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由于各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从事各种活动,在客观上自然就对社会有利,使整个社会经济得到最有利的发展,从而促使社会财富的增加。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住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既然如此,国家就不应该去干涉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他认为,促进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劳动者的人数。总之,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促进国民财富增加,就必须实行“自由放任”原则,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认为国家干涉私人的经济活动是不必要的,也是极为有害的。他坚持说: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取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竞争。
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惟一动力。但是每一个利己主义者又需要别人的帮助,由此便产生了共同的利益。因此,分析社会和社会关系,应当以分析个人、个人的本性和个人利益作为立脚点。
既然每一个利己主义者都需要其他利己主义者的帮助,而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帮助是不能没有代价的,这种互助的惟一合理的形式就是交换。因为交换是等价的,对双方都有利,所以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并且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斯密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有可能自由地追求个人的利益和愿望,就能最完善地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人人都有改善自己境况的永恒愿望,就是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不断发展的原动力。斯密对人的这种利己本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要想仅仅依赖他人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之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
斯密在这里所说的利己主义,是指“经济中的个人主义”,即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对自身的物质利益的关心和追求。他强调个人的利己心的时候,是以在这种利己心的刺激下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不损害别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和公众的幸福为前提的。
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很可能会妨碍社会和公众的福利。他论证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既不妨碍个人利益,又不妨碍社会利益。
但由于斯密受其历史观和世界观的限制,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建立完全竞争的模式,采用自由放任的政策,就可以做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
人性与兽性
法国科学家法布尔通过精细的观察,揭开了鲜为人知的昆虫世界的秘密。在这个世界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你争我夺、阴险野蛮的惨剧:一只蜣螂会横空飞来,挥起前肢,从背后击倒另一只正在运送粪球的同类,于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那被许多诗人赞美过的萤火虫,其实是麻醉技巧异常熟练的谋杀者,它会用一把像毛发一样尖利细小的钩子,在蜗牛的皮肤上轻轻揉搓,悄悄注入毒汁,令蜗牛顷刻间失去知觉,继而分泌出一种消化素,使蜗牛的肉体化为流质的肉粥,然后慢慢地吸食之,直至剩下一只空壳;在凶狠与自私方面,螳螂们更为令人惊恐,它们尽干一些残忍、恶毒至极的事情,尤其是雌螳螂,不仅会吃掉自己的兄弟姐妹,常常连自己的丈夫也不放过,会将其生吞活剥到只剩下两片薄薄的翅膀。
由法布尔笔下的昆虫世界,极易叫人想到:人其实仍不过是虫,有时甚至确乎不如虫。虫类无所谓文化,也不懂什么信仰,故而不论恶善,都是那样的本色与自然。而在有了文化的人类社会中,所有的作恶者都会想方设法为自己辩解,甚至找到了诸如“替天行道”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人类的某些善举,本也并没有超出虫类多少,却往往被炫耀为道德良心、思想觉悟之类。此外,人类还创造了自以为崇高的信仰,而某些信仰,其实是更为可怕的,它常常促成了人类作恶的盲目冲动,如西方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血腥迫害,不都是在某种信仰的支配下进行的吗?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的屠杀镇压,不也是在“效忠党国”的名义下进行的吗?正是由于信仰,杀人者才会杀得振振有词,杀得理直气壮,杀得心安理得。
有了文化,有了信仰的人类,究竟比虫类进化了多少?文明了多少呢?
人类曾将自己想象得十分美好。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什么“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有着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优美的外表,文雅的举动,行为上像天使,智慧上像天神,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实在不过是花言巧语的自我粉饰,妄自尊大的自吹自擂。
事实上,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早就指出的,人类在其完满时,是最优良的动物。但是如果违背法律和正义,他就是一切动物中最恶劣的;因为武装是比较危险的,人天生具有武装,这就是运用智慧和德性,他可以把它们用于最坏的目的。所以,如果他无德,就会**凶纵肆,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动物。英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得更为一针见血:“对人类社会来说,自从文明发祥以来,除细菌和病毒以外,屠杀人类的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自身。”英国现代作家劳伦斯也曾这样自我反思:“我有一个陌生、鬼鬼祟祟的自我,他像一头被关在理想之窗外的狼在嚎叫。你看到黑暗中那双红赤赤的眼睛了吗?这就是将要成形的自我。”马克思也曾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也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差异。”人本源于动物,因此,动物性的自私本能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凶狠、残忍、疯狂之类,或许才是人类更为真实的本性。
与动物不同,人类学会了信仰,但在许多时候,有信仰比没有信仰更为可怕。信仰本是为了遏制人性的凶残,但信仰有时反倒会加剧人性的凶残。
人受无意识的支配
“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存在至今的命题。弗洛伊德以其“无意识”理论,对这个命题作了自己的解说。
在他看来,无意识是一种不能为意识所知的特殊的心理活动,是一个具有巨大能量的心理系统,它具有非理性、无逻辑的特征。在人的心理和人格形成过程中,无意识起决定作用,无意识才是人的心理的本质和真实。打一个比方,如果说意识是一座冰山的露出海面的部分,那么它只是这座冰山的一小部分,并且是在不断变动的。前意识则是介于海面和浅层水域的部分,它随着海水的涨落时而露出海面,时而隐没入海水中。无意识则是这座冰山的深层和根基部分,它是这座冰山的主体,它深藏于无底的海水中,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却主宰着整座冰山。性本能是无意识中最强烈、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它却遭到了很大程度的压抑。在弗洛伊德看来,所有的神经症似乎都与性欲的压抑有关系。
由此,弗洛伊德认为,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因为人的本能、人的性本能,处处受到压抑、限制,当然也就谈不上自由,这是其一;其二,按照他的观点,人几乎完全受潜意识的控制,人的理性和意识无法决定自己,自然也谈不上自由。人并不能完全支配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既然在人心灵之中有一个广阔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领域不能被人所控制,那么人就不会有自由。从他的观点看,人性本来也是恶的,只是在后来才学会了利他和善。
他指出:“历史的事实及我们的经验……都证明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种错觉。”无论是早期的人类还是个体的童年,一开始都是自私的,后来才学会了爱人。善来自于社会,而恶来自于人的内在本性。创造力与性本能、性能力有关。人在生殖力最旺盛的时候创造力最强,几乎所有文化成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殖力的衰退,人的创造力也随之降低。美也是如此。人们最美的时候也就是其生殖力最旺盛的时候,相反,伴随着生殖力、生命力的衰退,人就逐渐变得不美了。植物也是如此,植物最美的东西是它的花朵,而花朵实际上是它的**。可见,美与生殖有关。因此可以说,性对于生物来说是首要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生命来说——因此也是对于自然来说,延续种族是第一位的。
无意识,是一个黑暗中的王国。心理学家们一致把人的意识看作是一个“黑箱”,可以说无意识就是这“黑箱”中最黑暗的深层。弗洛伊德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执著的探索精神,第一个把睿智的眼光投向那幽深的世界,把无意识搬上科学的殿堂,并且给性本能对人的巨大作用作了论证。为此,他受过讥笑、嘲讽,甚至遭到辱骂,经历了一切巨星初升时都难免遭逢的寂寞和落魄。当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其泛性观点,片面扩大了本能、欲望等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人的影响,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但是,无意识和性本能都是存在的,它是科学之谜,也理应被科学地研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是探讨、阐述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它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弗洛伊德生活和成长的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是资本主义的堡垒之一。19世纪末,正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它固有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出现了许多病态的社会现象。在当时的维也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陈腐的伪善道德和华而不实的风气占统治地位,“性”领域受到封建的伦理道德、专制制度和天主教清规戒律的三重压迫,人的精神状态也出现种种反常现象,这引起人们对精神内部机制、结构研究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突破性成就,也暴露出过去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的不够深入,使得人们不能进一步深入到人的精神生活的内部领域,探求和说明人的精神活动的深层奥妙。这一时期许多思想家对当时的文化都持批判的态度,弗洛伊德自觉加入了文化危机理论家的行列。实际上无意识学说,是企图解决当时社会病态现象的产物。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对20世纪人类文化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人”的观念影响巨大,20世纪有关探讨“人”的名家名著,几乎都无一例外是“踩”在弗洛伊德的肩上的,弗洛伊德无意识学说对20世纪对“人”自身探讨的推动作用,波林作了形象而中肯的说明:“谁想在今后三个世纪内写出一部心理学史,而不提弗洛伊德的姓名,那就不可能自诩是一部心理学通史。”
本我、自我与超我
为了进一步揭开心理人格的奥秘,弗洛伊德于1923年又发表了一部重要著作:《自我与本我》。在这本书里,弗洛伊德把以前的两部人格结构发展为三部人格结构,即本我、自我和超我,形成了系统的人格理论。人格理论在精神分析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弗洛伊德用这个人格模式,展现了作为个体的人,如何以本能为动力,进而发展为具有社会属性和文明标志的人。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结构内部,当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协调统一的时候,人的心理处于平衡状态,人格就是正常的;当三者失去平衡,处于紊乱状态,人的心理就不能自动进行调节控制,造成精神失常,人格也就不正常。
弗洛伊德指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统一的人格。本我不顾现实,只要求满足欲望,寻求快乐;超我按照道德准则对人的欲望和行为多加限制,而自我则活动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它既要通过知觉和思维来满足本我的要求,又作为控制系统把人们违背道德规范的欲念驱回到无意识中,对精神活动起调节控制作用。在人格的三个方面中,自我扮演着一个难当的角色。它既要受非理性的本我的逼迫,又要受严厉的超我的监察。弗洛伊德说:“有一句格言告诫我们,一仆不能同时服侍两位主人。可怜的自我却处境更坏,它服侍着三位严厉的主人,而且要使它们的要求和需要相互协调。”在人格中,由于自我来自于知觉系统的经验,所以它的本职是表达外部世界的需要,但是它往往又与本我保持友好关系;有时也把本我的里比多引向自己,成为本我的忠实奴仆。当本我顽固不屈时,它会诡诈地说本我正在服从现实,它把本我与现实的冲突掩饰起来,有时也把它与超我的冲突加以掩饰和调和;它斡旋于本我与现实之间,“竟然经常屈服于引诱而成为拍马屁者、机会主义者,以及像一个明白真理,但却想保持被大众拥戴的地位的政治家一样撒谎”。另一方面,自我的每一个步骤,又受到超我的严格监视,超我毫不体谅自我的处境,只按为自我制订的准则要求它,如果自我不服从,将会遭到如前所说的那种惩罚。自我就是这样被本我所驱使,受超我所限制,艰难地履行它的职责。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格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操纵人格三个部分运转的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并不神秘,它和其他形式的能量一样做功。心理能量进行的是心理工作,如思维、知觉、记忆等,这就如同机械能进行机械工作一样。人格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心理能,心理能在人格三个部分中的分布和转移构成了人格的动力系统,它决定着人格发展的方向。生命机体是一个动态的能量系统。这个系统的变化发展所需要的能量,来自人格系统的内部,这就是本能。本能表现着人的心理过程的原始状态,它好似一条河流,沿着一定的方向奔腾不息。本能的目标具有保守性、回归性和重复性三个特点,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定的动力,而能量的大小、动力的强度,又取决于本能所占有的能量。一个人饥饿越厉害,对心理过程产生的刺激和冲动也就越强,这时,他的整个心思都集中在食物上。同样道理,当一个人沉醉于热恋时,他就很难兼顾其他了。由于本能活动的中心是本我,本我可以说是心理能的储蓄池。那么,能量是怎样从这个池子里取出,而形成自我和本我的呢?我们从本我、自我、超我三个方面来看心理能是怎样分布和配置的。本我是通过反射活动和愿望满足的活动这两种方式来实现的。这两种过程的目的,都是用消耗能量来满足需要,给人带来平静。本我的能量都是在对象性发泄过程中消耗掉的。有时候,本能在选择能量发泄对象上,可能出现由一种对象转移到另一种对象上的情况——这就是移置,如饥饿的婴儿一时找不到食物,就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只要事物间有某种具体的相似之处,都会产生移置。本我的能量在释放中往往会与自我和超我发生冲突,这时,本我竭力冲破阻力。如果冲破成功,它就以过失行为把能量发泄出来,如果没有成功地找到发泄能量的途径,自我和超我便用这些能量,为自己的活动提供动力。自我本身没有能量,在本我的能量还没有转移到构成自我的潜在的心理过程之前,自我并不存在。只有自我这一新的心理过程被赋予能量后,自我才存在于人格之中。而激活自我潜力的出发点则是求同机制,求同就是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一致、等同或吻合。由于求同机制,使本我曾用在形成事物意象中的能量被转移出来,由自我反映在现实世界的真实面貌上。这种能量的转移,为自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随着自我的理性功能的产生,更多的能量从本我的储蓄池中流出,注入到自我中。自我从本我中汲取的能量,除了满足本能外,还可以用来发展感知、学习、记忆、判断、推理、想像等心理过程,从而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超我的控制机能,决定了它能够用从本我和自我中获得的心理能,阻止本能的能量在冲动性行为中释放出来,这种作用叫做反能量发泄。超我把能量投入到对理想、道德的能量发泄上,一个人在理想、道德上释放的能量越多,他就越能成为一个品行高尚、受人尊敬的人。需要指出的是,心理能在人格中的分布和支配,仍然是遵循能量守恒定律的。人格中的能量是稳定的,当自我获得了能量,本我和超我就必然失去能量。一个方面获得能量后,其他方面势必丧失能量。一个人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量在人格中的分布状况。如果人自身的大部分能量被本我操纵,他则可能是一个**不羁的人;如果大部分能量被自我控制,他的言行则会很现实;当大部分能量被超我所占有时,他将成为一个严以律己、道德高尚的人。
人性中需要的层次结构
在西方现代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看来,以往的人性论,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或是自然人性论还是社会人性论,都割裂了人的本能与人的理性的统一,所以,历史上的各种人性论都是片面地抓住了人所具有的某方面的属性而排斥了另外方面的属性。自然科学家如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对人性的关注则是人的动物性方面,而排除了精神性方面。就是一些社会科学如文艺复兴的文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是把对人性的理解主要定位在人的**的动物本能上,而另一极端的思想家们如中国的玄学家、道学家、佛学、西方的基督圣徒、泛理性主义者等等则对人性的动物本能理解颇感羞耻而不屑一顾。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式的人学理论总是使人学与科学无缘,人学被排除在科学的视野之外,因则,传统的人性理论都陷入了片面性。
马斯洛对传统人学的二元分裂的片面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指出传统人学研究表现的是一种病态的理性(在理性主义那里)和病态的冲动(在人本主义那里),它们所揭示的人性都是具有缺失性的、不完整的、片面性的人性,即非人的人性。马斯洛试图克服和超越这样的片面性,但克服和超越的基点在哪里呢?马斯洛认为这就是人的行为动机。因为在马斯洛看来,动机是本能和理性、性善与性恶、自然人性和社会人性的契合点。马斯洛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其内在动机,而动机又都源于人的内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前提。既然人之为人的本性是由需要驱动的,那么它本身就无所谓善恶,而只能是中性的;同时,既然生理和心理的需要部是人的行为的动力源,那么本能和理性就都是人性的构成部分,具有同源性。不仅如此,人来自于动物这一点决定人身上永远都会烙有动物的自然性痕迹,社会文明的进步所凝结的文化塑型力又总是将人的动物自然性痕迹包容于社会文化中,即按照一定的文化形式来表现动物自然性,这种表现过程的历史积淀最终使社会文化慢慢融为人格的组成部分,文化变成了人性的组成部分,构成特定的人的行为的动机,所以,自然人性和社会人性也就趋于同一。
马斯洛指出,在对人性的理解问题上,应当“对文化和生物两种因素部有恰当的尊重”。应该把遗传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人性论上的本能与理性的合二为一。从本能或自然来看,在人类及其个体中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或先验的人性。这是人类作为“特殊族类在生物上、气质上和素质上所有的”人性;是“不受个人影响的超越个人的(甚至超越人类的)”、“种族所有的人性特征”。它决定个人成长、发展的内在依据和动力,是一种“似本能”性质的属性。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帮助人们认识这种“个人自己内在的生命性、动物性和种族性”,达到认识真正的自我,成为自我实现者。从环境或社会机制方面看,社会文化环境是人发展的外部条件。马斯洛将先验的人性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比作为种子和土壤的关系,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发展只起促进或延缓作用,而不能改变人的内在的发展趋势,至多使这种发展变态、倒退或夭折。人性的延续与动物本能和完全依靠遗传的传递方式的动物性不同,人性虽然也是通过遗传因素,以“胚胎”的形式延续和保存下来,但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发展却是后天获得的,有赖于社会文化环境提供条件,因此,人性具有“似本能”的性质。从静态方面而言,人性是生物性和文化的统一;从动态而言,人性是天生和习得的有机协调。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结构的系统,需要的产生和满足是一个秩序化的动态过程,正是这种动态过程使人性不断趋向于更加健康、更加完美,也更加向善。人的不同需要的满足冲动构成了人性宁列中的不同层级,这种不同层级总的来说是从本能到需要的过程。马斯洛创造性地发现了从本能到理性之间有一个中间过渡性环节,他称这种环节叫做“似本能”。马斯洛认为似本能既有生物学上的基因基础,又有文化上的积淀范式基础。它之所以是人性结构中的固有成分,是因为它不同于人在社会生活中后天习得的那些具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认为这样是对的,也可以认为这样是错的,因而对某件具体事情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去做,甚至根本不去做,它具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性。但似本能如爱、安全和尊重等却不同,它是人的精神生存的基本需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和重要表征,人必须获得这种需要的满足,而不能自由地取舍,因此为它是人性的规定性,它构成了人的真实存在的本质部分;没有它,人与动物的界限就会模糊不清。马斯洛以似本能为中介,把人的精神活动纳入了研究本能需要的实证科学轨道,使人性成为可以用实证手段直接把握的东西。人性这样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对象被具体化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需要层次系统。在这个需要层次系统,马斯洛将它分为两大类: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和终极目标。
马斯洛认为,生存需要本身也是一一个序列阶梯。最低层次的需要是生理需要,它包括吃、喝、拉、撒和繁衍等方面,以维持个体生命和种系的生存。假如这种需要未能得到满足,那么其他一切需要都难以产生。推而论之,一切较高级的需要的产牛及其现实的表现强度都取决于它的较低级的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和满足的程度,马斯洛称此种情况为优势需要的优先性满足。当生理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其他更高层次的需要就会相继出现,并继而主宰人的机体,构成人的行为动机。这些需要依次是: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爱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关于需要的层次性,马斯洛举例说,设想一下由于飞机失事,造成孤身…人幸存于某一孤岛上的情彤。此时,对一般的人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生存需要,包括生理和安全两个方面,如对水和食物的需求,对能够抵御暴风雨袭击的农服和住所的需要。但一旦上述需求适当满足后,人们就会关心似本能性的精神上的满足,如需要人做伴,在吲伴中获得友谊甚至尊重等等。马斯洛指出,对人的行为动机起决定作用的是特定时期内的优势需要,若优势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会引起人的一系列无理行为甚至个性的缺陷。优势需要层次的不断提高和满足,人的心理健康程度也就得到不断的增加。
发展需要是一种成长性的高级需要,它是在生存需要的充分满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涉及到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马斯洛对这类需要进行了16个特点的分析,有人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首先,发展需要是在种系的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一切低等动物都有吃喝的需要,高等动物如猿类就有了爱和权威尊重的需要,而惟有人才有发展创造的需要。从个体发育过程来看,发展需要的出现也晚于其他方面的需要。正因为发展需要出现较晚,它对维护纯粹生存的迫切性就降低了,它也就更容易消失。其次,发展需要的弹性大,内含量趋于无限,难以满足。低级的生存需要往往带有明显的躯体感,与外在的物质条件环境直接相关,所以它的满足可知、可察,甚至有量化的限度,比如多少量的食物以维护他的个体生存。但高级的发展的需要几乎是无限的,它的满足需要更多的前提条件和更多的过程、手段与步骤以及个体的天赋。再次,发展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具有更大的社会性与公利性。需要的层次越高,就越要依赖于社会和他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就越密切,但由于需要的发展是人性向善的增长过程,所以,高级的发展需要的满足追求能使人更加融合于社会和他人,私心更少,社会的行为更倾向于忠诚、关爱和公民、公仆的意识等。最后追求高级的发展需要对个人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和走上自我实现。生活在高级的发展需要水平上的人,具有更长的寿命,更健康的身心。他们主观上怀有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丰富感,追求的是更高的价值。因此,他们的个性更伟大、更坚强、更真实,有着更充分的发展前景。
马斯洛指出高级的发展需要的最富人性的表现就是自我实现需要的产生与满足,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体现了人性的本真和无恶的至善,也是人生最高意义和价值的彰显。关于自我实现,马斯洛有过多种解释,其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自我实现就是人“不断实现潜能、智能和天资”,就是“完成天职或天数、命运或禀性”,是“在个人内部不断趋向统~,整合或协同动作的过程”,简单地说,所谓自我实现,就是指人在社会中力求发挥潜能、天资、禀赋、智能去实现远大志向或崇高抱负的愿望或趋势,它体现了个人天性和个人行为与社会价值的三位一体,是完整的“自我”或完整的“人格”的最终完成,如马斯洛所说:“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于自己的本性。”自我实现的人性境界犹如中国的孟子所描述的“人皆可为尧舜”的“圣人”意境。自我实现需要的产生,以人的其他一切较低级的需要的适度满足为前提。与其他较低级的需要不同,自我实现需要支配人的是主体内部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外部环境的控制。具有了现实的自我实现需要的人已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创造着永恒的价值。在他们身上,工作与人生乐趣已融为一体,他们在自己所热爱的工作的创造活动中获得了自我本质的确证,使自己的人生赢得社会的声誉与价值,让个体的有限自我人生与社会的无限发展意义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着自己的全部人性并使之升华为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