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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休养生息策略（第2页）

在唐代坐赃罪的刑罚是很重的，最严厉的会判处死刑，而随便动用民力只比坐赃罪低一等，可见提出这条法律的唐太宗对于治理滥用民力罪行的坚决态度。

唐太宗十分强调节俭，控制自己的私欲。有一次他对褚遂良说：“大舜以漆器做餐具，大禹雕琢菜板。当时劝谏舜、禹的有十余人。只为了食器之类的小事，何苦劝谏呢？”褚遂良说：“奢侈的开始，就是危亡的开始。对陶器不满意，就用漆器；对漆器不满意，就会用金银器；对金银器不满意，就会用玉器。所以诤臣在其开始奢侈时就劝阻他，以防微杜渐，如果奢侈的恶习形成，劝阻也不起作用了。”

唐太宗深以为然，对身边的大臣说：“如果我迷恋奇服异器，你们应及时劝谏阻止。”

贞观二年，有人针对宫中潮湿的情况，请求营建一座干燥的台阁，唐太宗说：“朕患有关节病，本不适宜在潮湿的宫中居住。但建造台阁，要花费钱财。从前，汉文帝要营建一座露台，痛惜要花相当于十家民户资产的钱财，而没有营建。我的才能和品德都赶不上汉文帝，怎么能在浪费钱财上超过他呢？”群臣再三请求，太宗仍不允许。

贞观四年，太宗曾对大臣们说：“华丽的楼宇，供游赏玩乐的池台，是做帝王的普遍都想得到的，但却不是百姓所希望看到的。这类劳民伤财的负担，绝对不可以施加给百姓。”

贞观五年，朝廷准备修复洛阳宫，戴胄上书说：“陛下承暴隋之后，救百姓于涂炭，解黎民于倒悬，四海称赞。当今百废待兴，役作繁重，一人服役，全家不安，服兵役要准备兵器，服劳役要准备粮草。丰收之年，还可以供给，遇到水旱灾害，大多数不能承受。如果强征服役，可能会导致怨恨。况且洛阳宫还可以挡风遮雨，等到国家富足后再修复也不迟啊。”太宗虚心听取了戴胄的建议，停止修复洛阳官。

为了减少宫廷费用，唐太宗还从后宫中放出三千多名宫女。贞观初年，他曾对侍臣说：“妇人幽闭在深宫，实在可怜。自隋末以来，广采民女，充实后宫，君主不常去的宫室，也聚满了宫女，如此浪费人力物力，实不可取。如果将她们放出，任其嫁人，喜结伉俪，既节省宫廷开支，又各得其所，何乐而不为？”由此，三千多名宫女得到了自由。

让宫女还家，不仅可以达到鼓励婚配、增加人口的目的，而且对于宫女来说，能够从暗无天日的宫廷生活中解放出来，无异于重获新生。

唐太宗从节俭目的出发，严禁厚葬。他说：“修建高坟，厚葬送终，是伤风败俗的恶习。长此以往，富人争相奢侈，越礼僭制；穷人破产伤财，陷入困境，有害无益，应当革除。秦始皇营修骊山墓，奢侈无度，最终加速他的灭亡，取辱天下，岂不可恶。”

他对自己的陵寝也作出了安排，决定以山为陵，仅容下棺木而已。同时，下令自王公以下，丧葬、婚嫁、车服都有严格的限制，要求各级官员严加检查，有明知故犯者，严惩不贷。在唐太宗带动下，贞观年间出现了许多崇尚节俭的大臣。谏议大夫魏征，住宅内没有正堂，临死时，叮咛家属用布被裹尸，土埋了事，抑奢尚俭在当时已成为风气。

在不扰民、重节俭的同时，唐太宗更重视农业生产。贞观三年，恢复了被废弃的藉田礼仪。正月，太宗亲自祭祀农神，手操耒耜，在田野中行藉田礼。这种仪式自从东晋以后就一直弃而不用，唐太宗认为前代的人这样做，是不懂得农事的重要，他要吸取教训，恢复这一制度。当时，成千上万的百姓前来观看，热闹非凡，一片欢腾。

唐太宗经常派使臣到各地巡视，劝课农桑。他常说：“国以人为本，民以食为天，如果农作物歉收，就是朕不重视的结果。”

为了表示劝农，他在自己的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汗流满面，腰酸腿疼，由此想到，农民整日在田中劳作的辛苦。作为一代帝王，能够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农民的辛苦，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和难能可贵的。

唐初，国内战争刚刚结束，灾害频繁。为稳定人民生活，唐太宗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长孙皇后也在贞观元年三月，亲率内外命妇养蚕。六月，山东大旱，唐太宗下诏命地方政府办理赈济，并免除灾区民众当年田赋捐税。

贞观二年，关东、关中一带大旱，接着是蝗灾。唐太宗在皇家御苑发现了蝗虫，当即抓起一只，用咒语谴责蝗虫：“民以谷为命，你这个家伙却把庄稼吃了，有本事，你就来吃我的肺肠吧。”接着，即把蝗虫往嘴里送。

左右的大臣急忙劝阻说：“吃了这脏东西，会生病的。”

唐太宗说：“朕为民受灾，有什么好逃避的！”于是，就把蝗虫吃掉了。

大灾之年，灾民甚至有卖儿卖女以求生的，唐太宗即刻下令开仓救济，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并拿出御府金帛，替灾民赎回卖掉之子女，以免骨肉分离。这项仁政在后代帝王中，很少有做到的。重视赈灾抗灾的直接效应，就是使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了发展农业，唐太宗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兴修。在贞观年间，水旱连年不断，治水成为当时的一项紧迫任务。

贞观十一年七月，洛水暴涨，淹没百姓六千余家。唐太宗看到事态如此严重，下诏自责说：“暴雨造成灾难，大水泛滥无边，我静静地思考这场灾难的原因，感到自己难辞其咎，因此内心十分惶恐。”

同年九月，黄河又泛滥，大水毁坏了很多庄稼和村庄，唐太宗也十分着急，曾亲自到现场巡视，督促水利建设。在工部，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专门负责水利工程和河道疏浚。京师设有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

在唐太宗的大力倡导下，各地兴修水利成效显著。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前期共修水利工程一百六十余处，其中多数是在贞观年间修建的。

贞观十八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引雷坡水，筑构池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大获其利。沧州刺史薛大鼎带领百姓疏浚无棣河、长芦河、漳河及衡河，可灌可排，境内无水旱之灾。百姓作歌赞赏薛大鼎说：“新河道能够通舟船，直达沧海捕捞到大量鱼盐。昔日只能徒行而今驰骋其间，薛公的恩德像大海无边。”

为了保护水利工程和堤防，还制定了有关法律条文，称为《水部式》，凡违犯《水部式》的人都要受到惩治，以法律的形式确保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凡是违反《水部式》规定的失职官员，都要重处。

贞观十八年，太常卿韦挺负责向辽东水运粮食，由于事先没有视察好河道，船舶搁浅不能前进，致使六百艘粮船滞留岸边，造成重大损失。很快，韦挺就以不先行巡视漕渠的罪名，被押解到洛阳，受到免官的处分。

农业的发展，劳动力是关键，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就谈不上农业的发展，所以贞观年间十分重视招徕劳动力和增殖人口。贞观初年，由于长期战乱，百姓辗转流离，户口百不存一。

为了有效地控制劳动力，制定了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由乡、里、村基层组织检查户口，上报州县，编订户籍，将隐蔽在豪强门下的逃户变成了国家的自耕农。同时放免奴婢，驱民归田。贞观二年，从国库中拿出金银，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此后，又从突厥赎回八万口，提高了他们的身份地位和生产积极性。

为鼓励人口增殖，政府对百姓婚嫁十分重视。唐太宗曾下诏说：“男二十岁，女十五岁已长大成人，要任其寻找配偶，鼓励鳏夫再娶，寡妇再嫁。家贫无钱办婚事的，乡里富人和亲戚要帮忙成亲。刺史、县令以下的官员，如能使婚姻及时、鳏寡减少，可以升迁；如劝导无方，户口减少，则要降职。为了增加人口，政府还提倡僧尼还俗，仅贞观初年就有十几万僧尼还俗，相互婚配，还乡生产。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到了贞观六七年间，从伊、洛以东直到泰山的山东地区，也改变了之前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荒凉境况，出现了连年丰收的局面。

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贞观年间的社会经济从隋末的凋敝景象中走了出来，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当时，人们外出，都不用自带食粮。行旅进入山东的村落，百姓自愿拿出粮食来供享用，有时还赠送礼品，昔日面貌一去不复返了。

唐代史学家杜佑在他的史学名著《通典》中描绘当时的情况说：“自从贞观以后，太宗励精图治，到了贞观八年、九年，粮食丰收，每斗米卖四五钱，马牛遍野，人们出门都不必关闭门窗。到了贞观十五年，每斗米只卖两钱。”

经济的繁荣又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许多地方没有盗贼，监狱经常是空无一人。贞观四年，全国一年才判二十九人死刑。举国上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应归功于隋末农民战争。隋末农民大起义警示了唐太宗，使他认识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正因为如此，才直接推动了贞观年间与民休息的政策的出台。

其次，唐太宗的自身素质及其周围的人才群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太宗的宽广胸襟、雄才大略，使他能虚心纳谏，兼听则明。魏征的诤谏，房玄龄的谋略，杜如晦的决断，李靖、尉迟敬德的武威刚直，戴胄的铁面无私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同时，普通民众的辛勤劳作也是创造贞观年间物质文明的重要前提。

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积淀，才会出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开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诗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贞观精神、贞观故事，在诗人的笔下广泛流传。杜甫诗句有“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而后代君主，喜欢阅读《贞观政要》，都是想以唐太宗为榜样。《贞观政要》一书流传到日本等国，日本的清和天皇还给起了一个贞观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