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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唯谨唯慎知进知退（第1页）

第七章唯谨唯慎，知进知退

《诗经》上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事应该小心谨慎，就像行走在快要融化的薄冰之上一上，就像马上踏进深不可测的河流一样。”

世事纷繁复杂，人事变幻多端。机会与风险并存，希望与变故同在。稍有不慎，小则可导致树敌招怨，功亏一篑；大则可导致身败名裂，倾家**产。唯有小心谨慎，稳打稳扎，循序渐进，方可求安身达命，成人成事。

唯谨唯慎，就需知进知退，知足知止。该进不进，就会错失良机，该退不退，就会贻误自身，知足知止，方可止于至善。

吕僧珍谨慎立身

吕僧珍字元瑜，是东干郡（治今山东济宁市北）范县人，家世居广陵（今江苏扬州）。

从南齐时起，吕僧珍便随从萧衍。萧衍为豫州刺吏，他任典篆。萧衍任领军，他补为主簿。建武二年（495年），萧衍率师援助义阳抗御北魏，吕僧珍随军前往。萧衍任雍州刺史，吕僧珍为萧衍手下中兵参军，被当作心腹之人。萧衍起兵，吕僧珍被任为前锋大将军，大破萧齐军队，为萧衍立下大功。

吕僧珍有大功于萧衍，被萧衍恩遇重用，其所受优待，无人可以相比。但其从未居功自傲，恃宠纵情，而是更加小心谨慎。当值宫禁之中，盛夏也不敢解衣。每次陪伴萧衍，总是屏气低声，不随意吃桌上的果实。有一次，他喝醉了酒。拿了桌上一个柑桔，萧衍笑着说：“卿真是大有进步了。”拿一个柑桔被认为是大有进步，可见吕僧珍谨慎到什么程度。

吕僧珍因离乡日久，上表请求萧衍让他回乡祭扫先人之墓。萧衍为使其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不但准其还乡，还给其使持节、平北将军、南兖州（治今江苏扬州）刺史，即管理其家乡所在州的最高行政长官。

然而，吕僧珍到任后，平心待下，不私亲戚，没有丝毫张狂之举。吕僧珍的从侄，是个卖葱的，他听说自己的叔叔做了大官，便不再卖葱了，跑到吕僧珍处要求谋个官作。吕僧珍对他说：“我深受国家重恩，还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以为报效，怎敢以公济私。你们都有自己的事干，岂可妄求他职，快回葱市干你的奉行吧!”

吕僧珍的旧宅在市北，前面有督邮的官府挡着。乡人都劝吕僧珍把督邮府迁走，把旧宅扩建。吕僧珍说：“督邮官府自我家盖房以来一直在北地，怎能为扩建吾宅让其搬家呢?”遂不许。吕僧珍有个姐姐，嫁给当地的—个姓于的人，家就在市西。她家的房子低矮临街，左邻右舍都开买卖的店铺货摊，一看就是下等人住的地方。但吕僧珍常到姐姐家中作客，丝毫不觉以出入这种地方为耻。

君子立身处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这是封建社会中理想的作人准则。然而，这并非常人可以做到。更有甚者，贵而忘贱，得志便猖狂，恣意妄为，最终身败名裂。吕僧珍可谓深知立身之道的智者，他功高不自居，身贵不自傲。从而使皇帝对他更加信任，放心。吕僧珍58岁时病死，梁武帝萧衍下诏说：“大业初构，茂勋克举，及居禁卫，朝夕尽诚。方参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丧逝，伤恸于怀。宜加优典，以隆宠命，可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不但如此，吕僧珍还被加谥为忠敬侯。吕僧珍善有其终，当和他立身谨慎是分不开的。

学而思之：谨慎立身，是对立身的价值有了充分认识。有了功劳，不要经常说起；有了恩宠，注意不可张扬；有了权力，注意不要滥用；有了做高官的朋友，注意不要趋炎附势；有过去的不得志的朋友，要注意不嫌弃。志当高远，事当谨慎，这是历史指示的做人原则。

疏氏父子知足长乐

疏广、疏受父子，在西汉昭帝时，先后受命为太子太傅，太子少傅，疏广学识渊博，教导有方，疏受好礼恭谨，温文尔雅，父子二人并为太子之师，天子尊敬，大臣钦美，荣冠朝野。

任职五年以后，皇太子年纪也长大了，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足就不会受到侮辱，知足就不会有危险，功成身退，这是最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你我父子，官至二千石，功成名就。如果此时不及时抽身退去，只怕将来会后悔的，我们现在一同离开长安，告老还乡，终其天年，这不是最好的结局吗?”疏受叩头道：“听从父亲的安排!”

于是二人称病求去，汉宣帝答应了，并送他二十斤黄金，皇太子送五十斤；当他们离别长安时，满朝公卿饯行于都门外，车连数百辆，路旁围观的人叹赞道：“贤哉，二大夫!”

回到故乡以后，他们以朝廷所赐黄金，每日摆酒设宴，广请乡里父老，并经常问还剩多少黄金，督促赶快花掉。有人劝他们道：“何不买点田产房屋传给子孙?”疏广道：“我岂是老糊涂了，不顾及子孙!我想过，我们家还有薄田、茅屋，只要子孙们辛勤劳作，完全可以满足衣食之求，不会比一般人差；如今若是再多给他们添置财产，实是会使他们变坏。本来很贤明的，财产多了，便会胸无大志；本来愚昧的，财产多了更会去干坏事。而且富有的人，众人都会嫉妒。我纵使不能使子孙变得知书达理，也不愿意他们去干坏事结怨乡亲。这些黄金本来是皇帝赏给老臣养老，拿出来同大家共同享乐，安度晚年，不是很好吗?”

因此二人在乡里中也很受人爱戴，平平安安度过了一生。

疏广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大官，实在是很懂得点辩证法，很有点远见卓识，他的言行，与后世的某些大官，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首先，他不贪恋权势。如果他不主动提出辞官，汉宣帝会照样给他以礼遇，而等到皇太子将来继位，他们父子的权势一定会隆盛无比，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放弃权势，这固然是由于他们对专制时代祸福难测的隐忧，也表明了他们对权势的淡漠。而后世许多大官小官们，哪怕到了四肢不灵、五官不清、一饭三遗失的耄耋之年，也还是牢牢地抓住权柄不放。其次，他不贪财。几十斤的黄金，即使在古代，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然而他不留不传，全都用来宴请乡亲。而后世的许多大小官员们，已经享受了十分丰厚的俸禄和许多特殊的待遇，还不知足，还要贪赃枉法，纳财受贿。第三，他不为儿孙谋。他既不为儿孙谋官，也不为儿孙积财，让儿孙们自食其力，他清醒地认识到，为儿孙谋得太多，只会产生出一批纨绔子弟。后世许多大官小官，自己高官厚禄了，还要封妻荫子，趁着手中还有权，口中还有气，还要将儿子；女儿、女婿以至孙子、外孙子的乌纱帽、金钱财宝、房屋车马，都要争足了。比起疏广来，后世的大官小官们不知愧也不愧?不，他们不会愧的，因为他们不懂辩证法，不懂历史，也不管未来，他们是一群“实惠主义者”，今朝有权今朝用，明日无权明日愁。“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古代哲人的这些话难道不应作为后世官场的官箴吗!

有一位要人曾经说过，他当初并没有想到会当上那么大的官，后来却不期而然地当上了；有的人拼命追求，最后反而身败名裂。看来在官场上，知足者不只常乐，而且还常得，得到他并没有想到会得到的东西。

韦世康是隋文帝朝中的一名大臣，他性格沉稳、谦恕，在吏部任职十余年，隋朝险恶的政坛风波并没有波及到他，要问他为官的诀窍，便是知足，没野心。他常对家中子弟说：“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他曾一再要求退休，隋文帝只是不许，反而一再提拔，最后长到荆州总管这样的要职。当时天下共有四个总管，那三个总管都是由隋文帝的三个儿子担任，只有他一个外姓旁人，可见隋文帝对他宠信之深。

学而思之：祸莫大于贪欲，福莫大于知足，这是古代许多先贤圣哲教给人们的一种处世哲学。既然贪权揽势是致祸的缘由，知足知止也就是避祸的法门，不该伸手别伸手，应当驻足快驻足，这样外可少树敌招怨，内可以减怒保肝，既可平安于官场，也可快意于人生，实在是养生全命的法宝。

周亚夫不知谋身

汉景帝初年，晁错创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便授周亚夫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又未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

周亚夫出兵之后，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其余五国也节节败退，没用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平安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

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但由于他得罪了人，便有人寻机报复。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但他恨上了周亚夫。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给他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太蔑视皇帝，因而皇帝深为愤怒。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王皇后要求封自己的哥哥王信为侯，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这还罢了，他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

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后来又由于其他事情，景帝对他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太，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慌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只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

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周亚夫的儿子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他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

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