区里，在人口已经很密集的国家里谋生确实非常不容易。听说在美国种烟草的收入远远超过在莱顿梳羊毛，于是他们就动身去弗吉尼亚。没想到遇上了逆风，马萨诸塞岸边的水手又笨手笨脚，他们就决定不再乘着漏船到海上去冒险了，就在那里住下。

但是，他们虽然从淹死和晕船的危险中逃脱了，却仍然处在危险中。他们大部分是英国内地小城镇的人，不具备开创生活的能力。寒冷把共产思想打得粉碎，不息的狂风把城市的热情吹得冰凉，因为没有像样的食物，妻子和孩子死去。只有极少的秉性善良的人熬过了3个冬天，他们习惯于家乡的粗鲁而又质朴的宽容。不过，因为后来又有好几千新的殖民者，他们完全被吞没了。那些后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更严厉、更顽固的清教徒，因为他们，马萨诸塞成为查理河畔的日内瓦，长达几百年。

在这块弹丸之地，清教徒挣扎谋生，总是灾难频频，他们想从《旧约》中找到他们所想所做的事情的根据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他们彻底割断了自己与体面社会和图书的关系，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宗教精神。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摩西和纪登的后裔，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西部印地安人的马卡比。他们找不到慰藉自己艰苦乏味生活的方法，不得不相信他们是为了唯一真正的信仰而受难，还由此得出其他人都错误的结论。如果谁委婉地说清教徒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绝对正确，除非他们幸运地逃到邻近瑞典和荷兰的殖民地躲起来，否则就会因为观点不同而受到虐待，或是被狠狠地鞭笞一顿然后赶到荒野里，或是被割去耳朵和舌头，还要被驱赶出境。

这块殖民地对宗教自由和宽容事业没有一点贡献，它起的作用是歪打正着，而不是出于本心，这在人类进步历史中屡见不鲜。宗教专制的暴力引起了更为自由的政策的反作用。在大概两个世纪的教士专制以后，新的一代涌现了，他们是各种形式的教士统治的敌人，而且是公开的可怕的敌人。他们认为非常有必要政教分家，对前人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他们感到非常厌恶。

这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却有点运气，危机直到大不列颠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的敌对爆发之前才出现。结果是，撰写美国宪法的人不是自由思想者就是旧式加尔文主义的秘密敌人，他们把特别现代化的原则注入了这个文件里，经过验证，在维持共和国的和平稳定中，这些原则的价值是巨大的。

但是，新世界此前已经在宽容领域经历了一次意外的发展，并且是在天主教区里，也就是现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地方。

在这次有意思的事情中，卡尔佛特父子是主要人物。他们原籍佛莱芒，但后来父亲搬到了英国，效劳于斯图亚特王朝，而且干得很好。最初，他们是新教徒，但对于当时人们的神学纠缠，成了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私人秘书兼总管的乔治·卡尔佛特厌烦不已，便又回到古老的信仰。老的信仰无论好坏，反正它说黑是黑、说白是白，那群半文盲的教士无权对每项教义进行最后的判定。

这个乔治·卡尔佛特好像才华横溢，不但没有因倒退的严重罪名而失去皇上主子的恩宠，反而被封为巴尔的摩男爵，在计划为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小块居住地时，还得到了多方承诺。他首先在纽芬兰进行尝试，但他派去的居住者都被逐出了家门，便想在弗吉尼亚申请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没想到弗吉尼亚人是顽固的圣公会教徒，他们拒绝与这些危险分子成为邻居。巴尔的摩继续申请弗吉尼亚和荷兰、瑞典领地之间的一条荒野，但还没有获准他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塞维尔接着做这件好事，1633年至1634年冬天，乔治的兄弟伦纳德命令“方舟”号和“鸽子”号两只小船，满载旅客穿过大西洋，于1634年3月平安抵达萨皮克海湾。这个新国家以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玛丽命名，叫马里兰。亨利四世原计划建立一个欧洲各国的联盟，但一个发疯的僧人用匕首打破了这个计划——英国国王娶玛丽为妻，而不久后这个国王又丧命于清教徒手中。

这个移民区截然不同，它不排斥印第安人，也能平等地对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好几年都能顺利渡过难关。首先，为了逃避马萨诸塞清教徒的专横，很多圣公会教徒来到了移民区。后来，为了逃避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的专横，清教徒也踏进这块移民区。这两伙人都是盛气凌人的亡命徒，都想把自己的“正确信仰”带进这个安身之地。因为在马里兰的土地上，禁止“一切会引起宗教狂热的争执”，老移民者有权力让圣公会教徒和清教徒都安守本分，不要招惹是非。但是，家乡保皇党和圆颅党的战争爆发后，马里兰人担心谁胜谁负，他们都会失去以前的自由。因此，在刚刚听到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的消息后，在塞维尔·卡尔佛特的直接倡议下，于1649年4月通过了著名的《宽容法》，其中有一段很出色，是这样的：

“由于在宗教所及的范围内因思想的高压统治经常造成恶果，为了本省政权的安定，为了居民之间的团结友爱，特此决定，任何人不得以宗教或宗教信仰为借口，对本省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进行干预、骚扰和迫害。”

在一个国家，如果大权掌握在耶稣会会士手中，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显示了巴尔的摩家族的非凡勇气和杰出的政治才能。这种宽宏大度的精神深受来访者的赞扬。后来，马里兰的政权被一伙外逃的清教徒推翻，《宽容法》也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关于宗教的法案》，它只给予除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以外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以宗教自由。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反动的时期很短。1660年，斯图亚特分子再次执政，马里兰的大印也再次落入巴尔的摩派的手中。

他们的政策再次受到来自另一边的攻击。在本国，圣公会教徒大获全胜，因此强行使所有移民区的官方宗教都成为自己的教会。卡尔弗特家庭继续奋战，但他们知道已不可能把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这一边了。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斗争，这次试验以失败告终。

最后获胜的是新教徒。

同时占上风的还有专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