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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熙宁变法的前生今世（第4页）

作为一位继统帝王，按说在承平年间，只要他乐于守成，安分守己，得过且过，平时只管尽情地去享受人主通常所享有的那些声色娱乐，富贵荣华，他的太平天子一定会当得快快活活，有滋有味。可是，由于性格使然，血管里总是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液，不甘平庸的他在嗣位新君后却一心要励精图治，揽辔澄清，变法图强，到头来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使他的皇帝当得一点儿也不轻松，一点儿也不快活，而他的人生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增添了许多的痛苦与悲哀。

如果说王安石是“另类宰相”，那么很显然神宗赵顼则是“另类皇帝”，就因为选择了改革，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充满荆棘的不归路。其实，君臣两人的命运都很不幸，甚至比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宗皇帝更是一个悲剧。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尽管由于共同的志向，在熙宁变法中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站到了一条船上，在改革的茫茫大海上不仅一起苦苦搜寻正确的航向，而且还一起战狂风恶浪。但就双方所扮演的角色身份来说，王安石扮演的顶多不过是一个大副，究其实不过只是一个高级雇员而已，他所承担的只不过是有限的责任，万不得已时，王安石可以发牢骚，可以撂挑子，可以甩手走人，卷铺盖上岸。可是，身为船长的神宗赵顼却没有这么自由，既然船是他的，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能撒手不管，更不能弃船而去。无论是反对派的指责，改革派的抱怨，乃至改革的困惑与风险……所有的一切，他都必须而且也只有一个人独自承担。

人的悲剧有时往往多半还是性格的悲剧。

仔细分析起，在神宗的悲剧元素中，有些固然是由于时代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其自身性格因素酿成的。

从资料中可见，神宗赵顼应是一个老实人。

优点是不老实，缺点是太老实，这么个主儿。

关键时刻，意志动摇，相互掣肘，总之是放不开。

也许是受遗传基因的影响，与两宋的大多数赵氏皇帝一样，他的性情显得比较憨厚，性格显得比较温和，甚至还颇有些柔弱。显然，倘若只是一般人，赵顼的性格与为人不仅无可厚非，而且非常值得称道。然而，作为一个需要对许多大事杀伐决断的帝国元首，年轻的神宗皇帝则显然还欠点儿火候。身为皇帝，他似乎根本不懂得帝王之术，缺少政治人物通常所应具有的权谋与手腕，在一些关键时刻，既不能表现得“像狮子一样凶猛”，又不能表现得“像狐狸一样狡猾”，这使他自“熙宁变法”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左支右绌，力不从心。

“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即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争吵声中拉开序幕的。

在这场著名的争论中，两位同样学识渊博的少壮派大臣引经据典，唇枪舌剑。王安石认为，改善财政的当务之急是选拔善于理财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懂得如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要善于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把天下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在改善百姓生活的同时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而司马光却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乃是用哄骗的方法剥削老百姓，不过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时所采用过的早已老套过时了的伎俩罢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王安石的观点无疑是对的，非常符合经济学的观点，即在经济建设中，在一定的限度内，国家与人民之间是可以实现利益“双赢”的，双方之间的利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是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同一关系。司马光的观点却正好相反。想当年，商鞅与反对改革的甘龙、杜挚当着秦孝公的面公开亮剑展开辩论时，只有23岁的秦孝公旗帜鲜明地站到商鞅一方，主张改革。

可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高手过招时，时年21岁的宋神宗的态度却没有这么鲜明，尽管他在内心中偏向王安石，但在公开裁判时却尽量息事宁人，两边都不得罪。既说王安石说的是对的，又说司马光讲的也不错，态度显得很是有些暧昧。作为熙宁变法的总策划、总指挥，神宗赵顼改革的意志、决心和诚意显然毋庸置疑。可是，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犹疑不定，以及在处理改革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尽量和稀泥的办法很不足取。

有这样一些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青苗法颁行后，当时知青州的欧阳修连续向朝廷上了两道劄子，指斥青苗法，要求朝廷收回这个政策，并且拒绝在他管辖的地区实行青苗法。而几乎是在同时，时任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也上疏强烈反对青苗法。就因为欧阳修与韩琦是三朝元老，神宗父子又是在韩琦一手操纵下登基的，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但韩琦的话神宗却非常在乎。所以，在接到韩琦的奏疏后的第二天，他便单独召见王安石，第一句话就说：“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没想到变法才刚刚开始，而且几乎所有的变法内容都是事先向神宗汇报并经他反复斟酌过的，可一遇到阻力，他就立场动摇，犹疑不定，心里顿时窝火，于是便没好气地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

又据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实类苑》记载：“熙宁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由于在变法问题上，王安石主张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神宗皇帝却心慈手软，不敢较真。

所以，新法推行老是不到位欠火候，到最后总是一锅夹生饭。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乘机造谣惑众，抨击变法，说这些是苍天示警。最主要的是熙宁六年（1073年），华北、淮南一代连续十月干旱，灾情十分严重。

神宗为此忧心忡忡，竟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警告，并对自己继位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法进行反思。正在此时，一个叫郑侠的小官员到开封街头画了幅《流民图》秘密呈送神宗，图中所描绘的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惨象，这使神宗大受震动。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偏听偏信，以为一切都是变法的错，于是在第二天，没有征询王安石的意见就下令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

老王知道后，非常气愤，但又无可奈何，他向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面加一把火，接着又泼一瓢水，请问啥时候能烧开啊？”

老王同志的话可谓击中了宋神宗的软肋。虽然一心想变法图强，却又优柔寡断，在原则性问题上始终与反对派妥协，这是酿成熙宁变法悲剧也是造成他本人悲剧命运的致命伤。

当然，作为大宋帝国的董事长，在变法问题上干预过多，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酿成熙宁变法悲剧及宋神宗本人悲剧命运的又一致命伤。

比较起来，在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公元前338）却根本不像宋神宗这样。自从选定商鞅担纲改革，秦孝公便完全隐到幕后，全然由商鞅做主，即使是在处理自己的儿子、11岁的太子驷窝藏罪徒一事上，他也不出来干预，而是任由商鞅全权处置。这也正是商鞅变法尽管阻力很大但却得以坚决执行的最重要原因。

反观王安石变法，受到很大掣肘，不仅反对派处处从中作梗，连神宗本人也时不时地出来干预一下，妥协一下。这么一搞，宋神宗结果是两头不是人。不仅反对派对神宗极为不满，就连老王等一些改革派也对他颇有怨言，这就难怪老王在极度失望后会撂挑子走人，弃他而去！到了最后由神宗推行的改革竟然成了他一人的独角戏。好在，任凭东西南北风，如何的走马换将，宋神宗始宗坚持着，即便老王撂挑子跑了，他还是一个人再支撑，直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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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韩非子·物权》

②《韩非子·人主》

③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施设，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亦多矣。”上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