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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学论语中的敢为担当之责（第2页）

中国古人对于“君、民”关系的论述，早已点明了上司与下属关系的精髓——君是舟，民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载是覆，全看这舟的表现如何了。为政之道，在于审时度势：依势用势；但为政之本，却在取信、立诚。赢得信任，取得支持，便可乘风破浪；相反，众叛亲离，威风扫地，则有翻船溺水之险。到那时，尽管你用尽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技术，也是无力回天。也许落到水里，呛个半死，才想起来：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全是自己平时的“积累”，上下内外，离心离德，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呀!

庸俗领导学只讲诡诈权谋，：不讲德操品行；高调领导学只会讲大道理，婆婆妈妈，实作领导学则从原则到技术全面分析。因为，原则与技术是相互为用，密不可分的，两者缺一，即落人旁门左道。实作领导学既不是为了培养阴谋家，也不是为了培养理论家，它的目的是培养出扎扎实实、德才均备的领导人才。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权力运作，要有一个“本末轻重”的观念。为政运谋者可以衡量，可以调和利害，却万万不可以舍本逐末。看中眼前利益与看到长远利益，是区分英才与庸才的重要准绳。退一步说，如果说为你的团队谋利益不是你的目的，它至少也是提高你形象的一种根本手段。请不要轻视这一点。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有人能在所有的地点与所有的时间都能欺骗与虚伪，只有真诚坦率方可取信于民，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有人忘记。

其身正，不令而行

【原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解析】孔子曰：“统治者的行为正派，就是不发命令老百姓也会执行；统治者的行为不正派，就是发命令老百姓也不执行。”

汉朝初期，有一位名将叫李广，他有勇有谋，在抗击匈奴的作战中，打了70余次胜仗，匈奴人十分畏惧他的英勇善战，号为“飞将军”，只要一听到李广领兵出击，便闻风丧胆而逃。李广不仅自身骁勇，还统御着一支骁勇的军队，所有的士卒都愿意跟随他作战。

李广本人不擅长言辞，但他带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精壮队伍。其奥秘在于“其身正”，才有“不令而行”的效果。

李广为人十分廉洁。他屡立战功，每次得到赏赐，都分给部下同享。平时演练行军，他总与士卒同吃同住。身为将军40年，“至死身无余物”。镇守边塞，异域作战，时常出击千百里，要露宿荒漠，十分艰苦，只要有一名士兵尚未喝到水，他不到水边去；只要有一名士兵还未吃上饭，他就不尝一口。他对士卒一向宽厚，从不随意苛责辱骂，士卒也都视之如父。因而，李广虽然口才笨拙，不爱多说话，却在士兵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每有征战，李广总是身先士卒，甘冒矢石，而士卒则更加奋勇向前，舍命围护李广。在他60多岁最后一次同匈奴作战中，因出师不利而自杀。当时全军将士，个个痛哭失声，百姓闻讯，也人人涕泪直流。所以司马迁在总结李广的一生时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上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人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其实就是要说明作领导的要“以身示人”，要“身教重于言教”，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有权威，让部下心服口服而不遗余力地执行命令。在历史上，“以身示人”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就说曹操吧，那“割发代首”的故事也说明了他对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作用了解得非常清楚。那一次是曹操亲自领兵出征，适逢麦熟季节，为此，他下了一道死命令：凡有践踏麦田者一律处死。不料，他自己的马受惊闯入麦田，踏坏了庄稼，于是他把执法官找来议罪。法官认为按《春秋》“罚不加于尊”之义，可以免去处罚。曹操却说：“制法而犯之，何以帅下?”但自己身为统帅负有重任，“不可自杀，请自刑”。便拔剑割下头发表示接受惩罚。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代，能做到“割发代首”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恩格斯说过：“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通过这种方式，曹操在他部下中获得极大的权威。

清朝的于成龙也坚持“以身示人”，提倡“治乱世，用重典”的他曾得到康熙召见，被褒赞“今时清官第一”。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人格境界也随之攀高，造成了其身正不令而行的良好效果。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官对于很多封建官吏来说尤异于最好的敛财手段。当这种判断成为社会风气后，做清官便非常艰难，但是百姓呼唤清官，当以“清端”、“卓异”闻名的于成龙登上官场的时候，注定引来一片喝彩声，少有大志的他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正规的儒家教育，后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去往遥远的边荒之地做县令。这可不是轻巧活儿，两届前任一死一逃，罗城遍地荒草，城内只行居民六家茅屋数间，政府办公地只设三间破茅草房，他这个县令寄居于关帝庙中，同来的从仆或死或逃：作为迈向仕宦生涯的第一步，带病的他只有以坚强的意志奔走操劳。

而对百废待举的局面，于成龙“治乱世，用重典”，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他抱定“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信念，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结果是贼人“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尽行退还”，邻盗”从此再不敢犯境。摆脱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刚柔并用地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桀骜的地方豪强“皆奉法惟谨”。他的突小的办事能力得到上级的重视，他也有机会被举荐为广西惟一的“卓异”，升任四川合州知州。赴任时，他连路费都没有，当地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五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到合州之后，他革除宿弊，改善百姓的生活质量，免去规定驱从，仅以家仆随身；合州也是穷地方，他的务实努力又改变了当地面貌，遂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干同知有两件事情值得细述：治盗省讼和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为了摸清重大盗案的来龙去脉，“微行私访”的他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特意在衣内置布袋装有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尤不得。”他“宽严并治”、“以盗治盗”，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值得提及的是，其破案、察盗之能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得到神化，《聊斋志异·于中丞》描述得绘声绘色。

“二藩之乱”爆发之后，“通贼”罪名使人人白危，于成龙又出来收拾尴尬局面。无畏的他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发难的山寨说服300名枪手，当“高山大潮，烽火相望”的时候，他力排众议主动进剿，乘胜平定其余叛乱：

于成龙的让人难忘，主要在于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遇到灾荒的时候，他以糠代粮救济灾民。“要得清廉分数足，惟学于公食糠粥。”把仪剩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为民称颂就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说他是“闽省廉能第一”，也绝非什么夸张之辞。康熙在紫禁城召见他，褒赞他“今时清官第一”，“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嘉其廉能”，任其为总制两江总督。有了广阔天地的他开始大举整顿吏治，试图以模范作用带动整个封建官场。

“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日子之喜，以一吏不法门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于成龙责令部属揭报“不肖贪酷官员”、“昏庸哀志等辈”，“以凭正章参处”。他“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凡其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由于他的举荐，很多廉洁有为的人才得到重用。每个发现科考中有舞弊之风，他规定“立刻正章人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这番努力改变了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屡遭落榜的状况，他的官阶和人格境界越升越高，生活却更加艰苦。“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百姓亲切地称他“于青菜”，周围的官吏也不得不“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云游宦海的他只身行走天涯，与结发妻阔别20年之后才得一见，及至去世的时候，居室中只有“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菜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得到如此爱戴，康熙破例亲自为其撰写碑文。据报载，他的后世子孙如今仍生活在于氏繁衍的土地上，没有忘记祖辈的历史而朴实地劳作着。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于制定的规则，如果自己首先就不要遵循它，那么要部下遵循它无异于缘木求鱼。而自己如果自己行为正派，“以身示人”，当然规则与命令就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为政当居之无倦

【原文】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解析】子张问怎样处理政事，孔子说：“身居官位不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实。”

居之无倦就是身居官位不懈怠，勤于政事，就是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励精图治；不辞病苦，奉公尽职。其最高境界就是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忘我工作，利国惠民。

勤于政事，是成就一个有作为的封建君王的基本条件。综观历代比较英明杰出的帝王，特别是那些开国创业之君，一般都是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如果连勤政都做不到，那就必然陷于荒**：嬉戏怠惰而难以自拔，朝政因之委于他人，于是重臣擅权，宦官干政，轻则导致朝纲紊乱，大权旁落，重则引来内忧外患，身败国亡。

平民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勤政的典范。他从征讨杀伐中夺得江山，深知皇权来之不易。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他登位以后便果断废除丞相制，改由6部（吏、户、礼、兵、刑、工）长官直接向皇帝汇报，由皇帝亲自裁决，使得皇权与相权集于一身，大小政务均亲自处理，断不假手他人。往往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直到深夜才得以休息，甚至吃饭时还在思考政务。每思得一事，就顺手写在纸上，缝在衣服上，事情记多了，挂得满身都是，上朝时再把它们一一处理了当。以洪武十七年九月的收文为例，从十四日至二十一日8天内，共收到内外诸司奏扎共1660件，计3391事，平均每天要批阅200多件奏札，处理400多件事。其政务的辛劳可以想见。侍臣怕他操劳过度，劝他：“陛下励精图治，天下苍生之福，但圣体过劳，宜多加保重。”而朱元璋却说：“我难道好劳而恶安吗?以往天下未定，我饥不暇食，倦不暇寝，奖励将帅平定平下；现在天下已定，四方无事，难道可以高居宴乐了吗?自古以来，人勤则国家兴，人怠则国家衰，我怎么敢暇逸呢?”他把勤政放到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

来认识，所以能自觉坚持，甘之如饴。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朱元璋命人读了6000多字还未听到具体意见，大发脾气，叫人把茹打了一顿。可是心中仍然系于政事，未能释然。于是第二天又命人读，读到1．6万字后，才涉及本题，建议了5件事情，其中4件可行。朱元璋即命主管部门予以施行，并指出这5件事有500字即可，不必啰嗦1万多字，还承认自己打人是过失，表扬茹为忠臣。并亲自写文规定建言格式，公布全国。可见其对政事是多么一丝不苟。

《尚书》说，“怠忽荒政”、“业广惟勤”，勤能补拙。因此，古代贤能的地方官吏，都以勤政来自律自警，从而实现吏事的练达和政治的清明。

晋朝时的陶侃，历任南蛮长史、江夏太守、武昌太守、侍中、太尉等职，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以“性聪敏，勤于吏职”著称。

王敦之乱平定后，朝廷任命陶侃为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和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刺史。陶侃资性聪敏，勤于吏职。他整天正襟危坐，处理公务，千头万绪，都没有遗漏；远近的书信和奏疏都亲手草写，下笔如流。及时接见远来近投的客人，门前没有停客。他经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尚且珍惜每一寸光阴；至于我们这些凡俗的人，应当珍惜每一分光阴。怎么能够游逸荒醉，生着无益于当时，死了默默无闻于后世呢?那样是自暴自弃啊!”僚佐有的因为清谈和游戏荒废了正事，陶侃就命人取来他们喝酒、赌博的器具，都投入江中。如果参与的人是官吏和将领，则加以鞭打，并且说：“赌博是牧猪奴才干的勾当。”有奉赠物品的，陶侃都仔细地问明由来，如果是辛勤劳作所致，虽然微小，也一定高兴，慰劳和赏赐都加

倍；如果是不正当的方式所得，就严厉地斥责他们，还其所赠。

陶侃曾经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的稻子，陶侃问：“用它干什么?”那人说：“行道所见，随便取了点。”陶侃大怒道：“你不种田，竟敢糟踏人家的稻子!“”抓过来就鞭打了他一顿。由于陶侃勤政爱民，老百姓也都勤于农业生产，家家丰裕，人人富足。当时造船，陶侃命令把锯下的木屑和竹头全部收起来，官员们都不了解他的用意。后来，正月初一，正遇上雪后转晴，公署厅堂前余雪犹湿，于是以木屑铺到地上，走路时一点没有妨碍。到桓温伐蜀时，又以陶侃所存的竹头作钉子，建造船只。

陶侃珍惜光阴，理政周详，建立了不朽功业。北魏时的宋世景为政“无早晚之节”，也写下一段勤政的佳话。

宋世景起初官拜国子助教，后任司徒法曹行参军、尚书祠部郎和荥阳太守等职。时称他的文武才略和清平忠直，少有人能比得上。虽才德过人，依然夙勤不怠，因而判案如神，政绩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