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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理学与名学（第3页）

验之所缘而以同异（而旧作无，今依上文改），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

同异多“缘天官”，说已见上文，如天官所见，高耸的是山，低下的是渊，便不可说“山渊平”。这便是墨子三表（看第六篇第三章）中的第二表：“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情欲寡”一条也是如此。请问：

人之情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则必不行矣。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正论》）

这是用实际的事实来驳那些“用实以乱名”的邪说。

（三）惑于用名以乱实；荀子举的例是“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这十个字前人都读两个三字句，一个四字句，以为“马非马也”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也”。孙诒让读“有牛马，非马也”六字为句，引以证《墨辩·经下》：“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一条。

《经说下》云：“‘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我以为孙说很有理。但上文“非而谒楹”四个字终不可解。

荀子驳他道：

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

名约即是“约定俗成谓之宜”。荀子的意思只是要问大家的意见如何。如大家都说“牛马是马”，便可驳倒“牛马非马”的话了。

四、辩；荀子也有论“辩”的话，但说的甚略。他是极不赞成“辩”的，所以说：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辩执恶用矣哉？

这就是孔子“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意思。他接着说：

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

辩说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荀子论“辩”有几条界说很有价值。他说：

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

又说：

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期，会也。会，合也。〔《说文》，累字如累世之累，是形容词〕）。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意也（王校，论当作谕。我以为不改也可）。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不异实名”，谓辩中所用名，须始终同义，不当前后涵义有广狭之区别。）

荀子说“辩”，颇没有什么精采。他说：

期命也者，辩说之用也。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同情）而喻，辩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辩则尽故。正道而辩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

“正道而辩奸，犹引绳以持曲直”，即是前文所说的，“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凡言议期命，以圣王为师。”这种论理，全是演绎法。演绎法的通律是“以类度类”（《非相》），“以浅持博，以一持万”（《儒效》）。说得详细点是：

奇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疑怍；张法而度之，则然若合符节。（《儒效》）

第十二篇古代哲学的终局

第一章前三世纪的思潮

西历前四世纪（前400年至301年，安王二年至赧王十四年）和前三世纪的前七十年（前300年至230年，周赧王十五年至秦始皇十七年），乃是中国古代哲学极盛的时代。我们已讲过“别墨”、惠施、公孙龙、孟子、庄子、荀子的哲学了。但是除了这几个重要学派以外，还有许多小学派发生于前四世纪的下半和前三世纪的上半。因为这几家学派成熟的时期大概多在前三世纪的初年，故统称为“前三世纪的思潮”。这一篇所说，以各家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为主脑。

一、慎到、彭蒙、田骈；据《史记》，慎到是赵国人，田骈是齐国人。《史记》又屡说“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孟子荀卿列传》及《田完世家》），似乎慎到、田骈的年代大概相去不远。《庄子·天下》篇说田骈学于彭蒙，《尹文子》下篇记田子、宋子、彭蒙问答一段，又似乎田骈是彭蒙之师。但道藏本的《尹文子》无此段，或是后人加入的。大概我们还应该根据《天下篇》说慎到稍在前，彭蒙次之，田骈最后，他们的时代大概当前三世纪初年。《汉书·艺文志》有《慎子》四十二篇，《田子》二十五篇，今多不传。《慎子》惟存佚文若干条，后人集成《慎子》五篇（《汉书》云：“慎子先申韩，申韩称之。”此言甚谬，慎子在申子后）。

《庄子·天下》篇说：

彭蒙、田骈、慎到……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道通导字）。

这种根本观念，与庄子《齐物论》相同。“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象虽大，蚂蚁虽小，各有适宜的境地，故说万物平等。《齐物论》只是证明万物之不齐，方才可说齐。万物既各有个性的不齐，故说选择不能遍及，教育不能周到，只有因万物的自然，或是还可以不致有遗漏。“道”即是因势利导，故下文接着说：

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郭注：“冷汰犹听放也。”郭说似是。冷汰犹今人说冷淡）。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

“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椎拍断，与物宛转”，即是上文“道”字的意思。庄子所说的“因”也是此理。下文又申说这个道理：

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这一段全是说“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的道理。老子说的“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即是这个道理。老子要人做一个“顽似鄙”的“愚人”，慎到更进一层，要人做土块一般的“无知之物”。

如今所传的《慎子》五篇及诸书所引，也有许多议论可说明《天下篇》所说。上文说：“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反过来说，凡有知之物，不能尽去主观的私见，不能不用一己的小聪明，故动静定不能不离于理。这个观念用于政治哲学上，便主张废去主观的私意，建立物观的标准。《慎子》说：

措钧石，使禹察之，不能识也。悬于权衡，则厘发识矣。

权衡钧石都是“无知之物”，但这种无知的物观标准，辨别轻重的能力，比有知的人还高千百倍。所以说：

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这是主张“法治”的一种理由。孟子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