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的君主——弗雷德里克大帝
德国王族从没有因为喜欢平民执政的政府而声名远播。但是,这个家庭头脑清醒,喜欢藏书和救济穷人,在被巴伐利亚人的疯狂气质侵蚀之前,他们还为宽容事业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实际需要的结果。欧洲最为穷困的地方被德国王族继承了下来,那是无边无际的沙地和森林,只有一半的地方有人居住。三十年战争使当地居民家破人亡,要重建家园,他们需要人力和资金,于是,他们开始寻求这一切,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信奉什么教义、以前的身份是否卑贱。
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父亲是个粗鲁低俗的家伙,言行像个采煤工,对酒吧女招待特感兴趣。但是他能彬彬有礼地会见外国逃亡者代表团。他本着“越多越好”的原则处理涉及王国重要统计数字的事情,所有国家抛弃的东西被他像收集6.3英尺高的掷弹兵担任自己的警卫一样有意识地收集起来。
他的儿子很有教养,能力非凡。父亲不许他学习拉丁文和法文,可他偏要研究。蒙田的散文让他喜欢,路德的诗歌让他讨厌,比克泰德的智慧让他喜欢,天主教的无知让他讨厌。父亲按照《旧约》中的教义非常严厉地要求孩子,比如,为了让孩子学会服从,父亲在窗前把孩子最好的朋友斩首,但这并没有让孩子倾向于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都赞不绝口的正直的犹太理想。所有的宗教都被弗雷德里克看成史前的恐惧和无知状态的复苏,信教等于陷入一种被一小撮狡猾的无耻之徒小心操纵的奴性状态,这些家伙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损人利己来享乐。弗雷德里克不仅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且对基督本人更感兴趣,不过,他接触这个问题是按洛克和索兹尼的观点。因此,他至少在宗教问题上是个宽容大度的人,而且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他的国家里,“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寻求拯救”。
这个英明的论断,为弗雷德里克沿着宽容的道路做进一步的试验奠定了基础。比如,他说只要传授宗教的人是正直的,生活正派且遵纪守法,那所有的宗教就都是好的。因此所有的信念必须享有同等的权利,政府对宗教事务不能干涉,只需要像警察一样维持不同宗派之间的和平。的确,他相信这一点,只要求臣民顺从和忠诚,只有上帝有对思想和行为的最后评判权,“只有上帝才了解人的良知”。对上帝的旨意,他从不做任何评论,以免让人们以为他需要别人的帮助,也就是用暴力和凶残来实现推行神圣的目的。
弗雷德里克的思想境界比他所处的年代高出200年。首都中心的一块土地被国王拨给了天主教徒们,让他们自己修建教堂,当时的人都连连摇头。大多数天主教的国家把耶稣会的人赶了出来,弗雷德里克站出来保护他们,于是人们开始咕囔一些恶毒的警告。他宣布说,道德和宗教是各不相干的两个概念,每个人只要纳税款和服兵役,就能随意信奉某一宗教,这时候,他不再被人们看做是基督徒了。
当时,他们恰好在普鲁士境内,皇帝陛下精通警句,在皇家法律上稍加评论,就能给那些在某方面让他不高兴的人的事业造成一些非常的后果,所以,批评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他实际上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掌权30年,第一次把几乎完全的宗教自由带给欧洲。
新教徒、天主教、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论者在欧洲的这个偏僻的角落里第一次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和待遇。喜欢穿红衣服的人不能对穿绿衣服的人发号施令,穿绿衣服的人也不能对穿红衣服的人发号施令。那些回到尼西亚寻找精神安慰的人,不情愿地与那些既和坏人打交道又和罗马主教打交道的人和平共处。
对自己努力的成果,弗雷德里克真的很满意吗?我不太相信。他在行将就木的时候,让人把他忠实的狗叫来。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看来狗是比所谓的人类更好的伴侣(陛下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报刊专栏作者)。他死了,这是最早误入这个错误世纪的马可·奥勒留,像先辈一样,他把一份很好的遗产留给了他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