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勉强作苦语。这种诗都是早年的尝试,他们的精神与艺术都属于开元天宝的时期;他们的意境是想像的,说话是做作的。拿他们来比较《石壕吏》或《哀王孙》诸篇,很可以观时世与文学的变迁了。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罢官后,从华州往秦州,从秦州往同谷县,从同谷县往四川。他这时候已四十八岁了,乱离的时世使他的见解稍稍改变了;短时期的做官生活又使他明白他自己的地位了。他在秦州有《杂诗》二十首,其中有云:
……黄鹄翅垂雨,苍鹰饥啄泥。不意书生耳,临衰厌鼓鞞。
又云:
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晒药能无妇?应门幸有儿。……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
他对于当日的政治似很失望。他曾有《洗兵马》一篇,很明白的指斥当日政治界的怪现状。此诗作于“收京后”,
……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这时候两京刚克复,安史都未平,北方大半还在大乱之中,那有“寸地尺天皆入贡”的事?这样的蒙蔽,这样的阿谀谄媚,似乎很使杜甫生气。《北征》诗里,他还说:
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
他现在竟大胆的说:
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
这是绝望的表示。肃宗大概是个很昏庸的人,受张后与李辅国等的愚弄,使一班志士大失望。杜甫晚年(肃宗死后)有《忆昔》诗,明白指斥肃宗道:
关中小儿(指李辅国。他本是闲厩马家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
这可见杜甫当日必有大不满意的理由。政治上的失望使他丢弃了那“自比稷与契”的野心,所以他说:
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
从此以后,他打定主意,不妄想“致君尧舜上”了。从此以后——尤其是他到了成都以后——他安心定志以诗人终老了。
从杜甫入蜀到他死时,是杜诗的第三时期。在这时期里,他的生活稍得安定,虽然仍旧很穷,但比那奔走避难的乱离生活毕竟平静的多了。那时中原仍旧多事,安史之乱经过八年之久,方才平定;吐蕃入寇,直打到京畿;中央政府的威权旁落,各地的“督军”(藩镇)都变成了“土皇帝”,割据的局面已成了。杜甫也明白这个局面,所以打定主意过他穷诗人的生活。他并不赞成隐遁的生活,所以他并不求“出世”,他只是过他安贫守分的生活。这时期的诗大都是写这种简单生活的诗。丧乱的余音自然还不能完全忘却,依人的生活自然总有不少的苦况;幸而杜甫有他的诙谐风趣,所以他总寻得事物的滑稽的方面,所以他处处可以有消愁遣闷的诗料,处处能保持他那打油诗的风趣。他的年纪大了,诗格也更老成了;晚年的小诗纯是天趣,随便挥洒,不加雕饰,都有风味。这种诗上接陶潜,下开两宋的诗人。因为他无意于作隐士,故杜甫的诗没有盛唐隐士的做作气;因为他过的真是田园生活,故他的诗真是欣赏自然的诗。
试举一首诗,看他在穷困里的诙谐风趣: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床床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在这种境地里还能作诙谐的趣话,这真是老杜的最特别的风格。
他的滑稽风趣随处皆可以看见。我们再举几首作例:
百忧集行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
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
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
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
下面的一首便像是“强将笑语供主人”的诗: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步屟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
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寻箭手,
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
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
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
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
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
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