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结巴巴地把家中发生的事告诉了他:那个秃子,那些难听的骂人话,还有他要求以车抵偿。“你能借我325美元吗?”我问,自己都觉得此请求实在荒唐。
莫特目光锐利地盯着我。我想起他手里还握着枪,不由得后退了一步。他笑了笑,对我说:“放心,我不是要向你开枪。”他把手枪放下在小写字桌上,跪下来,从地板上撬起一块磨损了的红砖,取出藏在下面的保险箱,转动号码锁。
他把钱数了两次,放进一个旧信封。“这里是325美元,”他说,“等学校放假了你就转做全工。我会扣除一半工钱,直到你清债。”
“谢谢你,”我说,激动得全身打颤,“要叫我父亲给你立个借据或什么吗?”
他摇摇头。“不必了,孩子,我相信你。”
稍后,我神气地从后门回到了家。父亲冲进厨房,秃子紧追着他。父亲喊道:“快把车开走!”
我镇定自若地把信封递给那秃子。“请数一下,给我父亲写张收据,然后滚出去,”我说。这几句话,我在回家的路上已不知排练过多少次了。
那天晚上我成了家里的英雄。但真正的英雄是莫特。他不仅帮我们家渡过了难关,还每个月给我加工钱,到了夏天,我的时薪已加到二点五美元,比最初多了一倍。
我继续在莫特的店里工作,直到两年后我中学毕业去参军。其后几十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几年前我失去了他的音信,不知他如今是否还健在。
可是有一点我一清二楚:莫特当年的义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到底还是美好的。
成功的阶梯
贫困不是消极的理由,每一个不思进取的人总能找出千百个理由为自己开脱。而事实上,很多成功的人士都是从贫困中走出来的。贫困是他们辉煌一生的最好磨炼!因为有了贫困的经历,他才可以笑对人生中的一切坎坷。因为有了忧患的意识,他们才更加坚定走出贫困的信心。成功之后,他们仍然不会忘记贫困时的经历,因而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最后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来。
贫困是他们辉煌一生的最好磨炼!因为有了贫困的经历,他才可以笑对人生中的一切坎坷。
美国前副总统亨利·威尔逊,自幼家境贫寒。当他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贫困就悄悄地威胁着他一家人的生存。他幼年时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他向母亲要一片面包,而母亲手中什么也没有,当时她的神情是多么痛苦啊。
十岁时他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家,到附近的小镇当了一名学徒工,而且一干就是11年!这11年里,每年他可以接受一个月的学校教育,这是他一辈子成功的开始,至于这11年艰辛工作的报酬,只不过是一头牛和六只绵羊而已。这些东西最后换成了84美元现金。
在他生命的前21年里,他从来没有在娱乐上花过一分钱,他精心算计着自己的每一分积蓄:对他来说,脱离贫困是当务之急。
他刚满21周岁,就跟着一支伐木队来到人迹罕至的大森林里,将一棵棵大树砍下来,顺着河水运到远方的城镇。每天,当树梢出现第一抹曙光,他便大声招呼伙伴们起来,然后一直辛勤地工作到天黑。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他挣了整整六美元,相当于他做学徒工时一年半的收入,在他看来这是多么丰厚的一笔薪水啊!
即使在这样贫困的环境中,威尔逊先生仍然牢牢把握着人生的方向。他决心不浪费每一分钟时间,也不让任何一个发展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溜走。当别人把业余时间放在酒瓶中喝掉,或者卷在雪茄里燃烧的时候,他则把这些时间用在学习上。在他21岁之前,也就是在他做着学徒工的时候,他仔细阅读了1000本好书——这些书是如此来之不易,他自己没有钱去买书,所以,他不得不通过各种方法借阅。比如说,他会很乐意为别人清理草坪,报酬就是借阅若干本他感兴趣的书。
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阅读作为基础,所以在他12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内蒂克的一个辩论俱乐部,并且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再接着,在马萨诸塞州议会上,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反对奴隶制度的演说,演说相当精彩,也相当成功,从此以后,他确定了在马萨诸塞州政界的显赫地位,并为他以后进入国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贫困不是消极的理由,每一个不思进取的人总能找出千百个理由为自己开脱。而事实上,很多成功的人士都是从贫困中走出来的。贫困是他们辉煌一生的最好磨炼!因为有了贫困的经历,他才可以笑对人生中的一切坎坷。因为有了忧患的意识,他们才更加坚定走出贫困的信心。成功之后,他们仍然不会忘记贫困时的经历,因而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最后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来。
走长路的诀窍
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个高远的目标,都是由许多细小的目标组合而成的。当我们一点点地完成这些小目标的时候,也就是向最终的目标一点点靠近。
美国著名作家萧因在25岁的时候,因为失业而挨饿。以前在君士坦丁堡,在巴黎,在罗马,他都尝过贫穷和挨饿的滋味。但在纽约这个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失业使他更觉可悲。
萧因不知道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因为他所能胜任的工作非常有限,他只能写文章,但不会用英文写作。整个白天他就在马路上东奔西走,目的倒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因为这是躲避房东讨债的最好办法。
一天,萧因在四十二号街碰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大高个儿,立刻认出他是俄国的著名歌唱家夏里宾先生。萧因小时候常常在莫斯科帝国剧院的门口,排在观众的行列中间,等待好久之后,方能购得一张票,去欣赏这位先生的艺术。后来萧因在巴黎当新闻记者,曾经去访问过他。萧因以为他当时他不会认识自己的,然而他很快就叫出了萧因的名字。
“很忙吗?”夏里宾问道。
萧因含糊地回答了他,但他仍然一眼看出了萧因的境遇。
“我住的旅馆在第一百零三号街,百老汇那边,跟我一同走过去,好不好?”
走过去?这时正是中午,萧因已经走了五个小时的马路了。“但是,夏里宾先生,还要走60个街口,路不近。”
“胡说,”他笑着说,“只有五个街口。”
“五个街口?”萧因觉得很诧异。
“是的,”他说,“但我不是说到我的旅馆,而是到韩六号街的一家射击游艺场。”这有些答非所问,但萧因顺从地跟着他走。一下子就到了射击游艺场的门口,看到两名水兵好几次都打不中目标。然后他们继续前进。
“现在,”夏里宾说,“只有11个街口了。”萧因摇了摇头。
不多一会,走到卡纳奇大戏院。夏里宾说,他要看看那些购买戏票的观众究竟是什么样子,几分钟之后,他们继续前进。
“现在,”夏里宾愉快地说,“咱们离中央公园的动物园只有五个街口了,动物园里有一只猩猩,它的脸很像我所认识的唱次中音的朋友。我们去看看那只猩猩。”
又走了12个街口,已经来到百老汇,他们在一家小吃店面前停了下来,橱窗里放着一坛咸萝卜。夏里宾遵医嘱不能吃咸菜,因此他只好隔窗望了望。
“这东西不坏呢,”他说,“它使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期。”
萧因走了许多路,本该筋疲力尽的了,可是奇怪得很,今天反而比往常好些。这样忽断忽续地走着,走到夏里宾住的旅馆的时候,他满意地笑着:
“并不太远吧?现在让我们来吃中饭。”在那满意的午餐之后,夏里宾向他解释为什么要他走这许多路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