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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行依法治国（第2页）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法令不可以总是改变，总是改变的话就会繁乱，执行法律的官员不能全部记住，而前后会有差违，这样奸猾的官吏就能够为非作歹，自今以后，如果确实需要对原来的律文进行改动的，都应该慎重地进行。”

虽然唐太宗提出了法律不可以常常改动的原则，但是当客观实际确实发生变化，并要求更改法律以维护新的社会关系时，唐太宗也主张对已有法律作出适当的修改，他认为这样做是制定法律所必需的。

《唐律·户婚》中有这样一条法律条文：各种不便于时的律、令、式，都需要由尚书省审议，然后上奏；如果有不合时宜的律文，而尚书省不审议并上报，而自行更改的，犯有此项罪行的官吏要被处以两年的徒刑。

这里所说的尚书省议定是指由尚书省召集七品以上的京官，集体讨论评定，然后再上奏皇帝裁定。可见，修改法律，需要详细审议后上奏，经过皇帝批准后，所作的修改才能生效；不经过讨论而上奏的，将给予两年徒刑的严重处罚。

立法是制定法律，司法是法律的贯彻执行。贞观年间，依法办事良好局面的出现，在于有完备的司法机构和完善的审批程序。

唐代中央的司法机关是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者各有所司，遇有重大案件，则由三个部门的长官联合会审，称为“三司推事”。

大理寺，置大理卿一人，从三品。其职责是处理疑难案件，平反昭雪冤案和公平审理大案。大理卿之下有少卿二人，协助大理卿治事。大理寺的属官有大理正二人、丞六人、主簿二人、录事二人、狱丞四人、司直六人，各自都有不同的分工和任务。各州县判决的死刑，要到大理寺复审核准。大理寺有权驳回审判不当的案件。

刑部，为尚书六部之一，长官称刑部尚书。刑部下辖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其职责是依据法律条文对刑犯量罪定刑。

御史台，为监察机关，对重大案件也参与审理，同时还会同刑部复查囚犯。

贞观时期对囚犯的判决，有严格的程序。不许刑讯拷打、屈打成招。如果法官违法拷讯，处以“杖六十”的刑事处分。还规定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总数不得过二百。拷满仍不承认犯罪，取保赦放。

对于死囚的审判更为严格，一般要三次奏请，后来规定两日五次奏请。贞观五年，太宗下诏说：“司法机关奏决死囚，虽说是三次奏请，却是一日完结，没有仔细思考的余地，三奏有什么用处？即使有所追悔，也来不及纠正。自今以后，京师各司法机关奏决死囚，应两天内五次奏请。”

贞观初期，朝廷开科取士，有人假造资历，给录取带来混乱。唐太宗下令诈伪者自首，否则处死。不久，果然有诈伪者被查出，唐太宗就把诈伪者交给大理少卿戴胄审理。

戴胄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判处这些人流刑。唐太宗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后大发脾气，质问戴胄说：“我下过命令，不主动自首的人就要处死，而你却只判他们流刑，这不是让我言而无信吗？”

戴胄镇静地回答说：“陛下如果当时查出诈伪的人不交给我审讯就杀了他们，我当然没有办法。但是，既然交给我审讯，我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啊。”

唐太宗固执己见地说：“你自己倒是得到了执法的美名，却让天下人议论我不讲信用！”戴胄辩解说：“陛下之前所下的命令只不过是凭一时的喜怒而说出的。而法律是国家向天下公布的最高的行为准则，所以守法才是最大的信用；按照法律办事，就要能够忍耐个人一时的愤怒而保存国家的信誉啊！”

唐太宗听戴胄说得有理，自知理亏，不得不自找下台的台阶说：“你能这样秉公执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贞观九年，岷州都督高甑生因不服李靖的调度受到李靖的指责，便诬告李靖谋反，结果被流放到荒凉的边境地区。有人向太宗求情说：“高甑生是秦王府的旧臣，应从宽处理。”

太宗对求情者说：“秦王府旧臣的功劳，我自然不会忘记，但治国守法，应当人人平等。如果因旧臣而赦放，一些侥幸之人便会目无法纪。况且，太原起兵时，随从征战立有战功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获免，其他人就会攀比，有功之人，都恃功犯法，法律就会形同虚设。我所以不赦免高甑生，正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结果，高甑生受到法律的惩治。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能执法守法，自己违法也能主动引咎自责。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寺丞，他的老乡李好德患有精神病，犯病的时候胡说八道，还大骂皇帝，被人告到了官府，唐太宗就让大理寺丞张蕴古审理这个案子。

张蕴古经过调查禀报唐太宗说：“李好德患有精神病是实情，根据法律不应该判刑。”唐太宗答应可从轻处理。张蕴古却私下将太宗皇帝的旨意告诉了李好德，并与李好德在狱中游戏取乐，被侍御史权万纪告发。唐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斩首于长安东市。

不久，唐太宗意识到自己未按法律程序办事，以沉重的心情对房玄龄说：“你们都是吃国家俸禄的人，理应为国分忧，事无巨细，都应留心。不询问你们就不发表意见，遇事也不谏诤，怎么能起到辅弼的作用呢？比如张蕴古一事，蕴古身为法官，与囚犯游戏取乐，又私下泄露朕的旨意，罪责较重。但即便依照法律，也不至被处死。朕当时盛怒之下，下令将蕴古处斩，你们竟无一人谏诤，有关司法部门也没提出不同意见，就奉旨执行，真是岂有此理？”说罢，太宗脸上流露出愧悔的表情，并下令说，“凡有死刑，虽然已下令处决，还需要五次奏请，以免冤杀。”

广州都督党仁弘，勾结豪强，擅敛赋税，私自将当地的少数民族充作奴婢，罪当处死。唐太宗可怜其年老多病，又是晋阳起兵时的元老，便从宽处理，贬为庶人。

事后唐太宗又自觉有违司法尊严，便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当众宣布说：“朕以私情从宽处理党仁弘，是扰乱法律，有负于天。我将住在南郊的草席庐中，连续三天粗茶淡饭，向苍天谢罪。”

众大臣再三劝阻，唐太宗仍固执己见。房玄龄劝唐太宗说：“从宽处理党仁弘，是因为他从前立有战功，并不是念及私情。况且天子操有生杀之权，没有必要如此自责。”

经过再三苦劝，唐太宗才答应不去南郊向苍天请罪，但仍下诏自责说：“朕有三罪，一是知人不明，二是以私乱法，三是未能惩恶扬善。”这件事虽然具有作秀的嫌疑，但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唐太宗对法律的重视。

张亮为相州刺史时，他的养子有谶语“弓长之主当别都”，张亮认为“弓长”合起来是自己的姓“张”。不久，有人告张亮收养义子五百人，阴谋造反。唐太宗召集百官议论，多数人认为张亮罪当处斩，只有李道裕认为证据不足，不可处斩。

太宗盛怒之际，下令将张亮处死。不久，刑部侍郎空缺，太宗说：“我已有人选了。从前议论张亮的事情，只有李道裕反对处斩，他的看法是公正的。我当时未能采纳他的建议，至今追悔不已。”于是授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在贞观时期，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执法严格，量刑慎重。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治安良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好得让人难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贞观三年，全国判处死刑的犯人只有二十九人。

贞观六年年底，辞旧迎新之际，唐太宗来到长安的监狱，当他看到即将被处死刑的囚徒，顿生怜悯之心，下令让全国的死囚犯都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等来年秋天再回来，不来就处死。

规定的日期到了，结果死囚犯全部回来报到，无一逃亡。唐太宗为这种诚信所感动，就将他们全部赦免释放了。可以想见，当时的场景是怎样的感人。人们称唐太宗是讲人道的明君，不是没有道理。

难道唐太宗就不怕他们逃走吗？其实，一方面这是唐太宗在以心感人，本来，这些囚犯已做好了要死的准备，皇帝竟如此信任他们，很容易就被感化了；另一方面，唐帝国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人不会因生存铤而走险，心平气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而且，在严密的地方组织机构下，依法治国，令行禁止，逃了也很难跑掉。

由高度自信带来的信任，使唐太宗能够作出大赦的决定。这件事，被大诗人白居易写进了《七德诗》中，诗曰“死囚四百来归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