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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毛泽东与地名文化（第2页）

但无论如何。我们大致可以推定，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已养成了读志书的习惯，即每到一地必读方志。

现在见有记载的：

1929年，他在红军下井冈山进入闽西南时期，在长汀读《汀州府志》，在龙岩读《龙岩县志》；

1930年，在红军占领江西兴国后，他即从图书馆找来了《兴国县志》；

1933年。当瞿秋白职掌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时，从瑞金图书馆寻到一部清版《瑞金县志》，虽然缺了一册，但奇货可居，仍让他感到莫大的兴趣，取来仔细阅读。

长征途中，毛泽东在匆匆行军中，还让部属帮助找寻有关的方志。据黄有凤将军回忆：“那时我在毛泽东身边当机要秘书，每攻下一个县城，或是每到一个重镇，他都让我们这些身边的同志为他收集县志和地方志看，一看就是大半夜。”

当时的毛泽东，为了轻装行军，遵循全军决定，将过分的辎重，瓶瓶罐罐，以至马列主义书籍也都丢掉了，但随身仍携带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的就是沿途收集的地方志。由是，他对要走和正走的所在地区的山川地势、关隘险要以及沿途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了若指掌。他真堪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战略家，以至令当时的兴国少共师政委萧华将军钦佩不已。30年后他写《长征组歌》，就颇有感触地写了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建国初期，毛泽东有更多条件读地方志了。在此期间，他如饥似渴，读了很多地方志。

1950年，毛泽东和西康省委书记、省长廖志高谈话时，对西康地区的开发活动介绍得头头是道，致使西康本籍的廖志高也自愧不已。原来他已读了该地的方志。

从此之后，毛泽东几乎年年有一次或几次外出视察。他确实是每到一地，必先阅读地方志。一浙江方志办公室主任魏桥教授告诉我：1952年，毛泽东初次到杭州就索取地方志，以后他每年赴杭州都要读地方志，直到1975年2月他最后一次到杭州。

毛泽东勤读地方志。因为读方志，也是一种社会调查的方式。

毛泽东一生读了很多部地方志，包括有他到过的地区的地方志，也有他没有到过的地区的地方志。

生有涯，而知无涯。但可以说，毛泽东是全球20世纪地方志读得最多的一位政治家。他对地方志有很高的评价。1941年8月，由毛泽东签发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条例中，就列有“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的项目。1958年3月，毛泽东又在成都会议上号召各地编写地方志。盛世修志，此后就有不少地区组织人员编撰。近十年里，全国蔚成风气。

善于应用地名文化

毛泽东很喜欢历史地理。

少年毛泽东就爱读两部史学著作。这两部文化巨著令他心向往之。

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写了纵贯1400年的中国政治史和军事史：

一部就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它叙述了神州大地的古今人文地理。

毛泽东读了一辈子的《资治通鉴》，据称读了17遍。

毛泽东也读《读史方舆纪要》。他读了多遍《纪要》，了无倦意。据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视察南方，来到上海，听说上海图书馆保存有一部顾祖禹的手稿，非常感兴趣，还特地调阅。

毛泽东的地名知识，也有来自《纪要》的。当然，更多来自他勤奋阅读其他有关书籍；也包括他的“每事问”，就地作调查。他在石家庄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有天外出散步，见到一座山，就向当地老乡请教：“这座山叫什么山？”“为什么叫抱犊山呢？”他在安徽安庆问讯：“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独秀山而得名？”他到东北考察，就问“抚顺为什么叫‘抚顺’”。

中国的地名。很多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

毛泽东很善于应用地名文化，也将它作为联系群众、教育干部的纽带。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和人们初次见面时，总离不开询问其籍贯。然后涉及到地名来源、文化内涵。如他对师哲等人说：“你和司马迁是同乡。”“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哟。”“卢俊义还是你的老乡呢。”等等。

他通常更多的是介绍地名来源，以此给神州大地的地名增添了许多丰富、生动的故事。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江苏徐州。他说：“徐州是古战场。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东、西、南、北的咽喉要道。”在飞机上，他谈及元朝萨都刺《徐州怀古》时说：“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古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800岁的彭祖的家乡。”1958年8月，他初到河南商丘就说：“商丘是原归德府。古宋在这里建过都。”1958年3月，他在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谈到引黄济汾水利工程时，突然问：“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的水量很大。”1958年10月，他在接见豫北地、县委书记时，对济源县委书记说：“济源有个王屋山，是愚公移山的地方。”1964年3月，河北水灾。灾后，毛泽东第四次视察河北。他问衡水地委书记：“衡水是历来遭灾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叫衡水这名字吗？”地委书记答不上。毛泽东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之意。这是禹王之事，史书上有载。”

毛泽东好学深思，有时甚至还对若干地名由来进行推理或提出问题。比如：

有大城必有小城；有双城必有单城；有内黄应该有外黄；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相称。

不以人名作地名，“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

毛泽东也为纯洁地名文化做出过很大的贡献。

我们综观历史地图，中国地名以至世界地名，很多是以人名充作地名的。比如古代中国有禹县、秦皇岛，现代有中山、志丹、靖宇等；前苏联有列宁格勒、古比雪夫，美国有华盛顿等；甚至街道也有命名，如长春斯大林大街、天津罗斯福路等。但是，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决定禁止用中共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没有的，从此中国开始了再也不出现用人名作地名的现象。它是新中国地名的一大特色。

据传有一年晚秋，毛泽东和柳亚子乘坐轿车，急驶在上海的中正路（后改名为延安路）上。柳亚子向毛泽东建议，将中正路改名为毛泽东路。毛泽东笑道：“1949年我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制定了不祝寿，不送礼，不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等几个规定。我们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时刻提醒每一位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戒骄戒躁，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的主席，更要模范地遵守党的规定呀！”毛泽东拒绝了以自己的名字为路名。这件事，若干年后毛泽东在某次会议上又再次提及。他说当时就坚决表示，“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而在1953年8月，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重申6点，其中之一就是“不以人名作地名”。他两次三番地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不得以现代人名为地名、街名。

毛泽东也很注意纯洁地名。在他的主持下，建国初期，有关部门对那些自明清至旧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睦邻的地名，如迪化（乌鲁桥）、归绥（呼和浩特）、安东（丹东）、镇南关（友谊关）等，都作了更改或恢复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