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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了（第1页）

第九章花开了

手心的七朵花苞是在陆维庸说出“母亲”二字的那个瞬间，同时绽放的。

不是比喻，不是幻觉，是真正的绽放。皮肤下面有什么东西撕裂开来，七道光从那些青色纹路的缝隙里射出来，白、红、粉、紫、黄、蓝、绿，七种颜色同时亮起，把真不同饭店二楼的包间照得像白昼。茶壶的瓷釉在光里反光，玻璃杯的边沿折射出一道一道的彩虹，连伍馨柳脸上那滴正在往下淌的眼泪都被光照得像一颗钻石。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心。花开了。不是从外面长出来的，是从里面长出来的——花瓣从皮肤的下面往上浮，像水底的鱼浮到水面。每一片花瓣都是半透明的，带着微微的光泽，白色的那朵在最上面，红色的偏右，粉色的在中间，紫色的靠下，黄色的挨着紫，蓝色的在边缘，绿色的最小、缩在最底下。

七朵。全开了。

不是纹身，不是画上去的，是活的。花瓣在呼吸，随着我的心跳一张一合。每一次张开，光就亮一分；每一次合拢，光就暗一分。它们在我的手心里开合，像七只蝴蝶在扇动翅膀。

“这是……”伍馨柳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花开七色。”陆维庸的声音稳得不像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反应。他见过这张照片，见过他父亲拍下的六色牡丹，也许在他的想象中已经见过无数次七色齐开的画面。但当它真正发生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只是点了点头，像确认了一个等了半辈子的答案。

“我父亲拍到的只有六色。”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第七色没开，花就谢了。他到死都在想第七色是什么颜色。”

“绿色。”我说。

“你怎么知道？”

“它最小，缩在最底下。像舍不得开。”

我伸手碰了碰手心里绿色的那朵。花瓣很凉，但不是金属的凉，是清晨草叶上露水的凉。手指碰到花瓣的瞬间，它张了一下，像婴儿打了个哈欠。然后它又合上了，合得比之前更紧。

“它在等什么？”伍馨柳问。

“等血。”陆维庸替我说了那两个字。

帝王血。我在地下室里自己说出过这三个字，但那是嘴替脑子说的。现在陆维庸说出来，像是把一扇门推开了。我不需要问为什么，不需要问怎么操作，不需要问需要多少血、什么时候献、献了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没有停留，因为答案早就有了。

“我父亲叫陆鹤亭。”陆维庸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端起来没有喝，只是看着茶汤里自己的倒影，“民国时期，我爷爷在洛阳做古董生意。不是盗墓，是正经的买卖——收上来，卖出去，赚个差价。新中国成立后铺子被收走了，但我爷爷留了一手。他把几件最值钱的东西藏了起来，不是想倒卖，是舍不得。其中有一样东西，是一本手抄的《洛阳牡丹记》。”

“不是市面上那种。”他放下茶杯，双手交叉放在桌上，“那本书里记载了一个传说——武则天在龙门石窟万佛沟种了一株牡丹，花开七色，能通阴阳，能召回失去的东西。书里还画了一幅图，画的就是七色牡丹的样子。我父亲从小看着那幅图长大，他把那幅图刻在了脑子里。”

“他什么时候开始找的？”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文物市场重新放开，他以古董商的身份做掩护，开始在龙门石窟一带搜寻。那时候万佛沟还没有被封起来，谁都可以进。他在第三窟里发现了石花和凹槽，但簪子已经不在了。”他看着我，“他不知道簪子被文物局收走了，以为是被盗了。那几年他疯了一样地找，找遍了洛阳所有的古董市场、黑市、私人收藏家的仓库。没找到。”

“后来呢？”

“后来他遇到了我母亲。”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那个笑容里有苦涩也有温柔，“我母亲是洛阳本地人，祖辈世代在龙门石窟守窟。她告诉我父亲，簪子没有丢，它在文物局的库房里，但库房的管理员是个老革命，谁的面子都不给。我父亲花了三年时间和那个老革命搞好关系，又花了两年时间说服他把簪子放回原位——作为一个‘研究项目’，暂时取出，定期归还。”

“他做到了？”

“做到了。九十年代初，簪子重新放回了第三窟的石花里。”他的声音低下去，“然后他开始等。等花开。”

“等到了一回。”我说。

“等到了一回。”他点头，“九三年，五月初一，凌晨。我父亲一个人进了万佛沟，在第三窟守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花开了。六色。他拍了那张照片，就是沈曼给你的那张。”

“第七色没开。”

“没开。他在笔记里写——‘第七苞，含而不放，如待故人。’”他看着我，“他在等你。他知道第七色不是不开，是在等该来的人来开。”

“他怎么知道那个人是我？”

“他不知道是你。他不知道你是谁，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在哪一年出生。但他知道你会来。就像一个种树的人知道树会发芽，不需要知道是哪一天。”他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凉了，“他拍到照片的第二天，从洛阳回县城的路上出了车祸。不是意外，是人为。”

“沈伯言？”

他点头。“沈伯言那时候已经在洛阳活动了。他盯上我父亲不是一天两天，他知道我父亲在找什么，他想抢在头里。那天晚上他在我父亲的车子上动了手脚。”

包间里安静了很久。水席的汤已经彻底凉了，牡丹燕菜上面的蛋皮塌成了一团，像一个被雨打烂的花。

“所以你来，”我看着陆维庸，“是为了替你父亲完成他没做完的事。”

“我替他找了你三十年。”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桌上，“我接手他的生意、他的关系网、他的人脉、他的债。我学了古董鉴定、学了石窟保护、学了唐代历史、学了女书和梵文。我走遍了他走过的每一条路，翻遍了他翻过的每一本书。我甚至去找了沈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