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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学趋势300600（第4页）

宋明帝博好文章，……每有祯祥及游幸燕巢，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请托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

皇帝提倡于上，王融、沈约、谢眺一班人鼓吹于下，于是文学遂成了极端的机械化。试举沈约的一首《早发定山》诗作个例：

夙龄爱远壑，晚莅见奇山。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倾壁忽斜竖，绝顶复孤圆。归流海漫漫，出浦水溅溅。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忘归属兰杜，怀禄寄芳荃。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这种作品只算得文匠变把戏，算不得文学。但沈约、王融的声律论却在文学史上发生了不少恶影响。后来所谓律诗只是遵守这种格律的诗。骈偶之文也因此而更趋向严格的机械化。我们要知道文化史上自有这种怪事。往往古人走错了一条路，后人也会将错就错，推波助澜，继续走那条错路。譬如缠小脚本是一件最丑恶又最不人道的事，然而居然有人模仿，有人提倡，到一千年之久，骈文与律诗正是同等的怪现状。

但文学的新时代快到了。萧梁（502—554年）一代很有几个文学批评家，他们对于当时文学上的几种机械化的趋势颇能表示反对的批评。钟嵘的议论已引在上文了。萧纲（简文帝）为太子时，曾有与弟湘东王绎书，评论文学界的流弊，略云：

比闻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既殊比兴，正背**。……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

梁时又有史家裴子野著有《雕虫论》，讥评当日的文学家，说他们：

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荀卿有言，“乱世之徵，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

“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这八个字可以抹倒六朝时代绝大部分的文学。

最可怪的是那主张声律论最有力的沈约也有“文章三易”之论！他说：

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见《颜氏家训》）

沈约这话在当时也许别有所指：“易见事”也许即是邢子才所谓“用事不使人觉”；“易读诵”也许指他的声律论。但沈约居然有这种议论，可见风气快要转变了。

这五六百年中的乐府民歌到了这个时候应该要发生影响了。我们看萧梁一代（502—554年）几个帝王仿作的乐府，便可以感觉文学史的新趋势了。萧衍（武帝）的乐府里显出江南儿女艳歌的大影响。如他的《子夜歌》：

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

阶上香入怀，庭中草照眼。春心一如此，情来不可限。

如他的《欢闻歌》：

艳艳金楼女，心如玉池莲。持底报郎思？俱期游梵天（底，是“什么”）。

这都是模仿民间艳歌之作。

他的儿子萧纲（简文帝）也作了不少的乐府歌辞。如《生别离》：

别离四弦声，相思双笛引。一去十三年，复无好音信。

如《春江曲》：

客行只念路，相争度京口。谁知堤上人，拭泪空摇手？

如《乌栖曲》：

浮云似帐月如钩。那能夜夜南陌头！宜城酝酒今行熟，莫惜停鞍暂栖宿。

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娼家。高树乌欲栖，罗帏翠帐向君低。

如《江南弄》中的两首：

江南曲

枝中木上春并归。长杨扫地桃花飞。清风吹人光照衣。光照衣，景将夕。掷黄金，留上客。

龙笛曲

金门玉堂临水居，一颦一笑千万余。游子去还愿莫疏。愿莫疏，意何极？双鸳鸯，两相忆。

在这些诗里，我们很可以看出民歌的大影响了。

这样仿作民歌的风气至少有好几种结果：第一是对于民歌的欣赏。试看梁乐府歌辞之多，便是绝好证据。又如徐陵在梁陈之间编《玉台新咏》，收入民间歌辞很多。我们拿《玉台新咏》来比较那早几十年的《文选》，就可以看出当日文人对于民歌的新欣赏了。《文选》不曾收《孔雀东南飞》，而《玉台新咏》竟把这首长诗完全采入，这又可见民歌欣赏力的进步了。第二是诗体的民歌化的趋势。宋齐梁陈的诗人的“小诗”，如《自君之出矣》一类，大概都是模仿民间的短歌的。梁以后，此体更盛行，遂开后来五言绝句的体裁，如萧纲的小诗：

愁闺照镜

别来憔悴久，他人怪颜色。只有匣中镜，还持自相识。

如何逊的小诗：

为人妾怨

燕戏还檐际，花飞落枕前。寸心君不见，拭泪坐调弦。

秋闺怨

闺阁行人断，房拢月影斜。谁能北窗下，独对后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