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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下属采取务实和创新的工作作风（第1页）

鼓励下属采取务实和创新的工作作风

科尔特别善于在重大事件上利用个人威望并为之作出表率。从常年积累的经验中他知道个人在政治上所起作用大于专门性机构。他尽管生性坦率又喜欢与人融洽相处，但是始终和同事们保持明显界限。他对下属和“亲信”们的工作的信任主要还表现在开内阁会议时限他们明确讲明风险所在。

在自己党的主席团里议事时科尔喜欢开门见山，说话直截了当，并且希望主席团其他成员也这么做。他固然生性爽直，但是在处理一些事物时也注意避免指挥得过于仔细，避免过分突出自己。他的“宽松”体现在允许别人持不同意见，然而，弄到最后他总是对的。若计划取得成功，他至少是给人开绿灯的发起者；计划失败了，他会分担责任，并且以其个人威望和地位为某个经他甄选的、不走运的下属打掩护——这一点尤其为主席团成员们称道。

科尔勇于承担全部责任，直至事情水落石出。他倾听别人所作的政治分析，然而不会盲从，他不愿意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的决策。“他不去理会别人的分析，正是这一点有时使他处于十分有利的位，”1990年3月28日洛塔尔·施佩特评论道，“分析家们纷纷感到，他们事先分析、总结出来的内容事后全变了样。这就是科尔最大的优点。他对事物发展有着了不起的直觉本能……他能顶住所有的预测和反面意见而立于不败……如果事情失利，他会在一个阶段里作自我反省，但他总能对付过去。”

星期二下午3时至4时30分召开议会党团会议。科尔在会议作出决议前常常先同议会党团领导成员商议一番。由于他始终参与出点子，联邦政府和议会党团理事会的代表、党主席团成员和联盟伙伴也参与其中，所以这种会议对他而言乃是轻车熟路，除非有什么地方“卡壳”。会前科尔常常有针对性地与议会党团主席通电话，取得了很好效果。议会党团主席和总理意见不一时则通过协商解决，以避免公开冲突。议会党团首脑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在1989年4月10日说，有时候“以议会党团名义让联邦总理‘改变主意’或者向他进言不能收到效果，反不如请他参与共同表决来得有效”。话虽如此，科尔也会寻求议会党团主席的提案，1989年5月在北约组织首脑会议的准备阶段围绕近程核武器及其更新换代的辩论即是一例。“当时的议会党团主席鉴于核武器的作用问题否定了短程武器的威慑作用，也否定了对短程武器的更新。其实这些提案均出自德雷格尔。德雷格尔要求就这个问题同苏联谈判。科尔开始当总理时偶尔还听取一些政府官员之间的争论，然而这种分歧会引起不必要的公开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逢到这类场合，科尔不再调用议会党团的力量了。

科尔需要党内第二号人物即基民盟总书记起主要辅佐作用。按照科尔的要求，党的总书记不是一名决定党务的“将军”，而是以党内最高“书记”的身份跟党主席缓急相助。自从1982年10月科尔接管政府以来总书记就起着这种枢纽作用，他辅助科尔的党务和政务，在两方面起协调功能。总理和总书记这一对搭档虽有摩擦，但还算配合默契。海纳·盖斯勒自1977年起担任总书记，1988年他在公开场合表示，这种党、政合一的工作方式把基民盟中央变成总理府的附属品，而党的总书记成了政府的传声筒。

总理府的其他重要辅佐官员是1942年出生的负责国内事务的菲利普·耶宁格尔律师和身为国务秘书的53岁大学教师瓦尔德马尔·施雷肯贝尔格。1984年11月，耶宁格尔接任联邦议院议员之后，科尔任命时年40岁的律师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为特别事务部部长和联邦总理府办公厅主任。他委托朔伊布勒协调耶宁格尔和施雷肯贝尔格的工作，施雷肯贝尔格仍然任国务秘书职务。朔伊布勒一方面要协调政府各部的工作，一方面要当好基民盟州长以及联合政府的联邦议院党团之间的联络官。

科尔希望属下拿出改革体制和组织的热情来，也要求他们承担责任和富有首创精神。他对下属的具体要求是：对待个人升迁问题要透明化；工作有压力时提高承受力和受挫力；每天接受新的信息。他明明知道，即使对于最优秀的属下也要时不时给予一点表扬和鼓励，岂知他肚子里装的好听话少之又少。他需要下属作出成绩，但在失败时他能泰然处之，特别在涉及到体制本身的弊端时他更是不动声色。处理公务遇到了官僚作风，不但不带个人特色，而且拖延时间，不能收到预期效果。每逢此时，科尔往往通过打电话或找人个别谈话直接解决。例如，1983年11月28日，他提议在1984年5月重新选举联邦总统时让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当候选人。在作出这项提案前，为了让魏茨泽克顺利过关，他竭力说服各党的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达34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