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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家莱辛（第2页）

其余的人受到这种例子的警告，都会回避公共游憩场，躲在偏僻的酒馆里或城市中拥挤不堪的公共旅店里怨声载道，因为他们相信这里的听众更加谨慎，影响比在公共讲台上也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人些许权力，又时刻害怕自己的官方声望就此丧失，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事了。国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并且会因为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被这个小插曲打断而高兴。因为不论他是戴上男仆的褪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仍然还是一个国王。但对一个三等城市的市长来说，如果被剥夺了小木槌和办公室的徽章，就会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可笑的自命不凡的人，一个受人们嘲笑并陷入困境的人。所以，要是有人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却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不期而至。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依然昂首挺胸的人，那些用学术巨著、地质手册、人类学、经济学对现存秩序公开质询的人来说，他们的处境就糟糕透顶了。

他们的谋生之路立即被羞耻地剥夺了，被从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里驱逐出境，妻儿全部留给邻居们照看。

这种反动情神的爆发给某些人带来很大不便，那是一大批真挚的想根除许多社会弊病的人。不过，时间是伟大的清洁工，这些和善学者们制服上的能被地方警察发现的污渍全被它除去了。今天，人们能够记住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主要原因是他干涉了—个人的学说，这个人是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根据康德的教诲，我们的行动准则要能变成宇宙规律，按警方的记录，他的教导只能受到“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的推崇。昆布兰公爵在做汉诺威的国王时，把一个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流放了，因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因为这昆布兰公爵臭名昭著。梅特涅的声誉也很差，因为他对音乐领域有了怀疑的行为，审查了舒伯特的音乐。

不幸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死亡而且消失了，“快乐帝国”博得了整个世界的好感，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已经被人们忘记了，有比光彩有趣的乡村集市上的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约翰·施特劳斯作曲和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更重要的东西。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中，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奥地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改革运动后，新教徒马上找到了用武的地方，那是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一块沃土。可是，等到鲁道夫二世成了皇帝，这一切全变了。

这个鲁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国化身，这个统治者认为和异教徒签订的条约一点意义也没有。鲁道夫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得出奇，不可理喻，他的帝国却因此而免于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选费迪南德做皇帝时，这种变动就发生了。因为他是哈普斯堡皇室中唯一多子的人，所以有了当君主的资格。在统治初期，他还参观了1219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马尔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中心的著名的天使报喜馆。在宗教热情的爆发中，费迪南德发誓要把他的国家变成纯粹的天主教国家。

他言而有信。1629年，他再次宣布天主教是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西里亚的官教和唯一信仰。

同时，匈牙利和这个奇怪的家族建立了裙带关系，每个新妻子的嫁妆都是大量欧洲地产。费迪南德于是着手把新教徒从马扎尔人群居的地区赶出去。但是，直到18世纪下半叶，新教徒还能在匈牙利保持独立，因为他们拥有特兰西瓦尼亚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这时，奥地利内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实支持者，可是对于教皇的不断干涉，就连这些思想呆滞的人最后也厌烦了，他们很想冒险制定一项违反罗马意愿的政策。

我已经在本书的前一部分里说过，在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看来，教会体制是彻底错误的。评论家们认为，因为教会是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而他们又是教区居民推选出来的，所以在殉道者时代，教会是真正的民主机构。由于罗马主教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在教会委员里享受优惠的待遇。因此他们接受他。但他们固执地认为，这只是一种荣誉性的权力，因此教皇不应该认为自己和其他主教相比可以高高在上，而且不应该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应有范围之外。

为了对付这种思想，教皇使用了各种训令、诅咒、逐出教会的惩罚方法，结果由于大胆地倡导圣职下放，不少勇敢的改革者因此而丧命。

这个问题在18世纪中叶以前一直没有明确解决，后来，这种思想被约翰·范·抗泰姆给复苏了。他是财大气粗的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以弗布罗纽斯这个拉丁文的笔名而著称。他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曾在卢万大学学习几年，后来离开家人到莱顿大学求学。他到那里时，正赶上纯加尔文主义被怀疑在老城堡中存有自由派。后来，法律部成员杰勒德教授被允许进入神学界，还发表了赞扬宗教宽容理想的讲演，就在此时，这种怀疑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最起码，抗泰姆的推理方法具有独创性。

他说：“只要上帝愿意，就可以随意引导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在宗教问题上具有相同的观点。因为上帝是万能的，他可以制定出万能的科学定律，使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适用。而上帝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假如我们用武力迫使别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意愿。”

抗泰姆是否受到了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这很难说。但是，在抗泰姆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伊拉斯谟唯理主义思想的一些蛛丝马迹，后来，他在主教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上把自己的思想发展了。

很快，抗泰姆的书于1764年2月就受到了罗马教廷的谴责，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这时他得到了玛丽亚·泰雷兹的支持，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这场运动在奥地利繁荣起来，被称为费布罗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最终形成了实用的《宽容专利权》，1781年10月13日，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把它赐予自己的臣民。

约瑟夫是他母亲的大敌，也是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的化身，他的惊人天才可以在错误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最近200年以来，要想让奥地利的孩子们再把新教徒当做自己的手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家长在哄孩子睡觉时就吓唬说，要是不睡就让新教徒把他们领走，这使孩子认为，新教徒是长着角和一条又黑又长尾巴的人。同样，约瑟夫可怜、诚实、勤奋、易犯错误，他身边总是包围着那些高薪厚禄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执事的伯父、伯母和表兄妹，因此，他突然表现出的勇气很值得赞扬。在天主教统治者中，他是大胆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理想实用财富的第一人。

3个月以后，他做了更骇人听闻的事。1782年2月2日，他颁布了涉及犹太人的著名法令，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被他扩展到了犹太人那里，让他们可以和基督徒的邻居们呼吸同样的空气，这些犹太人直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幸运儿。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个好事还没有结束，对那些希望按自己的良心行事的人来说，现在奥地利成了他们的天堂。

但愿这是真的。在常识问题上，约瑟夫和他的几位大臣可能有一个飞跃，但奥地利的农民一直认为犹太人和新教徒是他们的天敌，这种偏见已经根深蒂固，因为古往今来他们一直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敌，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

杰出的《宽容法令》已经颁布一个半世纪了，但和16世纪相比，天主教会以外的人地位依然不利。按理说，犹太人或新教徒可以指望当首相或成为军队总司令。事实上，他们就连和皇帝的擦皮鞋匠吃顿饭都不可以。

对这份一纸空谈的《法令》就说到这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