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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熙宁变法的前生今世（第2页）

王安石说：“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③。然而天下风俗一度颓坏，中央君子少、小人多，贤者寡，庸人众。若陛下诚心用我，窃以为不必急于一时，需先讲学。讲学既明，则施政方法不言自明。”

“我听说你的大名不是一天两天。人皆不知卿，以为你知经术，不知经世。”

王安石对曰：“经术的作用就是用来经世，如果不能够致用，我们学习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宋神宗深以为然。

为什么要给皇帝讲学呢？

老王有两方面考量。

首先，这次改革的动作与以往大相径庭，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不再是以往那种拆东墙修西墙的改革小动作，它是一次彻底的、全面的、涵盖各个方面的改革。诸如调查、取证、实施、检验、统计等等，所涉及方面十分广阔。再如出台一项新政策，政策利害分析、具体实施方法、行政人员配置、实施情况跟踪、社会效果评估、突发状况处理预案等等，皆有相关的考虑与准备，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玩意。这就需要进行讲学，把改革的计划性、目的性、阶段性等向最高领导逐条汇报，一天讲不完讲两天，两天讲不完讲一年。改革绝非单一动作，而是一套组合拳，至于能否有杀伤力，只有通过实践去检验。

其次，是为了统一思想。

不知第几次提及“思想”一词，因为思想对政治走向影响巨大。就好比一个发展多年的公司，在转型过程淘汰一批人，招募一批人，作为新任首席执行官必然要经常给下面的职业经理人宣讲他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其统一内部思想，降低日后的工作中出现龃龉摩擦。当然，前提是要先给老板沟通了然，如果上下相疑，那这个CEO没法干。

神宗朝是北宋中期，此时社会思想中儒学刚刚复兴，很多人身上同时存在儒、释、道三种主流思想。佛老极端了会变得混日子不作为。儒学虽为知识分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政治目标，但具体如何达到这些阶段性目标呢？唯有修身养性，以道德的力量去捆绑知识分子。

道德毕竟不是法律，不具备法律效力。

儒家思想使用过程中，有些人的确不敢越雷池一步，更多人学明白儒学的人，为了利益则毫无道德底线。指望全国人民都像儒家理想世界中的君子那样彬彬有礼，谦虚和谐，那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君子之所以被我们的文化推崇备至，盖因我们的群体里小人太多，致使中国人思想复杂，很难统一。一个三五头人的工作室还整天明争暗斗的，何况北宋中期全国已逾一亿人，更何况我们今天有十三亿人，就统一思想而言，可想而知在中国进行改革阻力有多么巨大。

改革能够获得成果有多么艰辛，是以不了解熙宁变法，就不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多么伟大！

宋神宗问道关键处：“当今天下进行改革，何以危先？”

老王斩钉截铁地说：“变风俗，立法度，此为第一急迫。”

王安石极为重视法制，他本人研究儒家思想创立了新学一脉。因为研究所以深入，因为深入所以看清楚。儒家思想的道德管制终究没有法律的正能量，为今迫在眉睫的是要改变士大夫陈陈相因的风气，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

王安石曾任提点江东刑狱，在司法口工作过。熙宁元年时，王安石与司马光因为阿云案，曾有一次碰撞。他们两人是双方的代表，代表了两种法律思维。

阿云案简言之：登州妇女阿云母亲去世，守丧期间春心哄动嫁给了当地农民韦阿大。宋代结婚通常看不到对方长什么模样，入洞房时才能看到对方。嫁过去后，阿云傻眼了，丈夫韦阿大生得骨骼惊奇，三寸丁谷树皮，现实版武大郎。阿云于是动了杀机，趁着丈夫熟睡之际持刀行凶。韦阿大如他的名字命大，挨了十余刀，一截手指被切断，没死。估计案发当夜，阿云太紧张或者意志不够坚定，总之木已成舟。最后，阿云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这桩刑事案件上报到中央，大理寺、审刑院根据敕令守丧期间结婚属于非法婚姻，免除阿云死刑。登州知州许遵则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应按照行凶法律条文处理，不应该按照国家皇帝敕令处理。皇帝发布的敕令通常是道德方面的事儿，诸如某某死了下半旗致哀，全国斋戒一天等等，虽然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临时性质的。

宋神宗也感到了问题棘手，下令由时任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和人知制诰的司马光对案情进行分析，拿出个处理意见。

老王支持许遵，法律就是法律，具有普遍法律效力，于临时敕令当有区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以来天经地义。既有杀人动机，并对受害者造成了人身伤害，属于杀人未遂，因有自首情节亦不能够开脱，理当重刑，保持法律的威严。

司马光支持审刑院、大理寺、刑部的判决，敕令是皇帝发布的，那就是圣旨，人人必须遵守，比法律还法律。非法婚姻在前，得先考虑非法婚姻的问题，应遵从大理寺判决，免除阿云死刑，以彰我大宋仁德之治。

关于这桩案件的量刑有很多争议，此不列举。

宋神宗听取两人意见后，同意了王安石的看法。

法律，就是法律！

变风俗，立法度，迫在眉睫。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用具体的言行向世人展现了坚持改革、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三、新旧两派的激烈碰撞

神宗即将实行改革的消息一出，朝野上下顿时开了锅。各种头衔的御史纷纷上疏表示此事该从长计议，反对最为激烈的人是江湖人称铁御史的唐介。这位老同志的名声在当时来说远远超过了包拯，属于爆破筒脾气看不惯的就要说两句。当年宰相文彦博就是被他的一纸奏章谈何下野的。到了神宗朝他已然日暮西山了，在生病的情况下叫家人抬着到办公大厅向皇帝进言，最后一命呜呼！

就在朝廷里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有一位狠人上了平戎三策，与宋神宗、王安石的改革目的不谋而合，他就是“韶华虽好春光老”的王韶。

君、相、将一拍即合，改革开始。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大胆启用新人吕惠卿、曾布等组建改革领导班子。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八人下地方各路视察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消息汇总之后，改革方案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