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回答说:“一个好皇帝光靠天赋聪明和学识渊博是不够的,还得应虚心纳谏,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隋炀帝自以为才智甚高,目中无人,谁的话也不愿听,所以他说的是和尧舜一样聪明的话,做的却是桀纣那样愚蠢的事,因而自取灭亡。”
唐太宗听了,深觉有理,感叹道:“前世之事,后世之师。”
唐太宗也确实接受了魏征的不少谏言,改正自己的一些过失,甚至有时行事,一想到魏征的批评就会改变做法。
有一次,唐太宗准备出巡,吩咐属下必须准备好豪华车马与仪杖阵队,后来却突然改变主意,取消了出巡事宜。
魏征问他是何缘故,唐太宗不好意思地说:“唉,我只是想到你一定又要批评我张扬、奢侈,所以取消了这次出巡。”
唐太宗说完,与魏征两人四目对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唐太宗并没有因为承认错误而损害了自己的威信,相反的,却使他成为流芳千古的旷世明君。在他主政之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极少有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
像唐太宗这样位高权重的帝王都能虚心检讨自己,一个人做到“该认错时就认错”,又算得了什么苛求呢?
错误是有教育意义的,人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这样,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以警告人们避免大的错误。
通常,小孩子在犯了错时,心里总是不知所措,盘算着应否把事实隐瞒。其实,犯错也是成长经验,勇于承认,更是鞭策自己的方法之一。
像罗斯福这样伟大的人物,也从来不怕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他还在纽约警备团第18中队当队长的时候,就显出了这种高贵的品性。
曾经和他在同一个队里待过的一个中尉说:“当罗斯福带队练操的时候,他常常会在中途这样喊一声:‘停一下’?”
“他边喊,边从裤袋里拿出一本教练手册来,当着全队所有人的面,翻到某一页,找出他所要找的内容来,认真读了一遍,然后对我们说:‘刚才我做错了一点,本来应当是这样做的。’像他这样极端诚恳的人实在不多。有时候,对他的这种行为我们常常忍不住笑出声来。”
在他当纽约市市长的时候,在一次更为严重的情形中,他也显示出了这种特性。经过他提议和努力的一个议案在国会通过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他就勇敢而主动地承认自己的失误。
“我感到很惭愧,”他当着国会议员的面承认说,“当我极力赞成这项议案的时候,我当初确实是有一点隐衷的,我不应当这样做。而我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是我的报答之心,部分是依从纽约人民的意愿。”
从这里我们看出,寻找托辞为自己开脱,并不是罗斯福的习惯。相反,他能直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尽量去纠正它。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历史上最能干、最杰出的外交官之一。
当富兰克林还是毛躁的年轻人时,一位教友会的老朋友把他叫到一旁对他批评道:“你真是无可救药,你已经打击了每一位和你意见不同的人。你的意见变得太尖刻了,使得没人承受得起。你的朋友发觉,如果你不在场,他们会自在得多。你知道得太多了,没有人能再教你什么。”他指出了富兰克林刻薄、难以容人的个性。而后,富兰克林渐渐地改正了他的这一缺点,变得成熟、明智,能领会到即将面临社交失败的命运,一改以前傲慢、粗野的习性。
后来,富兰克林说:“我立下规矩,绝不正面反对别人的意见,也不准自己太武断。我甚至不准自己在文字或语言上措辞太自主。我不说‘当然’、‘无疑’等,而改用‘我想’、‘我觉得’或‘我想像’一件事该这样或那样。”这种方式使他渐渐成为事业的强者。
由此可见,错误是有教育意义的,人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以警告人们避免大的错误。那些不肯承认自己做过错事的人,就失掉了这种避免大失误的宝贵经验,而以后就会继续犯这种错误。而最终的结果是他颓丧地坐下来,哀叹自己的悲惨命运。
芝加哥的医学专家玛威尔逊说:“我宁愿让一个人犯错误,而不喜欢他为自己的错误找托辞来回避责任,只要他第二次不犯同样的错误。托辞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容易使人养成很坏的习惯。一个从不找托辞逃避责任的人,虽然工作不一定都做得很好,但他总会尽力往好的方面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