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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用人 网罗培育推荐02（第2页）

拥有这些人才组成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曾国藩最终成就自己的功业，他身边的这些人能够成为基干力量是关键，他的合纵连横之术才是其事业最终发展的保障。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地智慧超群，他总是有缺点的，而那些笨人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尤其他认为自己属于中等之才，或接近于笨人一类，因而更注意汲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在同自己的幕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每遇大事决断不下，曾国藩就会以各种形式向大家征求意见，而幕僚们也经常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的关键。著名的湘潭大捷，与李元度、陈士杰的出谋划策也绝对分不开。

比如，咸丰十年（1860年），正值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令鲍超北上勤王。这给曾国藩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鲍超是眼下战场的主力，现在正是要命的节骨眼，如果他一旦北上，湘军的战斗力会减少一半，恐怕再难与太平军对峙，多年的成果可能都要毁于一旦，但如果不去又万难找出借口：还有什么事比勤王更重要呢？曾国藩让幕僚们各抒己见，最后终于得出一个“按兵请旨，且勿稍动”的策略，躲过了一次危机。

再有，如采纳容闳的意见，支持民族工业，派留学生出国，在后世留下了洋务派领袖的美誉。

可以说，正是因为善于利用众人的智慧才成就了曾国藩。

当然，要建立强有力的关系网，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对别人有用、有价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交往。综观曾国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抵达权力巅峰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秘诀一是善于建立各种关系，一是平时也不忽略加强自身各方面的训练和积累。自然，如果没有穆彰阿等人的提携和引荐，曾国藩就是再有过人之才，他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但是，如果没有曾国藩十年如一日地对自己的刻苦提高，也就不会有人来举荐他；而且即使有很多人来举荐他，效果也绝对不会这样好。所以，机会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我们在看重善于与人交际的同时，也应重视平时的刻苦积累和努力上进。

要建立起一个优质的人才库，仅有慧眼识人的才能是不够的。一个领导者必须要有强烈的求才若渴的愿望，并用虚心和诚心感动人才，这样方能用人如器，让藏龙腾飞，让卧虎猛跃。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8。强化自己识人的本领

善用者虽弱必强，虽衰必兴；不善用者，虽强必败，虽盛必亡。因此，人才之贤否，关乎天下之兴亡，但人才常有，而善于识人用人的伯乐却不常有，所以，善于用人者，必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现出王者气象。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没浮杂，则知其将替”。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面对内忧外患，曾国藩说：“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而这些人才何处得来呢？他认为，“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便出异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务求之”，所以，人才全靠当权者之发现、培养及使用得当。

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在《奏请练调各员来皖补用折》中，明确提出：

我认为，行政的重要任务，首先在于得人，吏治兴废，全取决于州县最高长官是否贤能。安徽用兵十年，糟蹋得不成样子，人人以为那里是可怕的去处。全省确实缺乏官员，只有知府二人、州县长官二人。即使是候补官员，也寥寥无几。每次有了空缺，总是缺乏人员选任。平民百姓长期困迫在水火之中，偶尔遇上一位好官加以抚慰、给予温暖，他们一定会备受感动，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这样，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既广求人才，又不博收杂进，分辨真伪，考察贤劣，这就决定于对选择人才的标准的认识。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但更强调人的德行。他在笔记《才德》中写道：“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接着又强调说：“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当时，亲戚朋友、邻里乡党来曾氏营中求职者甚多，曾国藩唯恐曾国荃怀“广厦千万间”之志而滥收滥用，规劝他说：

善于预见国运的人，看到该国贤良俊杰在位，就知道它一定会兴盛起来，看到办事拖拉，冗员比比皆是，就明白它将要被取代。

弟常以求才为急，但无才之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与之共事。

基于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淳朴之中选择人才”，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本”。他指出：“以其质而更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他对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恶痛绝。他声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他劝诫绅士说：“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故他特别强调禁大言而务实。

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

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锡鸿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锡鸿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锡鸿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

刘锡鸿为此十分怨恨，上书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书留中不发，刘锡鸿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逊，同乡皆敬而远之。后来，刘锡鸿设席请客，也竟无一人敢赴宴，不久就因忧郁而死。

同样，陈兰彬于同治八年（1869年）经许振祎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建树。

曾国藩观察人并非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许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一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善于识人用人是曾国藩的成功秘诀之一。那么，曾国藩爱用什么样的人呢？

一是意志坚定，缄默朴实的人。曾国藩认为，人要不为浮华所动，要有不随大流的精神。如果心机太多，不淳朴，意志就会**，不易成事。

二是品性宽大，能打开局面的人。这种人开始不一定有多深的根基，但气势要充沛，能把事越做越大，也就是有潜力可以发掘。

三是忠义血性的人。这种人做文官，具体要求是公、明、勤，公、明就能服众，勤快才能使政务不荒废；这种人做武官的具体要求是不怕死，不急于名利。

四是吃苦耐劳身体好。身体弱的人，过于劳累就垮了；精力不充沛的人，耗久了精神就散了。

为了鉴别人才，曾国藩还摸索出一套相人之术，记录在著述《冰鉴》中。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虽然相术有许多迷信色彩，但其中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9。摸透人的精、气、神

曾国藩的《冰鉴》是他一生相人、识人之术的总结。

一说到相术，人们总喜欢与迷信联系起来。曾国藩的独门相术虽也有些传统相术的成分，但更多的是通过这些成分表现出的精神面貌、脾气、秉性和所长所短来分析、判断一个人适宜的发展方向和可能的成就。正是依靠这套所谓的“相术”，曾国藩才发现、延揽了大量有用的人才。

有一次，李鸿章带了三个人请曾国藩任命差遣，当时曾国藩晚饭后正在散步，他有饭后缓行三千步的习惯，李鸿章不便打扰，就与那三个人在一旁恭候。

散步之后，李鸿章请他接见那三个人，曾国藩却说不必了，李鸿章很是惊讶。

曾国藩解释道：“在散步时，那三个人我都看过了。第一个人低着头不敢仰视，是一个忠厚善良之人，可以给他保守的工作。第二个人喜欢弄虚作假，我眼光扫过他时他毕恭毕敬，等我一转身，他便左顾右盼，将来必定阳奉阴违，不能任用。第三个人气宇轩昂，双目平视，始终挺立不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他的功名不在你我之下，可委以重任。”

后来三个人的发展，果然不出曾氏所料。而那第三个人便是台湾的首任巡抚刘铭传，他为收回台湾、治理台湾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