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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第1页）

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

在现在社会里，我们常听说新闻广告人员的恶毒努力，“宣传”遭到很多好人的指责，被说成是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是一种既新奇又拙劣的方法，以让人们注意某个人或某项事业为目的。但是，这种责备已经不新鲜了。一般认为“宣传”是最近才发明的。但是，如果公正地看待过去的事件，就会发现事实却截然相反。《旧约》中的大大小小预言家们都曾经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领域中的一句行话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一个长长的连续不断的“宣传噱头”。体面的宣传虽有一些，但大多数宣传都五花八门、粗俗卑劣。

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对精心布置的广告的巨大价值的认识十分清楚。我们不能怪他们。他们不能像只求谦卑愉快地生长在路边的红菊那样。他们很认真。他们想让自己的观点发扬光大。不吸引一大群追随者怎么能取得成功呢?

肯皮斯的一个托马斯，整整80年一直在一个寺院的安静角落生活。这种长期的自愿流放，如果原原本本地及时做广告，那么产生的道德影响会是深远的，那本关于他一生祈祷和思考结晶的书的销路会很好，因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们会去阅读。但是，如果阿西斯的某一个弗朗西斯或罗耀拉希望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那他们肯定要使用现在经常与马戏团或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方法，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

基督教特别注重谦虚，对精神谦卑的人进行赞美。但由于当时宣扬这些美德时用了特定的方法，才使赞扬它们的布道成为街头巷议的一个话题。

难怪那些人被教堂谴责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们在对抗西方世界的精神桎梏时，把《圣经》中的一页撕了下来，同时采用的宣传方法也相当奇特。

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善于做大量的宣传，有时还不择手段地利用人们思想上的空虚，因此经常遭到抨击。或许他的手法有时不那么高明，但被他救过的人可能不这么看。基于这些原因，我提供了这个不值一提的解释。

更进一步来讲，就好比要通过品尝来检验布丁一样，评定伏尔泰这样的人成功与否，也不是看他所喜欢的衣服、玩笑或糊墙纸，应该看他究竟为他的同胞们做了些什么贡献。

一天，这个怪人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说：“没有王权又有什么关系，我有一支笔就够了。”没错，他有一支笔。他有许多支笔。他是鹅的死对头，因为20多个普通作家使用的鹅毛笔也没有他使用过的多。他属于文学巨人，孤身一人，在最可怕的环境中写的文章数量也能赶上作家协会所有作家的总数。他曾在肮脏的乡下客栈里奋笔疾书，在这个冰冷的客房里创作的六韵步诗歌不计其数。他在格林威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上摆满了稿纸。普鲁士王家住宅的地毯上飞溅过他的墨水，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也被他用过。小时候，他在巴黎玩滚铁环和弹球游戏时，尼农·德·兰克罗曾送给他一笔数目不小的零用钱，让他“买一些书”。80年后，伏尔泰还是在巴黎，我们听说他要买一本大页纸和散装咖啡，以便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长眠到来之前再完成一部书。

在本书中，我们无须用整章的篇幅来评论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以及物理论文。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当时的几十个诗人写得好。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乏味，而且并不可靠，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水平，也和我们在星期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差不多。

但是，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是他的敌人，他的勇敢和坚强，对人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14年的大战之前。

伏尔泰生活在一个走极端的年代。一方面，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极端自私且腐败过时；另一方面，大批青年男女积极但又过于热忱，他们想创造太平盛世，但只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完全没有实际基础。他是个普通公证员的儿子，而且体弱多病。捉弄人的命运把他扔进了鲨鱼和蝌蚪的大旋涡中，不想溺死就要游出来，他想游出来冲到岸上。长期以来，他同逆境斗争的方法总令人怀疑。在没有版税和成为文学巨人之前，他乞求、谄媚、充当小丑的角色。那么，让这个从来不靠粗制滥造作品混饭吃的作者扔出第一块石头吧!

这并不是说，伏尔泰因几块多余的砖块发愁。他的一生漫长而繁忙，全部献身于同愚蠢的斗争之中，经历了无数次挫折和失败，但他是个乐天派，不屈不挠，充满希望，对被当众打一顿或挨了人家扔来的香蕉皮这类小事并不在乎。假如他今天在皇帝的监狱里虚度了光阴，可能明天在驱逐他的同一个宫廷里就会获得名声显赫的职位。如果说那些愤怒的乡村牧师总骂他是基督教的敌人，有谁知道在碗橱的某个角落里，虽然塞满了情书，可能还扔着教皇送给他的一枚漂亮的勋章，证明他既受到教会的非难，又受到教会的赞许。

这并不奇怪。

他尽情地领略人间的快乐，过着丰富多彩的奇怪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血统上，伏尔泰属于中间阶层。他父亲的工作当时缺少一个恰当的名称，可以说是开私立信托公司的。他给许多富豪贵族的心腹打杂，兼管他们的法律和财务利益，所以，亚鲁艾（这是他的家姓）年轻时愿意接触比自己家境稍好的阶层，这为伏尔泰在以后的生活中压倒大多数文学对手创造了条件。他的母亲德·奥玛尔德小姐是个穷姑娘，没有给丈夫带来一分钱的嫁妆。但是因为她的姓前有一个小小的“德”字，所以法国中产阶级和一般的欧洲人，特别是许多美国人，对此都肃然起敬，得到这样的奖赏让她的丈夫觉得相当幸运。被封为贵族的祖辈所带来的荣耀，使她的儿子也沉浸其中。开始写作时，他就把带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玛丽·亚鲁艾改为更具有贵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泰，但他把自己的姓氏是如何更改的、在何地更改的，一直是个不解之谜。伏尔泰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非常喜欢姐姐，母亲去世后姐姐一直照料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忠实牧师，为人热情正直，但伏尔泰讨厌他，这是他尽量不在父亲名下生活的原因之一。

父亲亚鲁艾并不傻，很快就看出小儿子是个不安分的人。为此，他把伏尔泰送到耶稣会，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步韵诗和斯巴达式严于律己的人。虔诚的神父们全力以赴开导他，给这个下肢细长的学生进行扎实的语言训练，这些语言有的正在使用，有的已经消亡。但同时他们也感到从一开始这孩子就与众不同，他的某种“古怪”才能不可能根除。

伏尔泰16岁时，教士们都愿意他离开耶稣会。年轻的弗朗西斯为了赢得父亲的欢心，开始学习法律。但很不幸，人不可能整天闭目塞听地读书。晚上的空闲时间很多，为了打发时间，伏尔泰要么为地方报纸撰写一些滑稽风趣的小故事，要么就在不远的咖啡店朗读他的文学新作给他的好朋友昕。这种生活，在200多年前一般被认为是要下地狱的。对儿子所冒的危险，父亲亚鲁艾也充分意识到了。他求助于一位颇有影响的朋友，在海牙的法国使馆给儿子谋得一个秘书之职。当时，荷兰的首都和现在一样单调乏味。由于空闲无聊，伏尔泰开始和一个不特别漂亮的女孩谈恋爱了。女孩的母亲是一个社交界的记者，是个令人生畏的女人。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人，就急忙找到法国大使，要求他趁着这件丑闻还没有传扬出去，马上赶走这个危险的“罗密欧”。为了明哲保身不招惹麻烦，大使匆忙把自己的秘书撵上了去巴黎的公共马车。弗朗西斯没了工作，再次回到了父亲的统治之下。

在这个紧要关头，亚鲁艾想了一个权宜之计，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国人常常采用这种方法。他弄到了一封“盖有国王封印的信”，拿到儿子面前，让他要么到管制空闲的监狱去，要么写一份申请书到法律学校用功读书。伏尔泰选择了后者，并承诺做到勤奋和用功的典范。他信守承诺，专心投入创作小册子的幸福自由的生活。但整个镇子对他这方面的勤奋街头巷议。当然，这违背了父亲的初衷，因此他决定运用做父亲的权利把儿子赶出寻欢作乐的塞纳河，让他到一位乡下朋友的家里住一年。

伏尔泰到了乡下，包括星期日在内，整天都有空闲的时间，便开始认真地学习文学并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呼吸了一年的清新空气和经过受益颇深的“单调”生活之后，他被准许回到首都这个花花世界。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他立刻写了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文章。其实，对于那个卑鄙的坏家伙，骂他什么都不为过，但是伏尔泰的这种宣传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些文章导致伏尔泰再次被流放，最后还不得不在巴士底狱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当时为伏尔泰这样在社会上颇有名望的年轻绅士准备的监狱，条件并不差。囚犯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只是不可以擅自离开房间，而这些正是伏尔泰所需要的。巴黎中心的这所孤独的牢房给他创造了认真工作的机会。被释放时，他已经完成了好几个非常成功的剧本，其中的一个剧本45个晚上连续上演，打破了18世纪的所有纪录。

这使他在赚了一笔钱的同时（他非常需要钱），也获得了才子的美名。对于一个还得为前途奔波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最不幸的，因为此后，他成了在林荫大道上或咖啡馆里能博得人们几小时欢迎的开玩笑的罪魁祸首。顺便说一句，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到英国学习自由党政治家的研究生课程。

1725年，对古老而又无用的罗汉家族，伏尔泰开了（也可能没开）几句玩笑，罗汉的骑士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誓报此仇。当然，古代统治者的后代不可能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进行决斗，复仇的事就由这位骑士交给了他的侍从们。

一天晚上，伏尔泰和父亲的一个主顾苏里公爵正在吃饭，有人告诉他外面有人找。他到了门口，就遭到了罗汉公爵侍从们的一顿毒打。次日，这件事在镇子中传扬开了。这时，即便是伏尔泰打扮得最体面的时候，也活像漫画上丑陋的小猴子，鼻青脸肿、满头绷带的他成了人们评论的最佳话题。要挽救他，使他不在滑稽报纸上声名狼藉，只有采取一种果断的措施。在肚子里生牛排的鼓动下，见证人被伏尔泰先生送到罗汉骑士那里，然后他开始紧张地练习击剑，准备一场殊死的决斗。

哎呀，大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再次被送进了监狱。罗汉这个纯粹的无赖把这场决斗交给了警察，因此伏尔泰这个决斗的勇士被拘留了起来，释放时他收到了一张去英国的车票。打发他起程到西北方向去，并且被告知，只有收到陛下宪兵的邀请，他才能回到法国。

在伦敦及其附近，伏尔泰整整住了4个春秋。不列颠王国并不是个真正的天堂，但要与法国比起来，这里还有点天国的样子。

这块土地被皇家断头台撒下了一道阴影。对所有身居要职的人来说，1649年1月30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发生在死去的查理王身上的历史也可能在任何胆敢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重演。至于国教，官方教堂当然要享受某种权力和优厚的待遇，喜欢在其他地方做礼拜的人也能安然无恙。和法国比起来，宗教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自称是无神论者和不信奉国教的人，偶尔会有机会到监狱里逛一逛，但英国一般的生活状况对于路易十五的臣民来讲，还是完美的。

伏尔泰于1729年回到法国，虽然被准许在巴黎生活，但这种特权他很少利用。像一只惊弓之鸟，他愿意从朋友手里接过一块白糖，却又战战兢兢，有些风吹草动就会逃之夭夭。他努力工作，创作了大量作品，自己选定题目后，根本不考虑时间和事实，从罗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列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这些作品都知识渊博、通俗易懂。到他49岁时，已经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文学家了。

伏尔泰通过另一件事接触到了一种异样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