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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家莱辛（第1页）

戏剧家——莱辛

1792年9月20日晚上，一场战斗打响了。这次战斗交战双方是法国的革命军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暴动的君主联盟军。

这次战斗，革命军取得胜利，而且战果辉煌。在瓦尔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联盟军的步兵施展不开，战斗变成了连续不断的炮战，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射击得更猛烈迅速，这样皇家军首先撤退，晚上向北方撤走了。参加这次战斗的人中有一个叫歌德的，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

几年后，年轻的歌德把对这一天的回忆录出版了。他那时站在洛林的泥浆里，泥浆又稠又黏，虽然没过脚踝，他却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将永远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得一点也没错，在永远值得纪念的那一天，受上帝青睐的君主权力被扔进了垃圾堆。参加人权运动的斗士们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像鸡一样落荒而逃。他们扛着枪，穿山越岭，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欧洲最偏远的角落，把这种思想带到了整个大陆的每座城堡和教堂。

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写下这样的言辞。这场革命的领袖已经死去大约150年了，我们尽可以拿他们来取乐。甚至我们还可以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了好事。

可是，人们经过那些日子的煎熬——他们曾在某一天早晨聚在自由之村高兴地手舞足蹈，随后又像城市下水道里的耗子一样被到处追赶长达3个月——不可能对这场动乱采取漠然的态度。他们刚刚从地窖和阁楼里爬出来，把乱得像鸡窝似的假发梳理一下，就开始想方设法避免这种可怕的灾难重演。

但是，他们必须先掩盖过去，以对抗敌手的成功。这个过去并不是历史学意义上那个含混的说法，而是自己偷偷阅读伏尔泰先生的书并公开表示对百科全书派的钦佩的“过去”。如今他们把伏尔泰先生的书堆放在阁楼里，而把狄德罗先生的书当成废品卖掉，把曾经虔诚拜读过的提示真理的小册子扔进了煤箱。他们想尽一切方法加以掩盖，以便使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痕迹不至于暴露，真可以说用心良苦。

哎呀，这些忏悔人忽视了一件事，那就是戏剧舞台，就像摧毁一样文字材料的常见情况一样，这比那些说东道西的谣传更加糟糕。为了《费加罗的婚礼》，他们曾经说了成套的好话，现在再说从不相信人人平等的理想会实现，未免过于幼稚。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但他们曾为“聪明的南森”流过泪，所以现在也无法再次证明这点。

这出戏及其成功所证明的东西，与他们所说的截然相反。

这出著名的戏剧在18世纪后期迎合了民众的感情。作者是德国的戈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他曾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是他不愿意以宗教为职业，因此经常逃学。他的父亲是路德派的牧师，闻讯后把他叫回家，问他是马上退学还是写一份到医学系学习的申请书。戈思霍尔德感觉当医生还不如成为牧师，因此父亲的每项要求他都保证做到。但他回到莱比锡后，继续为一些他喜爱的演员朋友们做借贷担保。这些人后来从城里销声匿迹了，为了避免因负债而被捕，莱辛被迫逃到了维腾贝格。

他的逃跑意味着要经受长时间的步行和忍饥挨饿。首先，他来到柏林，有好几年为几个稿费很低的神学刊物写稿。后来，他的一个有钱的朋友准备做环球旅行，请他做私人秘书。而他们刚一起程，7年战争就爆发了。这个朋友被迫从军，坐上了回家的第一辆马车。再次失业的莱辛流落到了莱比锡城。

但莱辛非常善于交际，很快又找到了一个名叫艾德华·克里斯蒂娜·克莱斯特的新朋友。这个朋友白天做官，晚上写诗，是个敏感的人，他把敏锐的洞察力给予了这个饥饿的神学家，使他看到了慢慢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精神。可是，在库内夫战役中，克莱斯特被打死了，这又把莱辛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只好当一名报刊专栏作者。

接下来，莱辛又做了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主人是布雷斯勒现在称为弗罗茨瓦夫城堡的指挥官。因为驻防生活很枯燥，他就以认真钻研斯宾诺莎的著作为消遣，这位哲学家的著作流传到国外时，他已经去世100年了。

然而，日常生活还是解决不了。莱辛这时已经将近40岁了，他想结婚。他的朋友们提议任命他为皇家图书馆的馆员。而此时，因为多年前的事，莱辛已经深受普鲁士宫廷的欢迎。第一次访问柏林时，他就结识了伏尔泰。这个法国哲学家非常慷慨，乐善好施，没有一点架子。他允许莱辛借阅当时已经准备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纪》的手稿。糟糕的是，莱辛离开柏林时，因为匆忙，非常偶然地把手稿打在了自己的行李里。于是，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廷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很恼火的伏尔泰立刻嚷嚷自己被盗了，他的最重要的手稿被那个年轻的德国人偷走了，要求警方必须监控边界等，完全是一个客居外国的情绪激动的法国人的样子。几天内，他丢失的稿件被邮递员送来了，里面还附有莱辛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个直率的年轻条顿人对敢于对他的诚实进行质疑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按理说，人们应该很快忘记这场发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风波，但是在18世纪，巧克力罐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所以直到20年以后，弗雷德里克国王还是不喜欢他那位爱找碴的法国朋友伏尔泰，当然也就不会同意莱辛到宫廷来。

离开了柏林，莱辛到了汉堡。这里有要新建—个国家剧院的谣传。但是这项规划没能实现，绝望中的莱辛接受了一个工作，是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里当馆员。那时，他居住在沃尔芬布泰尔，这是个不大的城市，不过，大公爵的图书馆在德国却是一流的。它存有1万多部手稿，其中好几部是历史上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文献。

恶意诽谤和流言飞语的主要根源当然是无聊。在沃尔芬布泰尔城，人们都不十分信任当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者的人，很快，莱辛再次陷入困境。原因不是他做了什么事，而是有人传闻他出版了一系列文章来攻击老一派路德神学正统言论。

这些文章是以布道的形式出现的，其实它们是汉堡一位前任教长写的。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命令他的图书馆馆员小心行事，避开一切争论，因为他对在自己的领地里开展一场宗教战的前景感到惶恐不安。莱辛按主人的要求做了，但是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人立场鲜明地加以论述，于是，莱辛开始通过戏剧形式重新阐述他的看法。

这出戏诞生于小镇子的娱乐室里，名为《聪明的南森》。这个主题非常古老，我在前面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能找到它，在那里，它的名称是《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情节如下：

很久以前，有一个伊斯兰教的王子，他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里榨取一大笔钱。但是让他苦恼的是，没有剥夺这个不幸的人的财产的正当理由，于是，他想了一个诡计。他派人找来这个受害者，大力赞赏他的学识和智慧，然后问他，在土耳其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三种流传最广的宗教中，他认为哪个最真实。这是个令人尊敬的老人，他没有直接回答王子，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我来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有一个富翁，有一个漂亮的戒指。他在遗嘱里写道，他死的时候，这个戒指戴在哪个儿子手上，他的全部财产就由哪个儿子继承。后来他的儿子也立了同样的遗嘱，孙子也一样，戒指一代代传下去，一直完美无缺，长达好几百年。但是，最后有一个主人，他有3个儿子，而且他都很喜爱，他无法决定这无价之宝该由谁来继承。于是，他让一个金匠做了两个和自己手上的那只一模一样的戒指。临终时，他躺在**，叫来3个孩子，为每个人祝福，他们也都把自己当做了那个戒指继承人。父亲的葬礼结束后，他们都宣布自己是继承人，他们都有戒指。这制造了许多争吵，最后把这件事交给法官处理。因为3个戒指一模一样，法官也无法鉴别真伪，所以案件就拖了下来，而且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末日。阿门。”

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被莱辛拿来证明他的“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的信念。和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相比，人的内心世界更有价值，所以，人们的任务就是友好地相处，谁也没有权力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崇拜，也没有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的权力。

这个思想虽然在1778年备受青睐，但在小诸侯国里却不得人心。在大风暴中，小诸侯们想方设法保住残存的财产和牲畜，他们为了使丧失的声望得以恢复，拱手把土地交给警察管辖，并期望凭借他们谋生的牧师先生成为精神支柱，帮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场实实在在的反动取得了彻底的成功，那些想按照半个世纪前的宗教宽容模式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最后终于失败了。结果也只能是这样。事实上，各国大多数人对革命和骚乱，对议会和那些毫无意义的讲演，对把工商业彻底破坏和各种关税都已经感到厌倦了。他们需要和平，为了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他们想做生意，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不再被逼喝从橡树上挤出的恶心的汁液。只要能享受这种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宁可对一些不方便的小事加以容忍，比如向每个戴有铜纽扣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面鞠躬，对官方打扫烟囱的助手都用“先生”来称呼。

但是，完全是出于需要才有这种谦卑的态度，人们经过漫长的动**年代要有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当时，新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统治者每天早晨都会出现。然而，仅仅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状态和对上帝任命主人的高声欢呼中，就断定人们在心灵深处，已经把曾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彻底忘记，那可就错了。

反动独裁者都玩世不恭，他们的政府也具有这种思想，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不以为然，主要要求表面的墨守成规和秩序，因此，平民百姓就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挟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一周剩余的时间就可以自由地思考。但他们不准把个人的见解公开，必须保持缄默，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看一看，先要保证没有暗探藏在沙发底下或炉子后边。但是，他们一方面可以饶有兴趣地谈论当时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从被正式检查、反复斟酌、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王国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1600年，于是，他们就又会悲惨地摇摇头。

自从公元1年以来，所有对人类历史一无所知的主人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主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又在做。由于有人站在装饼干的大桶上言辞激烈地攻击政府，这些主人命令搬走大桶，认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一有可能，出言不逊的讲演家就被他们送进监狱，并处以50年或100年的监禁，使这些可怜人得到烈士的美誉。但在许多方面，这些主人只是轻率、浮躁的傻瓜，因为他们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