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些人以共同目标组成团队为之奋斗取得成绩后,通常目标会由外转内,外部斗争也会转变成窝里斗。李唐王朝虽然建了国,但天下未定,四方未平,内部的斗争似乎来得早了一些,他们是具有首倡之功的裴寂和刘文静。如果说刘文静是干业务的,那么裴寂就是干行政的,我们知道职场里干业务很少能干过搞行政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干业务的因为有技术在手,恃才放旷,不怎么鸟也领导,不招上面待见。搞行政的则不一样啊,天天围着领导转,喝茶倒水,鞍前马后,把领导伺候得舒舒服服。所以,领导通常喜欢后者,自古皆然,皇帝也不例外。
建国后,刘文静和裴寂两位首倡功臣,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先来看一下两人的综合情况对比:
第一,首倡之功
两个人都是元谋功臣,不相上下。
第二,军事绩功
裴寂跟着军队南征北战,但在建国前战役中,表现中规中矩,多半以政委身份出现,独自领兵打仗的情况,没有记载,围困河东是裴寂唯一一次露脸出镜。刘文静功绩彪炳。攻打长安时,他负责防守潼关,力拒屈突通,守卫关中东大门,并且活捉了屈突通。论军功,刘文静比裴寂高出的不是一星半点。
第三,官职爵位
起兵时,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差不多。建国后,裴寂任左仆射,尚书省的长官,宰相之一;刘文静任纳言,门下省的长官,也是宰相。爵位相同,一个是魏国公,一个是鲁国公,两人打成平手。因为他们两人功劳非常大,李渊下诏“特恕二死”,可以赦免两次死罪,结果刘文静第一次犯罪就挂了。由此可见,领导的承诺通常是屎壳郎放屁——不值一文。
第四,内政外交
起兵时,“寂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晋阳行宫的负责人把行宫的物资都给了李渊,以供军用。裴寂是李渊的首席智囊,出谋划策、分析形势、写假诏书、招募军队的时候比较多,功劳很大。李渊常常感叹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如果裴寂胸无点墨,不管送了多少宫女,搞了多少大米,也不可能位高权重。这方面,刘文静也不错,出使突厥,展现外交才能,为李渊进军关中扫除了后顾之忧。从大形势看来,刘文静高出一点,但也没高多少。
第五,与皇帝的关系
刘文静与李渊的关系只能说一般化,而裴寂只能说非常铁了。所谓人生四大铁“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脏、一起嫖过娼”,裴寂占了三样。早年李渊在首都做京官时与裴寂就有交往,多年的朋友了,后来裴寂任晋阳宫副监,恰好李渊做太原留守,他乡遇故知,两人又见面。裴寂大公无私的把晋阳行宫给皇帝享用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李渊,吃的喝的、穿的戴的,甚至给皇帝准备的宫女也给李渊享受了,吃喝嫖赌,应有尽有。然后密谋起兵,南征北战,建国后分享胜利果实,李渊当了皇帝,裴寂当了宰相,封魏国公。裴寂还有一功劳是刘文静无法相比的。江都兵变,隋炀帝死时,手里有两个加强连的也都敢称帝。禅让过程是裴寂一手策划的,李渊称帝,也是裴寂带头出来劝进的。所以,在与皇帝的关系上,裴寂高出刘文静一大截儿。
第六,与秦王关系
裴寂与李世民的关系只能说一般化,而刘文静只能说比较铁。当初,刘文静说秦王人有秦皇汉武之才,裴寂没感冒。刘文静因李密入狱,李世民去监狱看过他,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下谈下大势。建国后,李渊以秦王为元帅出兵征讨薛举,赶上李世民有病,刘文静代表他挂帅出征,因没听李世民的军事劝告,结果大败而还,受到除籍撤职处分。李世民病愈,率兵征讨薛举,重新启用刘文静,恢复了他的官爵。刘文静犯事儿时,李世民没少给说话,所以两人关系比较铁。在这一项上,刘文静虽然处于上风,反而是负值,因为与秦王关系越密切就越危险。
最后两人的综合情况对比如下: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一番新气象,皆大欢喜。该当皇帝的当皇帝,该当大官的当大官,大碗喝酒,论秤分金。武德元年五月,李渊称帝不久后公布了一份“太原元谋功臣”名单:李世民、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柴绍、唐俭、殷开山、刘世龙、刘政会、赵文恪、武士彟(武则天父亲)、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许世绪。在这十七功臣名单中,直接参与起兵的裴寂、刘文静“特恕二死”,李世民除外的其他十四人可免一死。由此可见,此时的刘文静那叫一个二郎神放屁——神气,神奇的不行不行的,没过多久他就别扭了。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老朋友裴寂和他一比,人家不是神气,那叫一个神奇。
李渊特意命御膳房给裴寂开小灶,想吃啥直说,只要能点的出来就能做得出来。上班时,李渊必请裴寂同坐,下班后也常常留裴寂于宫中内院。称呼也变了,不直呼其名,而是叫“裴监”,裴寂做过晋阳宫副监。读唐诗我们知道有柳河东、杜工部,以曾做过的官职称呼某人表示对此人的尊敬。能得到九五之尊的尊敬,其亲密尊敬程度已然超出了君臣范围。所以,一旦李渊遇到朝政问题都会争取裴寂的意见,裴寂也知无不言,李渊也言无不从。这种特殊的待遇,满朝文武无人能及。这都不算事儿,还有更过的。李渊经常对裴寂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我能有今天,都是您的功劳,听得众臣耳朵起了一层又一层的老茧。君念臣之功,时刻不忘,挂在嘴边,给大臣以动力,有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领导艺术的一种具体表现,可是这玩意总说别人会吃醋。
刘文静受不了了!
十一、放弃河东——李世民集团何去何从
刘文静认为自己的才能远在裴寂之上,屡立军功,两人又有首倡之功,凭什么差距这么大?从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李渊其人雄才大略,政治老练,绝非泛泛之辈。他难道不清楚独宠一人招群臣非议吗?他知道,尤其是创业功臣们,必然心里愤愤不平。李渊依旧故我,与裴寂气密无间,他这么做有两种可能:首先,大家虽然是一个圈的朋友,但朋友之间也有个远近亲疏。李渊与裴寂两人确实友情甚笃,关系非比寻常。即便李渊当了皇帝,初衷不改,还是按照哥们关系处。其次,抛却两人故交的关系,那么只能说明这是李渊故意而为之。
李渊看到了,裴寂也看到了,他们都看到——李世民结党营私,所以君臣二人在演戏。老子当了皇帝,儿子封了亲王,老子允许儿子功勋卓著,却绝对不允许他搞小团队,破坏和谐,这是对皇权的严重挑衅。李渊做个样子,让刘文静受不了,看不惯。果然,刘文静上书了,他指出君臣之间是有距离的,大臣怎能跑到了龙**去?分明有违纲常。说得好,李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赶紧出来辩解一番,继续观战。李渊替裴寂辩解后,仍然不改,依旧故我。刘文静开始犯浑了。朝堂上,裴寂说是,他就说不是,裴寂说东,他就说西,两人政见不合,不对付,唱反调。久而久之,矛盾重重,日益激化。
白热化阶段,李渊又出来火上浇油,任命刘文静为礼部尚书,调到李世民军中效力。看似官职很大,实际上经常出外打仗,等同于把刘文静排挤出中央领导班子之外。刘文静不服!纵有怨恨,也不敢迁怒皇帝,而把所有怨恨都算在了裴寂的头上。某次,刘文静和他弟弟刘文起在一起喝酒,席间想起往事,不由得多喝了几杯。酒是一种神奇的饮料,作为精神的载体,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可以让人意气风发,亦可令人魂飞魄散。
刘文静酒后狂言:“裴寂,老子非杀了你。”
这话兄弟俩说着玩,全当吹牛败火听,就好像很多人在大街上耍酒疯说“我整死你”云云,年过半百了,也没见他整死几个。这话从普通人嘴里出来无所谓,因为普通人不具备整死裴寂的实力,然而从刘文静嘴里出来味道不一样了,更何况谚语有云“酒后吐真言”。刘文静绝没想到,因为一句醉话,走了上了断头台。耍酒疯关起门来骂皇帝都不算什么,问题的关键是隔墙有耳。
刘文静有个小妾失宠了,心怀怨恨,伺机报复。刚巧今天刘文静与弟弟喝酒骂裴寂不是东西,一旁侍候的小妾一句不落,全都记录在案,把情况往上一报,告刘文静谋反。皇权社会里,谋反绝对浓墨重彩,绝对惊世骇俗。看来这个小妾很不错,政治素养很高。她这么一闹,刘文静危险了。
李渊接到报告后,斟酌再三,此乃大唐开国以来第一宗大案,裴监,劳烦你全权负责吧!作死的终于碰上了剔骨刀,裴寂也没客气,早想收拾他,机会终于来了,念在多年朋友交情的面上,给你保留个全尸。这件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无非是小妾争宠,刘文静后院的破鞋烂袜子的事儿。如果刘文静拒不认账,咬住不放,也便不了了之。偏偏他在审判场合说了一番要命的话。
刘文静道:“起义之初,我为司马。今裴寂已官至仆射,居于甲第,赏赐无数。臣之官爵赏赐和众人无异。东征西讨,家口无托,实有不满之心。”
在炕头上说的话和在法庭上说的话,绝对意义不同,前者不需要负责,后者必须负责,那是呈堂证供,要负法律责任。
案件的性质忽然变了,刘文静代表的不是他本人,他代表的是秦王党的新生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将来很可能威胁到皇权。即便皇帝与秦王有父子之名,但他们还有一层关系,叫做君臣。君就是君,臣就是臣,不因为父子关系,有所逾越。刘文静对裴寂不满,代表了李世民对李渊的不满,做臣子的对皇帝的不满。都一样是开国元勋,凭什么与皇帝有交情的裴寂居上,功劳不浅的刘文静居下?同理凭什么早出生几天的李建成做太子,自恃功高的李世民做了秦王,刘文静必死的原因就在这里。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八月,首倡功臣刘文静以谋反罪被杀,年五十二岁。
刘文静死在政治斗争里,做了皇帝集团与秦王集团第一次较量的牺牲品。从这里开始李渊和李世民出现了裂痕。就在刘文静被杀后的第七天,河东形势急转直下,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被刘武周联合宋金刚占领,谁去收拾来犯之敌?裴寂去了。
裴寂是政委,出点意见还是可以的,到战场上真刀真枪打仗,差得太多了。一方面由于刘文静死前声称他功劳大过裴寂。另一方面,谁来对刘文静的死负责?本来心里不服的李世民会不会消极怠工,甚至做出过激行为?种种压力下,裴寂选择了上战场,代表皇帝集团出战。结果不但没打过宋金刚,裴寂在山西坚壁清野的政治举措遭到了当地民众强烈反抗,最后被农民大军打败了。裴监灰溜溜地回来,无话可说,撤职入狱!入狱是个形式,没过几天又放了出来,官复原职。裴寂战败,留下了河东的烂摊子,谁来收拾呢?李家从山西崛起的,很得民心,满朝武将能大战的不少,如果由李氏出战,效果会更好。
李建成为皇储,所谓“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中国自古有个传统,皇帝的嫡子是法定继承人,当了太子之后要经常留在皇帝身边辅政。遇到重大军事行动,任命外姓将领皇上不放心时,往往派皇储以外的皇子亲王充当军事统帅,赶上脾气暴的皇帝就御驾亲征了,而留太子守备京师。这是沿袭已久的惯例,国家有法,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前朝有例子,隋伐陈时,隋文帝派次子晋王杨广挂帅出征,太子杨勇留守京师辅政。李建成去不了,齐王李元吉年龄太小,没怎么上过战场,也去不了,最佳人选只有老二李世民。
中书侍郎唐俭代表李渊送来了一份敕书,书曰河东情况复杂,敌人过于强大,难与争锋,只好放弃。
李世民明白了,这是父皇给他下的最后通牒。裴寂留下的烂摊子要他去收拾,如果接受皆大欢喜,如果“抗旨”,死路一条。李世民没那么低幼,送书的人为什么是唐俭不是别人?那是因为唐俭跟他关系可以,能够说上话。皇帝找一个跟你关系近的人来传话,委婉命令,这说明什么?说明有求于你。因刘文静被杀,裴寂战败,皇帝陛下不好意思直接命令秦王出战。敕书内容不是放弃河东,龙兴之地岂可轻言放弃,是要李世民出战。在此之前,江南战场上李靖是个例子。李靖征萧铣,战事不利,李渊问责他不出力,命令柴绍干掉他。柴绍留了个心眼,没杀。综上所述,这是一次皇权强势政治。皇帝的话即是圣旨,必须服从。不要因为我杀了你的肱骨之臣,你就给老子闹别扭。要知道我是君你是臣。创业过程中,牺牲个人利益在所难免。你要接受这个改变,咱们还能膝下承欢。你要不听话,老子也不会客气,整个小团队都给你灭掉,当然也可以牺牲一个儿子。这就是改变,如今“父皇”除了“父”字,只剩下“皇”了。
李世民从这份敕书中看到了新的东西,威胁、关系、利害。他明白了,今后跟父皇打交道,先君臣后父子,君臣为主,父子为辅。想要争取权力,必先扩大实力。眼前河东战区是一个扩大实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转嫁刘文静案给父子带来的尴尬。
李世民当即表示,龙兴之地,绝不能丢。臣不才,愿领三万兵马,**平刘宋之辈,收复河东。为国家分忧,为父皇分忧。李渊一听李老二同意出兵,满意地点点头,孩子终于开窍了,如此李氏幸甚,国家幸甚!李渊把关中兵马交与李世民,亲自从长安跑到长春宫为出征的将士们送行。
李世民更看清楚了,他先给皇帝面子,父亲才给了他面子。从此,李世民集团的战略目标调整为:一心一下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