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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道教文化形成和发展（第3页）

南宋偏安，在与金、元南北对峙的形势下，道教内部的宗派纷起。新起的道教宗派，力图革新教理，大多主张道、儒、释三教结合；在修炼方术方面、着重于内丹，强调精、气、神的修炼。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创立儒、释、道兼容的全真道。金元之际，又有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后称真大道教，萧抱珍创立的太一教，均行之于河北。但历时不久，即烟没无闻。唯有全真道因王重阳的弟子邱处机见重于元太祖，而盛极一时。南北天师道为与新起的全真道相抗衡，与上清派、灵宝派、净明道逐渐合流，到元代归并于正一道。于是，道教正式分为正一、全真两大宗派继续流传。

2。衰微时期

明代中叶以后，道教逐渐转衰。清代重佛抑道。乾隆时，正一真人官阶由二品降至五品。禁止差遣法员传度，限天师率本山道众。道光时，停止朝觐。道教在上层的地位日趋衰落，而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仍很活跃。以各种宗教互相融合为特点的民间宗教，虽然派系繁多，思想渊源复杂，但其中有些教派在思想上乃至组织上同道教仍有一定联系。

3。向外传播

唐代以后，道教曾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和东南亚一带。道教经籍，远播欧美。近年来，国外研究道教的学者和学术团体日益增多，国际道教研究的学术活动，也渐见活跃。

道教文化影响下的个人生活准则

道家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就是得道成真。故而，在人的生活准则上，强调要尊道贵德，惟道是求。为了求道，必须保持恬淡无欲、清静素朴的思想，教人“抑情养性”，“贵生养生”，始终保持一种“安时而处顺”、“知足常乐”的高尚情操，养成一种开朗旷达的胸怀，“遇人无忤，与物无争”，以崇尚节俭为荣，以攀比奢侈豪华为耻，明确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和“去甚、去奢、去泰”。

道教文化奉行《道德经》里“知常容，容乃公”的准则，这集中体现在文化方面的兼收并蓄态度，主张宽广能容，善于向不同的文化学习，认为应像海纳百川一样地融摄百家之长以不断地丰富自己，既没有西方文化那种自以为是的“精神优越感”，也没有儒家那种视自己为正统别人为异端邪说的排他性。西方文化总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文明才是唯一具有世界性的文明”，“所以觉得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传统习惯都强加于人”，而“对于其它人民的社会文化思想和传统却一无所知”。儒家孔子虽然视“宽”为五德之一，其弟子子张讲过“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中庸》也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但孔子同时又提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更是认为“圣人之徒”，应以“辟杨墨”为己任，视杨墨为无父无君的禽兽；董仲舒则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走向宽容的反面。所以，宽容意识始终未能构成儒家的根本特色。而道家道教则不然，它一贯主张兼容并包，正如司马谈所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故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这种文化心理的发扬，形成了中华民族开阔的文化胸怀，容易吸收各种先进文化以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使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能够经常自我更新，充满勃勃生机，不但可以经久不衰，而且愈来愈繁荣昌盛。在新世纪里，一定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融摄西方文化的精华，演变为具有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由此可见，道教文化并不是一种远离尘世、与世隔绝、和现代生活没有关系的文化，恰恰相反，它的许多思想对当前的现实生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的甚至还可以说是一种匡救时弊的救世良方，对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也很有参考价值。所以加强对道教文化的研究，吸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弘扬中华文化当中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务。

道教文化与黄老术

道教，完全是以道家的学术思想做内容的宗教，道家学术思想的内容，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的总汇，笼络贯串中国文化上下古今的大成。虽然道家与道教，在宗教色彩上，有时混淆不清，但在实质上，道教与道家，却大有异同之处。可是，一般习惯，对道家与道教的分野，区别不清，随便就加它一顶迷信的帽子，把它送入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及，列为虚无缥渺之间了。

关于道家的学术思想，纪晓岚曾经从好的方面来看，评定它是“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当然，任何一种学术思想，正如天下事与物一样，都有正反、好坏的两面，道教学术思想，固然广博精微、综罗百代，但它流传久远，加上驳而不纯的结果，便变成“支离破碎，怪诞杂乱”，可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抛弃一个传统文化的无尽宝藏，那是非常荒谬的举动。

为了尽量简化地介绍道家与道教，首先须要提出道教与道家的渊源。

道家学术思想的形成，把它简单地归纳分类，约有四个来源所组成：（1）黄、老学术。（2）老、庄思想。（3）隐士思想。（4）方士学术。

道教宗教学术思想的形成，也简单地把它归纳分类做四个来源：（1）渊源于道家学术思想。（2）发生于政治社会的演变。（3）促进于外来宗教的刺激。（4）基本于神秘学术的迷恋。

讲到道家的学术思想，在秦、汉以后，往往以黄、老并称，或老、庄具列，做为道家的宗祖。所谓黄，便是指黄帝；老，当然就是老子，但无论是黄、老并称，或老、庄具列，我们普遍地都知道老子的确算是道家宗祖，如果拉上黄帝做为道家的宗祖，在一般的习惯上，便有信与不信的了。凡是笃信道家的，自然毫无疑议，如果不信道家的，便訾议百出，笑它是不经之谈。其实，笃信道教的，却也未必承认黄帝为道教的创始者呢！究竟黄帝算不算道家的宗祖？而且他取得道家宗祖的资历，又有何根据呢？一般引证古书，号称为黄帝的著述，如医药书籍的《黄帝内经》，以及道家流传用于兵法或谋略学的黄帝《阴符经》等，历来学者，几乎都公认是后世的伪书。除了在历史上，承认黄帝是我们上古民族创建国家，比较有史料可稽的祖先以外，几乎无法证实他有可靠的学术思想流传下来。那么，说黄帝便是道家的宗祖，又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历史的观念，向来易于忽略的问题。我们须要了解上古的学者，对于我们远古历史与文化的追寻，要想上溯黄帝以前，除了传说的资料，值得存疑考据以外，实在缺乏文献上比较可靠的证据，为了学术上的谨慎忠实，所以便断定以黄帝为始祖。因此，凡是讲到中国文化历史的渊源，便也都从黄帝讲起了。如果依照道家流传的，所谓值得存疑的资料来讲，我们的民族历史，便可高推到一百多万年前，至少也有十几万年的悠久。所以用史笔一判，便很客气地断定以黄帝为开始。道家素以黄、老并称，自认它的学术渊源，是远超黄帝，这就是表示道家的学术思想，是根据中国上古文化正统传承的观念，并非是故做玄虚的谎言。《南子·修务训》中说：“世俗之人，多贵古而贱今，故为道家，皆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汉代著《史记》的司马迁，他生在淮南子以后，比淮南子更了解这个思想，所以他在写道家方士的《驺衍列传》中，便说：“先序今而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这就是说明黄帝，是中国学术上共同所承认的文化共祖，岂但只是道家如此而已。

道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这个命题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的内容：

一是道教不仅为汉民族所信奉，也为许多少数民族所信奉，这一点，无论在历史上或者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都可以得到证实。那种把道教说成仅仅是汉民族的宗教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是道教在其产生和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广泛吸收了中华民族许许多多的思想文化作为它的渊源，中华民族的许许多多传统的思想文化都汇集在道教文化当中；

另一方面它又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产生过辐射作用，渗透在这些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之中。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它是“中国的根柢”。因此，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以及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道教和儒家的“祖述尧舜”不一样，它是以黄帝为自己的祖宗，大肆为黄帝树碑立传，这个影响更是十分广泛。现今的广大同胞和海外侨胞，不分男女老少，莫不以自己同是黄帝的子孙而彼此心心相印，这种“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的凝聚力，他们几千年来战胜一切困难、越过无数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天仍然显示着它的强大生命力。

道教与人类文明

道教，无论是最初的道教还是后来延伸出来的分支，都以太上老君为宗，以老子著述的五千言《道德经》为祖经。他以大慈悲大愿力化生宇宙万物，我们则凭借他的愿力，按《道德经》遗法，来实证他化生宇宙万物的法则——道。这个证道的过程，不仅使万千众生由此大“道”得度，更对人类文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曾自豪地说：“四大发明是我们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对人类的贡献。但我们可知火药的发明就是源于道士炼丹的实践；我们现在的中医学理论就出自道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它的药理又是源于道士对丹药的认识和提炼。道家的“奇正阴阳”创生了凝聚着伟大军事思想的《孙子兵法》；道家的“无为而治”催生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权谋和管理方略。甚至在建筑、美术、音乐、诗歌以及传统文化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领域都能找到道家文化的源头。

不仅如此，道家思想对现代自然科学也有着独特的影响。科学史证明，任何时代的科学发展都与当时的哲学思维模式直接相关，正是由于道家哲学思想的阴阳学说，使计算机语言的理论奠基者莱布尼兹发明了二进制数学，从而创生了电脑，使21世纪的我们步入了信息时代；同样是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启迪了日本著名农学家福冈正信，使他提出了“自然农法”，来改变被化肥和巨毒农药严重破坏了的土壤结构，克服全球性土壤退化。

道教与中华文化

相对于目前国内流传广泛、影响力巨大的各个正统宗教派别而言，道教是中华大地上唯一的本土宗教。

我们知道，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面旗帜。中国佛教文化起源于印度而阐扬于中华，并能在中国开大乘教门之风，显然是受中华文化影响的结果；中国文化的儒家学说，师尊孔子，顺阴阳，明教化，推崇中庸之道，但在经世致用上，却往往采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方法，使得靠儒学立国的统治者以道家“黄老之学”作修身指南，这是自孔子向老子学“礼”，而有“犹龙”之叹后，儒家对于道家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情结。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虽儒、释、道三家并称，而道教文化却上承黄老，下纳百家，始终以其博大的容纳性，吸收溶化一切文化，惟一提出“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的三教同源论，奠定着华夏文化的基石。

正一派道家圣地——绍龙观

东汉时期的张道陵天师创立道教，他的嫡系传承就是现在的道教正一道派。到了明朝，朱元璋在论述道教正一派时曾经说道：“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所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正一派特点有三：1。历史悠久，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2。出家道士生活习惯入乡随俗，除规定的时间外，可以吃荤，允许在家修行；3。在道观须着道装，外出可着生活装。

绍龙观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正一派道场之一，始建于1485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绍龙观地势险峻，观北一箭之遥，有一深沟，沟壁上有古石刻“接龙桥”三个字。相传，轩辕黄帝为使巴人安居乐业，尽享太平，在此建桥以续巴山龙脉。公元1485年，天雷断桥，山洪暴发，巴山龙骨摇动，有仙人移来一庙，镇于桥头，名曰“绍龙”，意为接续龙脉之意。于是庙宇得名“绍龙”。抗战时期，时任住持隆树法师为了拯救战争孤儿、保育办学，毅然将全部庙产捐献给世界红十字会，被辟为“北泉慈幼院”。慈幼院由四大教育家之一的周之濂女士任院长，收养难童千余人。建国后，庙产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毁坏。1998年3月13日，在北碚区政府的批准下，绍龙观修复工程奠基，于当年的8月正式修建，历时半年，在1999年2月12日正式建成对外开放。重修后的绍龙观，位于缙云山森林入口，坐西朝东，占地70余亩，共有三重主殿，八大殿堂。其建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左侧一泓清泉汇入碧池，东边一片阔地恰似山门洞开，庙观在山峦碧水环抱之中，宛如座落在山水构筑的太师椅上，极具道家所崇尚的左倚青龙，右靠白虎，上有祥云飞驰，下有碧波**漾的仙境氛围。观中银杏、桂花、香樟等古树参天，还有相思、罗汉，桫椤等珍稀植物。原古庙有联曰：“山如碧玉水如黛，云在青天月在松”，足见其自然风貌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