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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修身 中华千古第一完人（第1页）

第一章修身：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了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风雨飘摇的晚清再次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己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致的拥戴；他的学问深厚，文章古今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的儒家宗师；因而，他被世人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1。立志是人生成功之本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古人以立志为成人成事之本。立志是人生价值目标的确立，人生道路的选择。远大、坚定的志向，是人的行为中的内在精神动力。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又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曾国藩提倡要成就大业必要先有鸿鹄之志、有渊博之识、有恒毅之心，他说：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的。

少年时期，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勤奋的孩子，且记忆力很强，加上他读书舍得下工夫，又在父亲的训导下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八岁时就开始跟父亲学《孝经》、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到了九岁时，曾国藩就已经把五经读完了，五经即《易》、《尚书》、《诗》、《礼》、《春秋》，并且开始跟父亲练习作八股文。

曾国藩跟父亲曾麟书念书，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却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就是不厌其烦地磨砺其志向，耐心地指导。他时常教导曾国藩，要尽忠报国，不要贪恋乡情；要直言利弊，不要尸位素餐。告诫曾国藩，读书是为了光大曾家门楣，是为了尽忠报国，是为了做一个明理君子的道理。曾麟书很重视对其子弟的基础教育，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曾国藩读书、背书，不论睡在**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因此，曾麟书常常对曾国藩自我解嘲地说：“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

曾国藩是个聪明的人，而且记忆力很强。十岁那年，其弟出生，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他作一篇八股文，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祖父看后，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悟性，必定以孝友承其家矣。”十四岁那年，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来家中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章和诗作，不免大加赞赏。欧阳凝祉是衡州府作八股文章的能手，才高气傲，能赢得他的称许，颇不容易。为了一试曾国藩的才学，欧阳凝祉便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叫曾国藩当场作律诗一首。

诗成，欧阳凝祉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当下决定将女儿许配给曾国藩，即曾国藩的正妻欧阳氏。

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史记》、《文选》等其他书籍。道光六年（1826年），正值曾国藩十六岁时参加了长沙府的童子试，竟名列第七。曾麟书感到这孩子的确是可造之才，继续跟自己学习恐怕会耽误前程。他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八股试帖教得极好，于是把曾国藩送到了汪先生设立的唐氏家塾去念书。一年后，又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接受名家的指点。

为了立志向上，学有所成，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为“涤生”（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以体现个人的旨趣和抱负；之后，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为尊号、雅号等。由改号“涤生”，可看出曾国藩努力求学，希图长进的志向和决心。曾国藩在后来的日记中是这样解释“涤生”的：

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袁黄）之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改号自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

此外，晋人傅玄也在其著作《傅子》中说：“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淡其心。”

这就是“涤”字的取意来源。可见，“涤生”就是“见贤思齐，有过则改”之意。

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严于解剖自己，时时反省，为自己确定远大目标。曾国藩按照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来要求自己，他坚信，只要立志不移，奋发图强，一定可以实现宏伟志向。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二十八岁时，在会试时中第三十八名贡生。在中举的鼓舞下，他再一次改名字为“国藩”。“国藩”的意思就是“为国藩篱”。

之后，在紧接着的殿试中，曾国藩又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赐同进士出身；朝考时，再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破格拔置为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进入了翰林院，自知前途无限，春风得意，更有锐意进取之意，从此决心要做一个藩屏国家的忠臣。

为了实现目标，曾国藩坚持刻苦学习，广泛涉猎。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时，精心研究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治理国家的经验。曾国藩的志向就是要匡时救世。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人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

说得多好呀。有了有民胞物与之精神，“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都不在话下，还会致力于琐琐碎碎之私怨小斗吗？正气不扬，大道不行，豺狼当道，鸡犬升天，这才是士人之深忧。

“有志者事竟成”，这是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信念。陆九渊说：“人惟患无志，有志无如不成者。”吕坤说：“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一个人无论做多么艰难的事，只要有雄心壮志，不懈努力，都有可能成功。反之，若一个人胸无大志，即使做再简单的事也会不尽如人意。

志是一个人给自己划定的人生境界，它限制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生活的内容和成就的规模。由于立志大小的不同，现实的人生也会不同。王夫之说：“志不大则所成者小，小近之志容易实现，使人轻易处于满足状态，不思进取。”所以，只有那些远大志向才能不断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有所作为。正所谓：“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

志作为对人生价值目标的选择，必须坚忍不拔、坚定不移。若志仅随兴而发，时过志迁，经常改变，就无法成为激发人们持续前进的精神动力。因此，古人不仅以立志为人生之本，还特别强调“持志”，即坚持志的一贯性、稳定性和坚定性。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所谓坚忍不拔之志，首先就要求立志须有一贯性、稳定性，正如《明儒学案》（清黄宗羲撰）所讲：“此志一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直至不逾矩，皆是此志。变化贯通，只此一志。”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古人认为，立志就须如此，一旦立定了志向，在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就须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立志须坚定，不要因为困难和逆境而轻易改变。坚定的志向来源于对自己选定的价值目标的坚定信念。志有大小、远近、高下的区别，要志存高远，所谓高远的志向便是把道义的实现作为价值目标。志作为对人生价值目标的选择，体现着一个人的理想，限定他所能成就的事业和人格。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主体对人生价值目标的选择以及这一目标的道义内涵。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先立志。2。勤劳俭朴是立身之道

曾国藩一生勤俭，而且他也把勤俭自立当做立身和持家的不二法门。

曾国藩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家人，儿子刚刚新婚未久，睡在**，辗转反侧，心甚焦急，乃大呼曰：“妈，你那不懂事的媳妇，吱吱呀呀，纺车不停，闹得我睡不着，请将她那部纺车打碎好了。”公公在隔屋听到了，也高声大叫道：“太太，如果要打，最好先将你那部车子打碎，我也睡不着呢！”

这是清代欧阳兆熊和金安清所撰的《水窗春呓》中的一个笑话，也是曾国藩每日晚饭后照例与幕僚们闲聊的笑话之一。这个笑话一出，大家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了，然而曾国藩却以五指抚捋胡须，一笑也不笑。因为这就是曾国藩一家人当时勤俭的真实写照。

勤与俭是相辅相成的，不勤者难以指望他能节俭，反之亦然。现代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哪里还知道什么勤俭，就说吃饭，倘若一顿无肉，那可能就要抱怨三天了。当时，论官位，曾国藩总督加侯爵，可以说是位极人臣；论财富，曾国藩虽不以敛财为重，过富家翁的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曾国藩却一直到晚年仍力戒奢侈。

曾国藩深谙“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硬道理，并将这一根深蒂固的理念贯穿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为当中。他认为，于国、于家、于己勤俭都是做大事的必要条件。

为了做到俭而不奢，曾国藩对子弟做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

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至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