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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问世（第1页）

百科全书问世

有3个不同学派的政治家。第一种人的学说是：“可怜的愚昧无知的人挤满了我们这个星球。他们不可以为自己着想，每当需要自己决断的时候，他们就头昏脑涨，被第一个游说拉票的政客引入歧途。如果某个了解老百姓思想的人能统治这些民众，那么不仅对整个世界来说是一件好事，而且因为不用再过问议会和投票箱的事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车间、孩子、廉价小汽车和菜园，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其乐融融。”

这种学派的信徒们成了皇帝、苏丹、巨头、酋长以及大主教，他们一般不会把工会看做是文明的主要部分。他们工作努力，修筑公路、营房、大教堂和监狱。

“普通人是上帝的最高尚的发明，上帝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审慎和高尚的动机，他有做一个统治者的权力。他完全有关照好自己利益的能力，他想通过一个委员会来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可众所周知，在处理国家的一些麻烦问题时，这个委员会出奇的慢。所以人们应该把执政的事情交给几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他们能把全部时间用于为人们造福，因为他们不用总惦记着养家糊口。”这是第二种政治思想派倡导者的理论。

当然，这种灿烂理想的鼓吹者在逻辑上就是寡头政府、独裁者、第一执政官和贵族保护者。

他们拼命工作，修筑公路和营房，但教堂却被他们变成了监狱。

第三种是用严肃的科学的眼光观察人，能认清人的真面目的人民。他们喜欢人的优秀品质，也清楚他的局限性。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长期观察，他们认为只要不受感情或自私心的影响，一般的人确实能竭尽全力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对自己抱任何不真实的幻想。他们知道生长的自然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要想加快人们智慧的增长，那就像要加快潮流或季节的进程一样，只能是徒劳无益。他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州的政府，这是很难得的，不过每当有把他们的思想变成行动的机会时，他们就开始修筑公路、改进监狱，并把剩余的钱用在学校和大学上。正确的教育会逐渐消灭世界上遗留下来的部分年代久远的弊病，这一点这些乐观主义者坚信不移，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这样的事业。

他们一般是写一部百科全书作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后一步。

有很多东西需要巨大智慧和极大耐力，而这类东西大部分起源于中国，第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书也是这样。中国的康熙皇帝想博得臣民的欢心，他用一部5020卷的百科全书来达到这个目的。

薄林尼是第一个向西方引进百科全书的人，他容易满足，书有37本就行。

在启蒙方面，基督教时代最初的15个世纪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有发明。非洲人费利克斯·卡佩拉是圣·奥古斯丁的同乡，他耗费多年时间，完成了一本书，自诩是汇集了各种知识的宝库。他采用诗歌的形式，以便于人们能容易记住他提供的许多有趣的事情。这是一大堆可怕的误传，可是，中世纪以后的18代子孙却把它们当成文学、音乐和科学领域的定论记住了。

两个世纪后，一部崭新的百科全书又问世了，它出自于塞维利亚的一个叫艾西多尔的主教之手。从此，百科全书增长起来，速度是每100年两本。我不知道这些书的情况怎样。蛀书虫大概当了我们的搬运工，在这方面它是最有用的家禽。假如这些书全部保存下来的话，在地球上，其他东西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最后，在18世纪上半叶，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求知运动，百科全书的撰写进入了真正的天堂。和现在一样，这些书的著者一般是一些一贫如洗的学者们，他们每星期的生活费只有8美元，劳苦钱还不够买纸墨。特别是英国，更是这种文学的伟大国家，所以，有一个在巴黎生活的叫约翰·米尔斯的英国人，为了便于向路易国王的臣民们兜售他的作品，从中捞一把，就想把伊弗雷姆·钱伯斯的成功之作《万能辞典》译成法文。为了达到目的，他和德国的一位教授合作，又和国王的印刷商雷伯莱顿打交道，让他做实际的出版工作。长话短说，雷伯莱顿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生财之道，于是故意敲诈他的同伙，赶走了米尔斯和那个条顿医生，然后自己盗印。即将出版的著作由他命名为《艺术与科学的万能百科全书辞典》，并且发了一系列颇能招徕顾客的漂亮书讯，很多人被吸引，很快预订单就排满了。

然后，他雇用法国中学的一名哲学教授做总编辑，买了大量的纸，接着就坐享其成。不幸的是，雷伯莱顿的如意算盘太简单了，写一部大百科全书可没那么简单。教授搞出了笔记，可这不是文章，预订者大呼小叫，要得到第一卷，一切弄得团团糟。

危急时刻，雷伯莱顿想起了几个月前出版的《医学万能辞典》很受欢迎。他把医学卷的编辑找来，当场雇用他。一本专科的全书就这样变成了《百科全书》。丹尼斯·狄德罗就是这个新编辑，这项本来艰苦乏味的工作变成了18世纪对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那时，狄德罗37岁，生活既不安逸也不幸福。一个年轻体面的法国人应该做的事却遭到他的拒绝，他不愿意上大学。一离开耶稣会的老师，他就到巴黎当文人。经过短暂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按照两个人挨饿和一个人挨饿是一样的逻辑，他娶了一个后来被证明虔诚得吓人的不可理喻的悍妇，这种结合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少见。不过，他得养活她，因此，他不得不做各种千奇百怪的工作，编辑各种各样的书，从《关于美德与价值的探讨》到名誉扫地的修改薄伽丘的《十日谈》。但是，在他的内心，这个拜勒的学生对他的自由思想还是很忠实的。很快，像处于艰难时期的政府一样，政府发现了这个并不令人生厌的年轻作者非常怀疑《创世纪》第一章描述的创世故事，是一个重要的异教徒。结果，狄德罗被送进了万塞纳监狱，度过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监禁生活。

直到获释后，狄德罗才当了雷伯莱顿的雇工。狄德罗是当时最善辩的人。在这个终生事业中他看出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仅仅修改钱伯斯的旧资料简直是屈尊降贵。当时正是轰轰烈烈的思想活跃时期。好极了!雷伯莱顿的百科全书要让所有想得到的题目都具有最新消息，要让最有权威的人撰写每一篇文章。

狄德罗热血沸腾了，事实上，他说服了雷伯莱顿让他不限时间地全权指挥。然后，他列出了一个合作者名单，在一张大页纸上开始写道“A：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

20年以后，虽然条件非常不利，但他终于写到了Z，完成了工作，这很少有人能做到。雷伯莱顿雇用狄德罗时，他原有的资本已经增加了，但他每年给编辑的钱从没超过500美元。至于那些应该提供帮助的人，唉，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不是当时很忙，就是下个月再说，或者要去乡下探望祖母。所以，教会和政府官员们的谩骂让他痛苦，尽管如此，他还得亲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非常稀有了。原因是好多人想要除掉它而不是想得到它。150年前，这本书就作为毒害颇深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被吞没在怒吼声里，但今天读起来，却像喂奶的器官一样枯燥无害。不过，对于18世纪更为保守的教士来说，这部书就像吹响的嘹亮号角，让人们走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

当然人们进行了指责，是那种屡见不鲜的谴责，指责总编辑是社会和宗教的敌人，既不信上帝和国家，又不相信神圣的家庭关系，是个**的恶棍。但是，1770年的巴黎只不过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乡村，人与人之间都非常了解。“做好事，寻找真理”不但是狄德罗关于生活目的的主张，而且也被他作为座右铭并付诸于实际行动，他敞开大门招待饥饿的人，为了人类每天工作20小时，除了要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叠纸外，从没有要求过任何回报。他纯正、朴实、努力工作，是美德的典范，那些高级教士和君王们要从这个角度攻击他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正是他们所明显缺乏的。于是，官方就处心积虑地找他的麻烦，建立了一个谍报网，总在他的办公室附近打探情况，抄他的家，把他的笔记没收，有时甚至干脆禁止他工作。

但是，他的热情并没有因为种种障碍而受到影响。工作终于完成了，就像狄德罗期待的那样，《百科全书》竣工了。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闻到了新时代的气息，认识到世界亟需全面彻底的大检修，他们重整旗鼓的转折点就是《百科全书》。

看来对这位编辑的形象，我有点夸大其词。但他毕竟还是狄德罗，衣着褴褛，每星期聪明的朋友霍尔巴西男爵请他去饱餐一顿的时候，他都高兴得忘乎所以。当4000册书销售一空时，他会异常满意吗?卢梭、达兰贝尔、杜尔哥、爱尔维修、沃尔涅、孔多塞等很多人和他是同时代的，他的声誉远远比不上这些人。但是，假如没有《百科全书》，这些好人的影响就无法发挥。这不仅是一本书，它是社会和经济的纲领。它把当时领导人的真实思想告诉我们。它详细描述了很快就统治了全世界的那些思想。它标志了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

耳聪目明的人都知道，法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要避免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就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然而这些耳不聋、眼不花的人却不接受这种做法。他们全都顽固地坚持这样一个论调：和平只能靠严格执行梅罗文王朝的一套废弃了的法律来维护。当时，这两个党派实力相差很小，都按兵不动，这又导致了奇怪的复杂情况。法国在保卫自由中的作用是引人注目的，它给乔治·华盛顿先生（共济会成员）写了一封最亲切友好的信，并且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末晚会，富兰克林被别人称为“不可知论者”，我们称他为朴素的无神论者。这个屹立在大西洋岸边的国家又与各种形式的进步为敌，只有在判处哲学家和农民都要过相同的枯燥贫困的生活时，才表现出不带任何偏见的民主意识。

最后，所有的一切全变了。

但是，变化的方式却出乎意料，这次斗争是要把非皇廷的人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扫清，但参加斗争的人却不是奴隶。这是极个别公正无私的人的活动，就像天主教压迫者对他们的痛恨一样，新教徒对他们恨入骨髓。所有诚实的人都能进天堂是那些无私的人的唯一期望。

18世纪，保卫宽容事业的人中属于某个特殊派别的很少。为了个人方便，他们偶尔参加一些表面上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能把宪兵从写字台前赶开。但是就思想来说，不如说他们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和他们同时代的人大部分都对各种事物充满了敬畏，他们认为这只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虽然没什么害处却很幼稚的东西，但他们却没有，为此他们经常后悔。

古代民族的历史也很少引起他们的注意，由于好奇，西方的人们会从巴比伦亚人、埃及人、赫梯人和迦勒底人的历史中挑出一些记载，作为道德和习俗的行动向导。但是，大师苏格拉底的忠实信徒们只听从自己良心的召唤，根本不管后果，在早已变得屈服温顺的世界里，他们无所畏惧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